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20世纪的“壮学”应该说是成绩辉煌，论着、论文不胜枚举，一些重大问题有所突破，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壮学”研究确实空前繁荣。对此，已有一些文章作了总结，我不想重复。我只是想说，我们最好能把“总结”做成“反思”，或把“反思”融入“总结”。不能述而不评，或只谈“喜”不谈“忧”，而要居安思危，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不足。对20世纪“壮学”的“繁荣”，我们要十分冷静，切不可忘乎所以。只要客观、理性地分析，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壮学”确有不足之处。首先是缺乏新材料。我们的“壮学”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用的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调查材料，而这些材料由于受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是很肤浅的，甚至有悖事实。但我们的大部分“壮学”研究者满足于将这些材料七拼八凑组成一个“壮族社会文化图景”，而不愿或没有“走进山野”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其次是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贫乏。只要翻一翻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研究，从选题到内容到研究方法，都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没有什么区别。许多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僵化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单线进化论”，僵化于“历史文化残余分析法”，似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博厄斯的文化历史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根本不存在，或者对他们来说毫无启迪，更不用说“结构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族群”之类的新概念、新理论了。上述两个方面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没有深入的田野调查，新概念的提出无从谈起，更不用说什么新理论了，于是，研究者的研究只能在陈旧的理论框架里折腾，整天忙碌于“克隆”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或一本又一本的论着。另一方面，由于对国内外学术前沿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田野调查无法深入，只能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正因为20世纪大部分“壮学”研究从材料、术语都相当陈旧，因而20世纪的“壮学”根本无法参与国际对话，虽然国外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壮族研究，偶尔也与国内学术界合作，但多是“各自表述”，“对话”几乎不存在，因为我们所习惯的一整套理论、方法、概念早已为国外学术界所抛弃或质疑。因此，20世纪的“壮学”基本上是“独自”而无“对话”。
“壮学”研究之所以有如此窘态，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壮学”研究队伍的新老交替缓慢。现在从事“壮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同志，这些老一辈的“壮学”研究者熟悉传统的治学理论与方法，当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无须讳言，他们中一些人存在知识老化的问题，而新一代年轻学者虽从书本上学了一些新理论、新方法，但能融会贯通地将之运用到壮族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之中加以检验和修正者，为数不多。
徐：如此看来，“壮学”的发展需要新老学者共同负起责任。其实，不仅“壮学”是这样，任何学科都需要新老学者共同负起责任。
李：是的。新世纪的“壮学”尤其需要新老学者共同创造“团结、严肃、活泼、规范”的学术环境，认真总结成绩，积极开展学术批评，以检讨以往的不足，明确前进的方向。应该指出的是，现在广西学术界对“壮学”的窘态与发展方向不能说已有清醒的认识。1999年《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过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大了对“壮学”研究的支持，划拨了一笔经费用于出版壮学系列丛书，这是“壮学”界的一件大好事。但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好这笔钱，为“壮学”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确实需要一番考量。我有一次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研究丛书的出版规划问题的一个会议，会上我提出，丛书应发挥引导学术方向的功能，壮学系列丛书应有一部分是以深度调查为基础的个案研究着作。广西师范大学的覃德清教授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但和者甚寡，而且从后来的情况看，我们的意见似乎也没有被采纳。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徐：我认为你提出要重视以深度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个案研究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壮学”，对所有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来说都是适用的。但我同时也注意到至今仍有一些人对于个案研究产生疑问：一个村落或社区的调查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个民族或整个社会？我们如何才能对一个民族或社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李：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当年费孝通出版了《江村经济》后即面临着此类质疑。《江村经济》最初是1939年在英国出版，当时的书名是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于是有人批评该书文题不符：中国有几十万个农村，怎能用一个农村来代表？对此Malinowski的后继者Leach教授回答说，江村作为一个农村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是完整的，或者说从整体的背景中去叙述了经济生活那一部分体系。社会人类学所要求的就是解剖一个文化的整体，江村经济既描绘出了一个各部分复合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满足了整体观点的要求。Leach所说的整体当然不是指全国所有的全部农村，没有人能把整个人文世界全部调查研究个遍，对人的科学认识作此要求是不现实的，能要求于科学的是从个别看到一般。但费孝通先生对leach的回答并不满意，他在《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一文中，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江村经济》一书原名应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农民生活》。开弦弓是他所调查村子的名称，江村是他为这个村子起的“学名”。英文本的书名Peasant life in China是出版社为了增加销路而改动的。费老的本意是想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甚至还想了解整个“中国人”的生活，因而。江村的调查只是他调查中国农村的开始。但中国几十万个农村要一一亲自观察研究，即使有庞大的研究队伍也难以做到，于是费老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采用“模式论”的方法。他认为，几十万个农村固然不是千篇一律，但也不是各有各样。从社会结构上看，这几十万个农村不仅有基本的共相，而且在相同或相类似的条件下，各个个别的农村也会出现相同或相类似的社会结构。因而从一个较小的社区人手，或从“模式”入手，研究一个民族或社会是可行的。有人说越是深入到个别的事实中去，越是能看到概括性的共同规律。这句话已在Malinowski、费孝通等人类学泰斗的学术成就中得到见证。
徐：我国一些学者忽视或不屑于“个别”的研究，急于拼凑“整体”或主观臆断地试图选择“典型”代替“整体”，可能与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有关。
李：可能是这样。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比较强调“全面”、“整体”。但这种“整体观”是朴素的、低层次的，它不去探究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个体”及其关系，因而对这个“整体”的结构并不了解。它所描述的“全面”是没有各个“侧面”及其关系的“朦胧”的“全面”，它所勾画的“整体”是没有“个别”及其关系的“笼统”的“整体”。国内外一些科技史专家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落后与没有超越这种低层次的“整体观”有关。因此，我们的“壮学”研究应该加强对“个体”的“解剖”，以求达到对壮族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整体的认识。
徐：有道理。不过，我发现你对“壮学”研究现状的评价主要是谈不足或缺憾。这是不是有点像“鸡蛋里挑骨头”？或者说是在“找刺”？
李：我要郑重声明的是我绝无否定或贬低“壮学”研究的成绩之意，我在这里主要谈不足与缺憾是主题的限制。一次谈话或一篇文章没有重点的话，主题就不鲜明了。如果要谈成绩，以后我可以专门谈，或着专文论述，但题目就不是“反思”了。不过，我觉得学术是一件非常严肃神圣的事，即便是“鸡蛋里挑骨头”也无可厚非。学术就是要争鸣，学者之间就应该做“诤友”，只有真诚的批评、严肃的反思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更何况我本人就是从事“壮学”研究的一分子，而非旁观者，我所说的“壮学”研究之不足在我身上都有反映。比如我的《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一书，现在看来就有不加分析地运用各地壮族的材料“拼凑”一个“理想的”壮族文化“图景”之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反思”是自我总结或自我反思，是我自己在“解剖”自己。其根本动机是出于对“壮学”的爱护，是为了“壮学”在新世纪能够健康发展。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只有深深的爱，才会“恨铁不成钢”。“不屑”才是最大的蔑视。
徐：那么，你对“壮学”在新世纪的使命如何把握？对“壮学”的前景作何展望？
李：“壮学”在新世纪的使命是要构建壮民族的文化自觉，促进壮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沟通，实现“和而不同”。因为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一直以创设文化的自主体系为己任，尤其是在现代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时期，与“主权”、“公民权”、“认同”意识的形成同时，民族性及具有边界意义的文化认同成为时代的特色。而到21世纪人类正迈向一个文化边界逐步模糊的时代，因而未来的文化自觉将是一种全球性、泛文化的人文一致性的认识。社会文化人类学应置身于“文化自觉”的建构之中，积极为人文世界多元性和一致性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做出贡献。费先生由“文化自觉”概念而提出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使命，同样适用于“壮学”。我们开展“壮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猎奇的刺激，也不是为了满足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弘扬壮族文化，使壮民族认识自我，达至文化自觉，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这方面，“壮学”的任务尤为艰巨。因为壮族历史悠久，支系繁多，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要对壮族文化有一个系统、全面、清晰的认识，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再者，由于汉文化中心主义的长期影响，以及壮族没有统一的文字记录自己的历史文化等原因，壮族的文化认同心理比较淡薄，历史上“汉裔”情结根深蒂固，近现代“壮族已汉化”的观念影响深远。因而，构建壮民族的文化自觉，“壮学”任重道远。进而言之，构建壮民族的文化自觉不是要固步自封于壮文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与其他民族交流、沟通，从而达成本民族对全球性、泛文化的人文一致性的认识，使壮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与世界性的“高层文化”良好结合，更具民族性和世界性。在21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了WTO，中华民族融入全球化进程加快，加强“壮学”研究，构建壮族文化自觉，促进其与其他民族交流、沟通的任务更加紧迫。广西“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壮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我国西南民族及东南亚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而，如何以壮族研究为桥梁，加深壮族与东南亚各族的相互了解，推进广西的对外开放，“壮学”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在这方面，学者们已作了初步尝试。“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等重大项目的开展，代表了中国学者让世界认识壮族、让壮族走向世界的努力，新世纪摆在我们新一代学者面前的神圣使命，就是要继续这种努力，因为只有比较，才能有真正的自我认识，才能与他人沟通。
“壮学”的使命崇高而神圣。“壮学”的前景当然是非常远大的，因为壮族不仅是我国人口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民族，而且是我国5个省级自治地方的自治民族之一，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壮族社会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社会变革，其传统的变迁与变迁的传统都为“壮学”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再者，壮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支系繁多的民族，其久远的历史和多元化的地方文化为“壮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可以说“壮学”大有可为，前程无量。
徐：那好，就让我们共同祝愿“壮学”在新的世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创辉煌。
李：好，谢谢。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