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件事还和人类学生涯的特点相关。有些学问来自书本，而人类学的特别之点却是田野工作，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把从来没有见诸书本的活生生的、庞杂的知识经过文化的透镜变成可读的文本。这和中国传统文人的纯书斋研究不同。人类学家既是文化梳理的专家，又是文化观察的杂家（就算包括吃喝拉撒睡吧！），也最好是人类学常说的“展演”文化的多面手。即人类学家完成基本着述之外，多方面的知识、兴趣、方法和手段参与表现是有益的。
多年人类学调研中有三件不相关的经历和感触都可以纳入今日文化表现的考虑之中。
记得高中时和做摄影师的舅舅学拍黑白片，给《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写小品、装订自选诗集，都是很好玩的事，也是兴趣所至。谁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4次云南之行便用上了135和120两种相机拍照，我看到照片中的干栏长屋很多都消失了，所以弥足珍贵。在2000年即将出版的教科书《人类学通论》（全国20余同仁共同撰写）《影视人类学》一章特别有《照片分析》一节，是说起初影像影视作品只是人类学家文字作品的附属物，而现在则认为文字作品和影视作品是不可互相替代的，因为图像和文字提供的是不同的信息。现在还有动态的摄像手段，这种工具性的创造提供了田野工作的直观场景，弥补和改善了对部分不可言说与书写的场景的理解，尽管选景是由编导决定的。
在福建的田野工作中，得知过去农人劳动之余喜欢在田头“盘诗”，就好像少数民族的对歌；在最没有诗的现代美国，爱科镇的牛仔喜欢举行诗朗诵会。这三个现象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的诗均押韵且浅显，但感情真挚。如果是人类学家在这些地方做田野工作，如果他还关注民间诗句的内涵，那么他将得到的不仅有社会系统的模式化描述（一般人觉得有点枯燥），而且也有源自诗句及其生成环境的意蕴。要知道，失去了后者是可惜的，在这里可以发现人性、情感与文化是怎样连接的。
还有，我们和田野工作点的地方文人接触后发现，他们虽然缺少我们的专业理论，但他们对地方文化常常有精到的见解（本土的、有时是相当切合的理念），但他们很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仅成了外来者理论分析的素材而已。这种交流的结果，有时土着的智慧与世界观被剥夺了。
我上面说的三种田野经历与体会，既有用不同手段表现文化的认识与实践问题，有情感发露和重拟的新的观察与理解问题。还有主一客交流的过程与结果问题。如是，我们当然不能只写自己的论文（你还必须写得好。而且就算是写得好！），那不过是“泰坦尼克号”碰到的冰山的一角而已。我们不是要经过田野工作理解好一个地方的人性与文化吗？！
徐：所以就这样开始了你的文化表现实践以找回那些被忽视和忽略的文化素材。
庄：是的。我在1989年开始的文字与影视双向作品实践，到1995年在北大人类学高级研讨会上提倡的“不浪费的人类学”，实际是想推动文化表现的多元方法综合实践。我们不愿意坐而论道，而是和周围的志同道合者一起push，push，push。希望人类学家在长期辛苦参与观察的工作中用多种方法尽量“吃透”一个点，并出多种文化产品。
所谓“不浪费的人类学”，是指人类学家个人或群体在一个田野调查点上将其学习、调研和理解的知识、经验、体悟以及情感用多种手段展示出来。着书立说以外，尚借助多种形式如小说、随笔、散文和诗、现代影视影像手段创作；征集地方人士的作品或口述记录，甚至编辑和同一个田野点相关的跨学科作品，以求从该族群社区获得多元信息及有益于文化理解和综观。人类学者对文化对衬在文化底色上的人性之发掘充满热忱，我们有点不满足本学科论着论文的单项收获，好像农田上功能欠缺的“康拜因”过后，还需要男女老幼打捆、脱粒、扬场，乃至用各种家什跟在后面拣麦穗一样，尽使颗粒归仓。
上述“不浪费的”设计显然扩充了人类学者研究的手法，扩大了学术上志同道合者的合作机会。而且改善综观的设计因人类学界关于撰写的反省，实际上它的内容更丰富了。
徐：实际上是学界也变了，难道不是吗？
庄：本来是想改善“瞎子摸象”（权威性）的多元角度问题，孰不知大象本身也成了动态的。更有甚者，出现了人类学者和“他者”交流中的各种复杂情境，还有研究上的认识论问题、叙述上的修辞问题、刚才说的情感问题，以及民族志的道德问题等。认识论问题上提供的反省是，我们起初要学习理解田野着作的内容，而现在要了解作者是如何获得的知识。修辞的问题涉及到民族志经历了从体验、解释、对话到多音位的（polyphonic）发展过程。人类学家即从田野知识的传声筒，到发现行为的意义的诠释，到在人类学粗选择下的对话交流过程，以及人类学家及其相关的人都被视为作者，他们的言语直接进入一个兼收并蓄的“多音位”文本。至于情感问题是田野经历中的发露，道德问题涉及人类学者的责任。以上所述，是人类学的有意识的自身反省的主要内涵，涉及披露人类学者的心路历程、提醒提供兼收并蓄的撰写框架。至于情感和道德问题一直是在主客沟通的流程之中因时因地把握的。这些在反省过程中提出的新的原则，也是“不浪费的人类学”选择框架里的原则。我们用这些反省中得来的原则与揭示充实我们的多种“不浪费的”表现形式，而且我们已有一些朋友正在进行这种联合的文化表现实践。
徐：“不浪费的”文人行动有那些呢？
庄：我们寻求正式的和专业的系列出版物，包括文字与影视作品。一些志同道合的学人和研究生经常切磋，是设计和实践“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基础力量。然而，我们首先重视专着完成要有足够的调研时间。做好国内外理论学习的先期准备、选题推敲，以及预设可能创新的问题基点。因为这涉及到人类学者是否能写出有重要意义的代表作。
先行出版的有接续《金翼》的《银翅》、影视片《端午节》（英文版录像片和中文版光盘），以及配照片的随笔与考察记系列。正在完成的还有一个同仁小组对北京一条食品街空间变迁的本质的调研，包括考证和历史人类学的观察、表现族群意识和做象征主义诠释的文字影像合并着作；长江三峡多学科合作小组关于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影像影视制作的联合作品；新成立的实验影视人类学中心关于独生子问题的国际合作作品（文字与光盘）：以及个人或学术群体的民族志、随笔、小说、旅行考察记、照片与现代诗集锦等。
徐：你一直是在主持长江三峡的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工作，那么，影视记录的工作和各种调研总的原则是一致的吗？
庄：你知道，中国大型工程以，住缺少人类学者参加，因为只关注工程而忽略工程进度中人的问题由来已久。1995年我们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始切入三峡淹没区的田野工作，以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工作为出发点，进而扩大以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合作课题。这很像是重复10年前我在福建闽江流域记录水淹前的社会文化生活实况的计划，当然，长江的计划非比寻常。三峡工程的确是对地方人民有重大影响的工程，人类学是透过这一工程进程，关注三峡古今人类人性与文化的造物，我们用同样的影视表现原则做淹没区移民社会文化变迁的史记，这也是中国文人的历史责任。
徐：以民族民俗开道，以人类学收尾，有严格的差别吗？
庄：其实没有。正是人类学、民族学不被人认识，因此以民族民俗文物保护为切入点来应用和发展这个学科以及以三峡作为人类学者卷入大工程的契机。有意义的事太多了。例如巴东县发现有近十种民间作坊，其中制陶术和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快轮和泥条盘筑法工艺逼似，令人们对古代文化长久停滞（或叫做极其缓慢的工艺变迁）有新的兴趣。大昌人民间的水平打铁风箱，推拉用力均匀，作用加倍。其实这种风箱至迟在宋代已处于实用阶段。正是这类风箱样品英国使团马嘎尔尼伯爵在1794年9月将其带回国，遂将双动活塞风箱推广，英国风机终为整个欧洲钢铁工业提供了技术保证。此例意在说明古老的民俗技艺是地方人民世代集体智慧的产物，发现它并转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是民俗文物巨大价值的体现。而人类学关于家族作坊、工艺和生产的组织和流通研究将使峡江的文化传布与社会变迁的角度和方向获得重要的判定。
徐：正在完成的项目有哪些？
庄：第一期项目包括：设计古今同姓族群关系的三学科联合课题，资助分子生物学者以DNA分析技术为论证三峡古今文化关联提供遗传证据；水淹前的影视人类学摄制工作；移民过程的人口与文化分析。当我们在书本知识和田野调查之间做古今关联性思考。以及在多学科之间寻求互补性知识转换之时，大河流域的人类学便有机会得到新的发展。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