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我认为，人类学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是相协调的。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对人类学及应用人类学逐渐认识的过程。最初，在开展经济建设时，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工程师，人们认为建设一个项目的成败主要是工程设计是否完美；后来，讲求经济效益，经济学家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要计算工程是不是物有所值；到了后来，人们发现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大型开发项目中，环境和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离开了当地的人，没有考虑到怎样带给当地人更多益处而减少对他们的不良影响，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工程的进展十分缓慢，甚至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环境破坏了，没有了持续发展的保证，即便工程能够建成，很快就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耻辱柱。更何况还有许多本身就与人的福利、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等有关的项目，更需要考虑社会文化的因素，要了解当地人的意义体系和价值观。这样，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就成为项目评估专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国现代应用人类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和项目评估有关的。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其中也包括好几位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用一些时间和精力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主要是为一些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各种基金会做评估工作，大部分是项目立项前的评估和项目进行过程中的评估。
徐：不少学者都讲人类学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是一门显学，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王：答案应该基本上是肯定的。相对来说，美国人类学家在薪金上并不高，我记得美国一份报纸说，在大学各科系中，以机械系的毕业生收入最高，平均月薪达3189美元，其次是农业与森林系3119美元，经济系为2923美元，数学与统计系则为2716美元，商学系月薪达2626美元。而相当受美国大学生欢迎的英国文学系毕业生月收入反而比不上一个高中毕业的技工，只有2082美元，代表第四权的新闻记者的月薪也只有2000美元，生化学系的毕业生更只有1990美元，心理系则是1974美元，人类学系的学生平均月薪似乎比心理学系的还要低一些。因此，除了为了将人类学知识应用于社会文化变迁实践的目的之外，作评估专家对某些人类学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不无小补，同时也有一些时间并不算长但却可以联络学术同行和进行资料搜集工作的机会。
但是，这只是相对来讲，人类学系毕业的学生和其他许多不太热门的专业一样，都有找工作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每个人的能力以及学校的声望在求职的时候是更重要的，和我相熟的一位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刚刚毕业就在纽约的一家较大的主要从事网络等业务的计算机公司里找到了工作，据说收入也还不错，其主要任务是为国际性网络提供如何在不同文化的场景中开展业务的咨询意见。也有几位已经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在美国获得了大学教师职位。
另外，收入低并不等于学问不重要。人类学在美国还是很重要的一门学科，也许您可以把它理解成显学。美国大学生通常都知道人类学，在大学中可能也曾经选过人类学方面的课程。美国人类学家中许多人是在普通的教学大学（teaching university）中工作，在这种大学中，研究项目经费相对少一些，教学负担比较重，学校通常没有人类学的博士、硕士学位，在学校中大概只有两三位人类学家，他们通常就是教与人类学有关的课程。有些教学大学还有人类学系。在研究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中，开设人类学系、有人类学硕士博士项目则是很普通的事情，而且由于美国许多大学系科目录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的，人类学系（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常常在最前面的位置。在许多通俗读物中，你也很容易找到人类学这个词。重视文化、重视人、重视环境，已经成为一般老百姓的认识，而且会拿在这些方面的得失来衡量和评价政府。公司、社会团体甚至地方政府的某些计划因为涉及到文化、环境和人而遭到民众反对和否决是经常的事。我在美国的时候，正好有一套着名人物肖像的邮票发行，其中有着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面值32美分，正好是当时美国国内普通信件的邮资。曾经长期任职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也是许多一般美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我有的时候和美国老百姓交谈，告诉他们我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作人类学研究。就像没有人问我中国在哪里一样，没有人会问我人类学是研究什么的，在表示钦佩之余，也多鼓励我利用美国的研究条件多了解美国文化。尽管我曾经读到几十年以前美国人类学着作中有人们不知道人类学为何物的说法，但在美国期间却的确没有碰到过。也许这正是美国人类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吧。
徐：请您将中国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研究和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比较。
王：刚才我已经提到了美国人类学的普及情况，与之相比，在中国，人类学普及程度却相当差，不太为人所知。这当然与学者们在人类学普及工作中所做的工作不够有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社会上人们对人的重视不够、对文化的关怀不足，对这门学科的意义也就不愿意认识或者认识不清。到目前为止，尽管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在中国政府决策行文中出现，许多人却依然没有将眼光从短期利益上移开，希望从学问中能够直接谋取利益，没有足够的兴趣来探求对人文社会的解释。由于各种资源的掌握者们对人类学的认识不充分，再加上学者也没有很好地用恰当的方式证明其学术价值，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也很少。人类学从学科性质上来说，特别是当代人类学，主要应该是一门解释性的学问。借助人类学知识能够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需要和可能性，特别是倾听那些过去不太被决策者们注意的普通人的意见和建议。值得欣慰的是，近两年在新的一轮文化热中，人们对人类学有了更多一些的兴趣，使得这种情况略有改观。而且，像世界银行青海项目、三峡库区移民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实践向人们说明着人类学知识的重要性。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希望将来人类学能够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得到人们的重视。
徐：在哈佛的一年访问，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这次学术访问收获很大，表现在许多方面。我在哈佛大学期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选读了华琛（James Watson）教授的“中国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Chinese Family，Marriage，and Kinship：ACentury of Change）、“跨民族主义、全球化与地方文化”（Transnationalism，Globalism，and Local Culture）、努尔·亚尔曼（NurYalman）教授的“人类学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of SocialAnthropology）三门课程。参加了为期两个学期的中亚问题研讨会（workshop），这个研讨会由设在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中亚研究中心主办，汇集了大波士顿地区许多有兴趣的学者一起参加，研讨会还请了一些到美国访问的中亚和西亚学者来做演讲。哈佛大学不愧是世界级学府，学术气氛很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每周都有许多与中国、东亚有关的学术讲座，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每个星期也都有一次学术讨论活动。我先后参加了这两个机构以及哈佛一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历史系等机构举办的三十多次有关的讲座和研讨。此外，我还到费城和波士顿分别参加了美国人类学会1998年度（第97届）大会和美国亚洲学会1999年度年会。还参加了在哈佛大学举办的“新疆族群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关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两个会上分别发表了讲演。我在哈佛中国论坛上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
在美国期间，我应邀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科瓦利斯俄勒冈州立大学、奥兰多罗林斯学院进行讲学，分别作了《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西北民族文化》、《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新疆的族称与族群认同》等专题报告和演讲，并在“中国商业文化”、“中国大学生文化”、“东亚民族志”等课程中参与教学。此外，先后顺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美国文理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等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有些大学还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为了继续深化中国人类学史研究，我先后访问了一些从事或者关心中国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如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武雅士（Arthur Wolf）、葛伯纳（BernardGallien）、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孔迈隆（Myron L．Cohen）、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华琛（James L．Watson）、麦彻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郝瑞（Steven Harrell）、葛希芝（Hill Gets）、顾尤勤（Eugene Cooper）、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鲁比·华生（Rubie S．Watson）、安·安纳格诺斯特（Ann Atmgnost）、杨江（John Young）、王保华（BernardWong）、司马晋（James D．Seymour）、杜磊（Dru Gladney）、顾定国（Gregory E．Guldin）、魏伯乐（Robert P．Wellerl）、路易莎（LouisaSchein）、孟澈理（Chardes F．McKhann）、罗伯特·摩尔（Robert Moor）、温以诺（Enoch Wen）、阎云翔、景军、施传刚、宝力格等。此外，还访问了一些正在学习中国人类学的博士候选人和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前后录制了50多盘访问录音带。同时，我利用很好的研究条件，搜集了许多有关人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国人类学、心理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新疆近现代社会文化等专题的图书和论文，为下一步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
如果概括来说，这次在哈佛大学的收获主要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结识了朋友、交流了学术，对我今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帮助。
徐：哈佛回来后，您对中国人类学近一年的发展有什么评价？您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难点是什么？焦点是什么？
王：在哈佛的时候很关心国内的学术进展，与朋友们经常通电子邮件，从互联网上也能够了解到一些信息，总的来说，发展并不平衡。在最近这一年中，有些研究机构继续了很好的发展势头，另外一些则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困难。在一些报刊上和其他场合出现的学术批评不正常情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学术批评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能够进行人身攻击，否则建立不起来学者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对本来就不强大的中国人类学研究阵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难点问题，我在《中国民族学史》下卷中已经就此发表过一些意见。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的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位置不清、在以民族学为名目的研究中长期没有真正突破不包括汉族研究的格局、学术批评不健全和各种学术矛盾的影响、学术贡献和所得报酬的不平衡性等都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中的较大难点。至于讲到新的体验，概括起来说，我认为，现在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可能还应当加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如何能够适应已经进行的体制改革。在思想上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一些陈旧观念扭转过来，建立新的更完善的学术机制，都是对当前中国人类学家们很大的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术发展应当走在头里，而不是落在后面。但是到底如何发展，却是一个需要更多讨论和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