笔者认为，对于远古神话传说，我们首先不应盲从，而是应该给予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评判。人常说：“无风不起浪”，又说：“水有源，树有根。”也就是说，神话传说往往折射了古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背影。社会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霍想有先生主编的《伏羲文化》论文集，著名学者霍松林先生针对国内近年来伏羲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总结了五个方面：第一，学者们面对事实，摆脱了伏羲属于南方苗蛮集团的成说，得出了与“伏羲生于成纪”的文献记载相同的结论，一致认为天水是以伏羲为代表的华夏先民长期生活的主要领域。第二，学者们用大地湾遗址、文物以及附近的山川、古迹等等，论证了伏羲画八卦、结网罟、取火种、制嫁娶、造甲历、创乐器、造书契等许多发明创造的充分可能性，一致认为天水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第三，学者们认为：从伏羲母亲的“神婚”到伏羲的“兄妹婚”和伏羲倡导的“媒聘婚”，反映了从杂居群婚到对偶婚的变革，标志着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伏羲被称为“人文初祖”，这是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学者们认为：伏羲最初应是一个氏族及其酋长的名号。这个氏族不断繁衍，便由成纪向陈仓、中原及其他广大地区迁徙，故在全国许多地区都有伏羲的传说和遗迹。苗族传说以伏羲、女娲为其始祖，只能从正面证明苗族是伏羲的后裔，而不能反过来证明伏羲、女娲生活在南方。第五，有些学者提出：伏羲氏族以蛇为图腾，这个氏族通过兼并、联姻等方式，将以马、牛、狗、鹿、鱼、鸟等为图腾的许多氏族吸收进来，便以蛇图腾为基础而综合其他各种图腾的某些特征，形成了龙图腾。因此，伏羲乃是龙图腾团族的始祖。
综上所述，伏羲诞生地问题早已不辩自明。我认为，伏羲及伏羲文化虽构不成陇南文化的主体，但对于陇南文化而言，这种与中华远古文化若即若离、梦牵魂萦、剪不断理还乱、错综复杂的美妙关系，不正体现了陇南历史文化丰富多彩的多元特征？！
5、宕昌国、武都国、阴平国等地方政权存续的确切时间问题。
岁月悠远，简坠墨销，由于不同的史书对同一件事往往有着不同的记述，甚至《资治通鉴》与诸正史之间的记述亦有差异，加之自己才疏学浅，虽说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对于如宕昌国、武都国、阴平国等地方政权确切的存续时间，却仍不能有一个很好的论断。还有如：陇南武都道的初建地到底在哪？武都国、阴平国等地方政权的治所又确在何方？等等。诸多“疑案”有待进一步考证，本书中，我只能综合现有的史料，尽可能“科学地”梳理出自己的判断，归纳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答案”来应对陇南历史文化的讲述。这些问题，我也愿借此机会，讨教于专家、学者，并与读者朋友们共同商榷、探讨。
6、首届全国《秦人西垂文化座谈会》。
2000年7月20日至21日，礼县召开的首届全国《秦人西垂文化座谈会》（也就是后来人们通常所说的“先秦文化研讨会”）必将为陇南文化的构成和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市博物馆、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秦俑研究室、陕西省宝鸡市考古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秦安大地湾文物研究所等知名历史学家、教授、学者及陇南地、县有关领导60多人参加。会议紧紧围绕秦人西垂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工作进行了专题研讨。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学术组长李学勤先生致信祝贺。（据了解，此次座谈会举办时间是礼县县政府专门与李学勤先生事先确认了的。临时因李学勤先生要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汇报《工程》进展情况而未能到会。）会议期间，专家、教授、学者在地、县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永兴乡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永兴乡赵坪、县博物馆进行了实地考察观摩。
与会专家、教授、学者对大堡子山秦公墓的发现及此次会议给予了很高评价。中国社科院先秦研究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办公室学术秘书江林昌宣读了李学勤先生的亲笔贺信：“此次盛会在甘肃礼县召开，是学术界今年一件要事，礼县为秦人发祥之地，关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甚为深巨。前几年秦公大墓的发现，引起了很大震动，可惜未能完全保存，所造成的遗憾无法弥补。在此会上必能就礼县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提出新的见解和建议，有裨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
在参观赵坪先秦墓道时，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教授韩伟先生说：“秦人的文化是在这里开始的。这里是民族文化融合区，如果能在考古中发现氐、羌、戎的文物，再加上秦人的文物，谁家的博物馆都比不上。”北京大学考古系副主任、教授刘绪说：“寺洼文化在这里有着极其丰富的遗存。寺洼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马鞍形罐，这些典型陶器在西和、礼县发掘了很多。”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曹玮说：“本世纪在我国考古有两大发现，就是甘肃敦煌的藏经洞和大堡子山的秦公墓。大堡子山秦公墓的文物在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台湾都有发现，它的发现不是科学的发现，其发掘价值就远远降低了，但可喜之处是秦公陵园的发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博士李朝远先生说：“如果给大堡子山一个定位的话，我当时想到的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井冈山。登上了大堡子山就像登上了井冈山，有一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感觉，今天可以这样说，大堡子山是秦人最后统一全国的摇篮。秦人早就走向了世界，同时，世界也走向了秦人当中。”
针对秦人第一陵园及秦早期都城等问题，韩伟先生说：“从现在看，礼县绝对有更大的墓地，应该和凤翔和临淄韩玉香那么大的墓地。我们看到贵族在那里埋着，规格不低啊！今天看到五鼎四鼎规格是贵族墓，所以我们要注重发现诸侯、王公墓，如果按秦公算，在二百年里，一个统治三十年，没有七八个？没有十几个？因为礼县是秦人发源的第一个起源区。在全国来说，从非子到宁公这一段，只能在这个地方，其它地方不可能再有。”陕西省秦俑研究室主任徐卫民博士说：“大堡子山秦公墓的发现在全国考古界和世界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之所以很多人都知道礼县，是因为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九八年我在礼县考察，在大堡子山上捡了好多陶片。这里昔日就叫西垂或西犬丘。大堡子山名望非常大，它的发现对于秦早期都城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都城就在大堡子山附近。但站在大堡子山上一看，在赵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礼县是秦人发祥地。保护、开发、利用先秦西垂文化，是造福今人、惠及后代的宏大文化工程，必将对当地及全省、全国历史研究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产生重要作用及深远影响。
笔者有幸学习、参加了这次盛会。之所以在《陇南文化·绪论》中要专门提及此次座谈会，我认为，以前秦文化及秦文化研究的大本营在陕西，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的发现与发掘，为陇南文化之先秦文化的存在与凸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虽然至今秦文化的中心仍在陕西，但是，秦文化的源头却在甘肃陇南，毋庸置疑，先秦文化与白马氐文化、羌藏文化等，以其独特显著的历史文化特征，不可替代地构成了陇南的主流文化
四、陇南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的一些关系问题。
陇南文化与巴蜀文化、秦陇文化或关陇文化、洮岷等文化之间，随着军事交锋、政权更迭、人口迁徙、经贸往来、社会发展，自古以来，文化上也多有互补与融合。虽然，巴蜀文化、秦陇文化或关陇文化、洮岷文化至今仍构不成陇南地域文化的主流，但毫无疑问，这些文化必将成为陇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陇南文化与天水文化之间的关系却比较特别。
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1958年4月8日，“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国务院决定撤销武都专区，其所属武都、岷县、宕昌、文县、康县5个县划归天水地委领导。”同年4月4日，原两当县行政区域全部并入徽县，7月14日，徽县与成县合并，成立徽成县，县址设徽县。8月23日，西和县与礼县合并，成立西礼县，县址设礼县。至1961年11月25日，国务院决定恢复武都专区。12月15日，武都专区下辖武都、文县、宕昌、康县、成县5个县。1963年10月23日，国务院决定，撤销临洮专区，岷县划归武都专区管辖。1985年5月14日，武都地区更名为陇南地区，行政公署迁驻成县（未搬迁），原天水地区所辖西和、礼县、徽县、两当4县重新归陇南地区管辖，岷县归定西地区管辖，至今，陇南所辖9县行政区域基本没有变动（见《中国共产党陇南地区大事记》一书，2003年7月版）。
建国后至1985年，西和、礼县等县长期归天水地区管辖，因之，在天水出版的许多书籍里，诸如西和仇池山、伏羲崖、仇池国、氐杨氏杨茂搜、杨难敌、杨难当、前秦皇帝苻坚、乞巧节、陇南影子腔、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汉代著名的辞赋大家赵壹、祁山堡、春官说唱、两当号子、张果老及张果老登真洞、王羲之家谱等等都成了天水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如对伏羲诞生地的争论一样，好东西大家争着抢。既然前因（行政区划的变更）已成事实，那么，我们何必要过于认真、刻薄地去追究人家认定的所谓地域文化结果呢？
千说万说，现在西和、礼县归陇南所辖，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好当下的事。
其实，行政区划对于文化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甚至是不可能的。
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它是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等。但在某些方面，地域文化又与文化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文化地理学是以“地理学”为中心展开文化探讨的，其“地区”概念具有极强的地理学意义，它疆域明确，系统稳定，与现实的“地区”是吻合的。而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了它们的地理学意义，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巴蜀文化·编者札记》）正因之，我们在《舟曲县志》、《青川县志》、《岷县志》、《广元市志》、《天水市志》、《甘南州志》、《平武县志》、《定西市志》、《汉中志》等等方志中，发现陇南文化的影子就不足为奇了。晋人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本地方志，所谓“华阳”，泛指华山以南，《华阳国志》主要记载了以今四川省为主的西南地区从远古到晋代的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内容，其《蜀志》、《汉中志》等篇章关于陇南历史、地理、民族、民俗文化的记述，无疑成了今天我们研究陇南古代历史文化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撰写的《陇南文化》一书，其文化概念仅包括今陇南市所辖8县1区的历史、政治、民族、民俗、及宗庙等文化。原属今陇南所辖的岷县、及原属文县今归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管辖的博峪等属地文化，《陇南文化》暂时无法顾及。
至于陇南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交叉、重叠等情况，我想，若要“欲穷千里目”，何不“更上一层楼”呢？如果我们将行政地理上的甘肃南部——陇之南——包括天水、甘南等地市统统广义地理解为“陇南”，那么，曾经在文化地理意义上争论不休的诸多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
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