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为一个初学者，学术成果无几，只是在《中山大学学报》、《南方人口》、《民族研究动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广州社会》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9篇，代表作主要有：《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澳门人口与族群》（《南方人口》1996年第3期），《论布鲁斯炊格尔的民族考古学思想》（《民族研究动态》1906年第2期）。如果说有所创新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对族群概念的界定，在此也一并提出来，希望各方专家指正。我在研究中分析综合了有关的概念，并结合个人的理解，对族群概念作出如下界定：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二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即称为族群。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系、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这两方面都是客观的标准。族外人对他们的区分，一般是通过这些标准确定的。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意识即对我群和他群的认知，大多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有时也借助于某些客观标准加以强化和延续。我认为可以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该定义，即可以等同于我国的民族一词；亦可以指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如客家人、广府人、潮州人等；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如华人族群等。本界定看似宽泛，其实具有很大的适用性，如同文化的定义一样，尽管无所不包，但在具体操作上，很容易把握其具体涵义，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发生歧义。
我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宗教人类学，这是我新介入的一个领域，也是现代人类学所必须触及的一个方面。同时，我还在对族群作进一步的研究，如澳门族群方面及企业中的族群关系及族群认同。另外，基于以往的田野调查基础，我还会旁顾一下流动人口的研究。
徐：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崛起，您认为如何？您对人类学在中国的现状如何评价？
孙：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因为人类学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学科，引进的历史并不长，况且其间又经历了撤销与恢复的过程。实质上它正处于重建后的发展过程中，充其量也就是正在崛起。中国人类学的现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困难与希望同在，希望多于困难。目前，学科内的对话已经展开，但更重要的是实现学科间的对话及人类学与现实社会、与世界的对话。
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难点是学科地位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建议？
孙：人类学发展的学科地位问题在全世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对人类学等学科的兴趣和支持已有所下降，人类学的本科教学计划的投资也已削减，其在大学中的教学和研究职位的数目已减少了。这种情况，也许是学科发展、分化时期的正常现象。的确，在我国，人类学所面临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在学科归属、学位设置等方面还没有理顺。但人类学者不能只是等待或抱怨，应积极地争取。首先，要用自己的学术成就去奠定我们的学科地位。其实，大家也是这么做的。近几年，应用人类学理论研究我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学术成果纷纷面世。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应该将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渠道公布于众，墙内开花墙外也要香。其次，也希望在国家政府中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积极为人类学鼓与呼，让政府和社会能够了解人类学潜在的价值。这样，再加上广大人类学工作者的实干，不久的将来肯定会为人类学在众多的学科中争得一席之地的。
徐：人类学本土化是全世界人类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请您谈谈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应如何“化”法？
孙：人类学本土化自20世纪30年代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首倡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类学者所追求的。期间几经波折，到80年代初期人类学重建后，人类学的本土化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今。面临着世纪交替、新老学者交替，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专门化。在多元的世界格局中，许多社会文化背景值得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人类学在初创时期是以对原始的“未开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属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衍生物。当时，人类学者的研究只是侧重于对某一族群、某一社会的习俗、制度进行静态的记录、分析、解释。人类学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对原始部落进行考察，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工业化社会。况且由于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全球扩展，即使是研究小村庄、小城镇，也离不开分析其所处的国家与社会大环境。除少数极度同质和孤立的文化群体以外，文化群体之间的接触及互动必然产生形式多样的族群关系。正如吴燕和先生所说的：“动态的文化分析与解释，动态的文化传承与蜕变，乃是文化人类学继续不变的工作目标。”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也应坚持这一目标。
我认为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应从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对象本地化，理论体系中国化，研究目的实用化。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追求人类学的本土化，并非是将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及理论方法囿于中国本土，还应该考虑从本土走向世界。
徐：田野考察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请您谈谈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体会和经验？
孙：田野工作是作为一名合格的人类学工作者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人称其为人类学的“成年礼”。进入人类学视野的几年中，我也有了一些田野经历：1998年6月，到东莞厚街镇作外来农民工调查；1996年1月，到湖南郴州宜章县作农民工输出地调查；1996年7～9月，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西藏等地作“中国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调查；1995年～1996年，先后赴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的达诚文具厂、沙井镇的万丰村、东莞市的厚街镇、珠海市斗门县的乾务镇及澳门等地作过深入的实地调查。
短暂的田野经历，给了我丰富的学术体验。田野是人类学者的大舞台，可谓魅力无穷。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加强了我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先后积累了大量的调查笔记。在田野考察中的感受有：（1）进入容易，深入难。田野给人类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视象，我们很容易就从真切的临境感受中得到论证的材料和灵感。但如何深入下去、如何开启表象获取真谛，却是一个难题。由于角色、语言、调查的时间等方面的问题，使我们的研究很难深入到理想的境地。对此，甘肃省副省长洛桑灵智多杰作为藏族的一员，他深有感触地说：“关于藏区牧民的生活是有季节性差异的，学者所研究的只是夏季，而大雪封山时，他们没草、没水、没饭，这种情形下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2）人类学者应该有种使命感。当代的人类学者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猎奇，但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学术探索，同时也应时时思索我们究竟能为他们（调查对象）做点什么。特别是当我看到淳朴的藏族孩子那一脸没有受过任何污染的纯真笑容时，当我访问外来的女工，他们感激地对我说着“谢谢您问我这么多问题，谢谢您听我说了这么多”时，我不仅扪心自问：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是否真该做点什么？（3）如何将城市纳入我们的视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应从只关注乡村社会转为乡村与都市并重。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都市中积聚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并逐渐蔓延到都市化过程中的乡村，这需要人类学者的积极参与。
人类学的田野，是希望的田野。但考虑到田野调查本身侧重于微观，而对宏观的把握不够，我主张借鉴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用宏观与微观、点与面相结合的方法去分析、探讨人类学的问题。因为统计分析对人类学同样是不可少的，近来利用统计学知识处理人类学问题的情况已有所增加。其实，统计学在人类学中的应用是已久的事，如从泰勒对统计分析的运用（他《调查公共机构发展的方法》的论文被认作最早将统计程序运用于文化分析的例子）到博厄斯对应用统计方法的尝试。70年代，在西方的人类学分支学科里已出现了一门“计量人类学”，这说明人类学家愈来愈把统计学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应用于分析所取得的田野资料。在实际研究中，我也尝试使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互为补充，以阐释有关问题，也补单纯田野调查之不足。
徐：作为中国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为了振兴中国的人类学事业，您有何打算？
孙：人类学的崛起和振兴需要一代代学者坚持不懈地努力。对于它，我很有信心，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将自己的职业与兴趣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幸运。同时，作为人类学新生代中的一员，我也深知肩上的重任。好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许多老一辈的学者已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有着良好的传统可以继承。但我们不应满足于循规蹈矩，而应继往开来，不断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原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