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教授
徐杰舜
徐：庄先生，你作为中国第一批民族学博士，我当然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我首先有兴趣的问题是你选择这一专业之前的想法。
庄：你知道，谁都想改变自己寻求新的发展。1978年以前我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书，那时是教社会发展史和俄文。当时中学的外语教学和50年代恰恰相反，我是说已从起初的几乎全是俄文课变成了几乎全是英文课。我参加过北京东城区的中学外语教改，俄文已很难被重视，我知道我必须离开中学。我父亲早就认为考试一定得恢复。这样他辅导我的生物进化论和人类早期社会的知识，同时他辅导我妹妹细胞生物学（她是中学少有的德文教师），这两门知识刚好是我父亲通晓的生物进化论的两个端点。我们受益于他的家教准备，1978年我们分别考上北师大生物系和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授和黄淑娉教授的原始社会史专业）的研究生。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当时民院的研究方向既没有写人类学，也没有写民族学，但我们的课程中包含了片断的民族学知识。所以，可以说，我走上人类学民族学之路纯系家学等待机缘的结果。在后来了解了人类学的全貌以后，我开始喜欢起这门学问。
徐：早期教学的感觉怎么样？
庄：“文革”后百废待兴，教师学生心气很高。那时的经费是百分之百的到位，很少有利用职权“层层剥皮”的现象。林先生很早就想把哈佛的“席敏纳”在教学上实践，我们都很认真地学习讨论；和北大考古系有良好的交往，我们去修新、旧石器考古两门课；他们的学生也来听原始社会史。在老师中，黄淑娉老师是我见过的最严谨正直的人。特别在云南的田野调查，你知道我们系的实习基地一直偏于西南，因为有这方面专长的老师多。黄老师和我们一起砍路穿密林进到攸乐山（基诺族所在地）腹地，我们很佩服她。她年岁大，但不停止学习，所以至今她的论着和论文仍然是我们喜欢的。你知道，现在的学生有很好的鉴别力，他们可以从文章中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位教授什么时候停止了学习。
徐：你个人在云南的实习关注那些课题呢？
庄：我个人关注的是山地民族的家族制度，以及游耕的生计方式。那时我仔细阅读了关于英文的lang house（于栏建筑）的文献，试图收集云南山地大家族住房的所有类别，所以我几次去西双版纳、德宏、怒江大峡谷和江城、绿春等地。特别是走到几个边界点，发现了一些生活中的大家族个案，使人兴奋不已，后来都写进《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一书，包括不少绘图，都是得自于数次田野工作。那时俄文还有大体可以读懂的保加利亚文，一位她的爷爷就生活在这种大家庭的塞尔维亚导游／留学生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着作。我知道，今日动荡不安的科索沃以及高加索山地，在二战前还有这种公社制。现在国内的研究生好像未见谁有这方面的兴趣。我的硕士论文是欧亚大陆两个地理区域大家族生活方式的比较研究。云南使我开阔了视野，因此得感谢我的导师。
徐：你以前告诉我很早就注意拍照片了……
庄：是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拍过怒江大峡谷、傣族坝子和一些山地民族的生活方式，特别记得烧山（游耕，或俗称刀耕火种）后的壮观景象，傍晚，在山风吹拂中过火的树林一片通红。那就是一种以前被我们误解的适应性的生活方式。我当时仔细读了国内学者50～60年代撰写的调查报告，特别是关于怒江峡谷的几个民族家族制度和游耕程序，包括水冬瓜树的记录以及刀耕火种的劳力投入与产值数据，引人兴味。但数据的内涵没有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徐：80年代初国外文献仍然很难获得，怎样研究呢？
庄：那时有一些内部翻译材料，是所里的老师编的。也通过在美国的亲戚从台湾辗转买到诸如《中国人的性格》、《当代文化人类学》、关于现代化与中国化的论文集，以及英文版的教科书等。我看到了一位澳洲的学者撰写了西南山地民族顺山脊南下直抵中南半岛南端的记录，以及拉帕帕特（R．Rappaport）关于新几内亚游耕能量投入与产出的巧妙生态适应性新见解，这是我非常有兴趣的。我看到怒江的这类数据也是一个证明。但过去总是把有序的游耕和毁林烧荒混为一谈。从此我重新看待了刀耕火种的本质。
在多次旅行中，我从人口密度和生境的压力上总结了在云南的两种游耕方式：前进游耕和螺旋游耕（《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第182～186页）。后者造成了定期循环的游耕年度周期，以使在一个年度周期内保证林木复生和维持良性生态循环，同时造就了宗教仪式和习惯法的文化规矩。在我发表这一论文后，注意到国内一些同行也关注这类题目，我很高兴，然而至今有深度的研究寥寥无几。不过后来我改变了研究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七开始转向汉人社会。
徐：有人参与的生态系统和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庄：《父系家族公社形态研究》一书（1984）出版前两年，我第一次得知联合国委托德国人在北京大兴县援建太阳能村的事，因为我妹妹是德文翻译。她从小就能说能写，于是我有机会读这方面的书和资料。我的印象是：德国人的专家组中包括社会学家，他们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一旦确定了建设太阳能村的位置，家家都建太阳能房，但必须防止各种名目的“走后门”者挤进这个村子。大概这就是社会学家在中困的应用性研究吧！既然我们掌握了如此多的太阳能村技术资料和有人参与的村生态系统实例，何不开始北方汉人乡村变迁的调查呢？于是我邀张小军一同自费太大兴县留民营做田野工作（1984年），调查绘制北方农村的新旧生态系统图。
德国人编的资料里强调小环境中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合，而自然生态学者和社会人类学者在乡村中处在不同的立足点上，我和小军切入其间则不只是关注现行社会问题，而且包括村史、姓氏关系、教育、生育、家族宗族、生活方式变迁引起的代际矛盾，以及有人主动参与设计的村落生计生活系统之运作。1999年10月小军告诉我，他发现北大研究生学报当时就全文刊登了我们在留民营的研究文章，我喜出望外，当时居然都不知道。我们找来复印了一份是个很好的纪念。
徐：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结束了吗？
庄：那是一个使人受益的基础学问。然而不断阅读人类学书籍所获得的新信息十分诱人，已经超出了那个描绘中的无阶级的社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学人都一样，走走停停看看。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适时转移的、多种研究的侧面。兴趣是首要的，个人的知识结构则是课题转移的基础。当然，转换也是为了发展新知，转向汉人社会就是为了开一个新生面。
徐：汉人社会和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庄：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以在汉人社会的经历和经验，再进入从来不了解的他族社会，这只会更好地建立起调研的对比度。人类学的原则有助于每一个学人在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学习互相尊重的态度与和睦相处之道。
徐：中国人类学的重要学者费孝通、林耀华的成果都是或主要出自汉人社会，你有何评论？
庄：实际上我最先读的是费先生的书，林先生的书当时不好找，而且起初兴趣都是在云南。与其说喜欢《江村经济》，不如说更喜欢《乡土中国》这种作品；吴晗和费孝通等人的《皇权与绅权》亦属此类作品。由于文化是被分享的，所以用不着采纳标准论文的全面论述法，有同一文化的基底的人就会明了或心领神会。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的前言都强调了“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费孝通1985年重刊序言），以及“有很多理论还没有足够的事实予以支持”（吴晗、费孝通1948年第175页）。其实这种缺少论证的（和论文相比而言）、直截的、简洁的、娓娓道来的述说，总是和读者的体验和体悟的过程合拍，显然会使人信服。然而，《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的写法实际上导源于《论语》句式反映的中国古典论述架构，以及后来顾炎武的论理方式。林语堂这样认识，自己也这样写。他说：“《日知录》三百年间所得之盛名也非来自逻辑之论证，中国着作只给你一段或两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它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达到了结论。”（林语堂1935，第79页）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谈到直截论述的中国式作文传统，《乡土中国》才叫做有中国特色的写作方式。无疑，费先生的文笔是优美的，此外，他的着述中体现的“抽丝”般的提炼能力是值得新人学习的。
在斟酌写文化原则的现代人类学学术圈中，讨论写作形式成了一大热点。这自然使我们重新看待林先生的《金翼》。社会学人类学借用小说的形式展示对区域文化与人性真谛的理解，并不多见。不过，传教士、新闻记者、作家等都可以在同一个调查点上创作（小说），那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学术行家一看作品便知是否有人类学的味道，以及人类学的理论与关注要点是否融会贯通在行文中。除非传教士、记者和作家受过人类学的训练。林先生的《金翼》被评价为“如竹叶般的简朴”，当然还有人类学视角下的细腻的撰述。我们总是可以在他的文学形式里看到人类学的灵魂。例如，虽然当时特纳（Viclor Tumer）的理论还没有出世，但围绕金翼山谷信仰仪式的各色人等都无一漏网，可谓尽情展演。
《金翼》描写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福建地方农业、商业、船运、政治、军人、法律、教育、宗教、宗族家族以及民俗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一些人类学的田野作品有时只涉及一个社区的一两个、两三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画面，对后世人理解半个世纪以前的社区生活方式，有很高的价值。由于这本书的结构很方便改成电视脚本，有人好心愿意重新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但他希望把《金翼》的主人公东林加一些桃色故事，大概是为了提高收视率吧。然而，这个剧本撰写者忽视了书中主人公足一个拥有完满道德的英雄，因此，被林先生拒绝了。
《金翼》是林先生一生中最有生气的成功的作品，他几乎使我们忘记了他的博士论文。当人类学家用不同的写作形式写“人类学的”作品时，如果这些作品又都是那么出色（好像料子的质地）的话，我说这些作品是不可比的（如同男女两件时装）。现在，《金翼》的写法影响了这里新一代的人类学者，一些不同风格的新作品将在世纪之交陆续出版。
40年代是本世纪中国人类学家表现最出色的时期，而且不只费先生林先生丽人有好的水准。好像他们当时谁也没有大谈“应用”、“展望”和“发展战略”之类的事，而是告诉你如何认识中国。今天的人类学家对今天的中国有了出色的认识吗？
徐：你的汉人社会研究的转机显然和你是林耀华教授的弟子有关。
庄：当然也和林先生从不干预学生的思路有关，当他认为学生有好的想法的时候，他会支持和提示你，从而使你的兴趣能真正实行。现在我们也喜欢这样做，带着兴趣的师生学术会晤会增加创造力。
我说过，我在留民营的调研不仅是契机之故，也有在读了那些从海外辗转得到的学术着作引起的兴趣，包括宗族家族的思想与理念、关于中国人、现代化与中国化（那时海外的这类学术论题已持续了二十年），并从字里行间理解了《金翼》后，他的细致的描写深深地打动了我。过了几年，当我自己写作的时候，我才体会到细致或细腻本身包含着时间、刻苦、功力和敏锐目光的成效，而且这成效是可以在阅读时感觉到的。1984年我向导师报告《金翼》的心得时流露了重访黄村的念头。我把书中所有的假人名、地名找出，请林先生回忆，逐个核对，绘制了真假名对照表，以方便新的闽江之行。实际上都半个世纪了，首先是地名变了，很难找。这在我的《银翅》开篇已说过了（《银翅》第一章）。后来我不断追踪，一次又一次，每次返回北京，林先生在他的书房或寝室里和我谈话，促使我的调研总希望带着新的观察。
徐：时间过得很快，看你的《银翅》简体字版序，才知几乎十年前就完成了这本书。不过繁体字版的大作已经拜读了。关于金、银两书的连接意义可以说点什么吗？
庄：应该说，从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真正的人类学家才开始在中国土地上做田野工作。到如今，在那些最有名的调研点做田野工作、有个人追踪性着作的（少数出版，多数正在完成之中）不少于10人。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选择追踪性的点，而是说追踪性的点的好处是：（1）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际国内的教学科研中，一些重要的先行着作已不能反映今日的面貌，我在国外几年已切身感到了这种重访故地、撰写新的接续性着作的需要。（2）重返旧日调研点增加了一个时间上的对比度，而且即使同一个地点，其空间的变化亦非常巨大，因此同一地点时空变迁的本质刚好是今日人类学关心的。（3）因有先行着作的广泛传播，这就使世人对同一个点的人事过程有更多的兴趣。关心书中主人公和村人的下落、关心他们的后裔的生活方式、关心同一社区运作的连续性与变化等，这些正是追访人和读者同样具有的学术迷恋之处。
我先说了追访工作的总体情况。正是同样的原因我完成了《银翅》。《银翅》和《金翼》在时间跨度上有二三十年的交叉，这使我进一步扩展了对中国基层社会细胞的讨论，如政府权力的支配过程，涉及土地租佃制、军人集团和政府系统关系的“汉堡包”结构（见《银翅》）。此外，革命进程对文化传统的影响、社会巨大变故时期乡镇社会的应对方式、中国社会上下层的运作特点、宗教家族成员关系的动态过程、宗教信仰圈层的文化诠释、地方人事个案的参与观察，以及中英文学术圈在撰述的方法论与采纳写作形式的对比研究等也予以特别讨论。显然，《金翼》涉及的多重内容为我的调研与写作奠定了基础，其线索的延伸性讨论本身就充满着比较的意义。《银翅》简体字版很快要出了，我不想多说，希望听到同行的宝贵批评。
徐：汉人社会的研究和当今文化的理论怎样配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