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知识一直有一个基本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怎么样能通过对被研究对象特性的深入了解与掌握，来剔除一般理论中隐含的文化偏见，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偏见。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从西方而采的，特别是15世纪资本主义形成之后。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西方当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为什么要发展社会科学，就是因为原来封建社会没落之后，资本主义虽然已兴起，但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所以社会科学最初就是要了解“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以解决这一实际的社会问题，由此才导致了现代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当中，人类学一直有一个最大的独特贡献就是，它是透过非西方社会、非主流社会的研究层面。去检讨已有的这些观念理论背后的资本主义文化之假定。在这一点上，我想早期人类学就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发展，还是有很多代表着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西方文化之概念影响着20世纪社会及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思潮。这种支配性，如现代的经济概念，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不管是在社会科学还是人类学，我们都会把它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现象。可是，到70年代末期或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些社会分类范畴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现象，而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文化观念。要怎么样去破除这一种文化偏见，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类学本身发展的问题。因为早期的人类学受经验论科学观的影响，试图建立客观的科学人类学，强调从研究者或者是从一个局外者客观的立场来看，即使人类学从一开始便注意被研究者的观点。而由人类学后来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能理解到所谓“纯粹”客观的限制，以及了解被研究者主观观念在理解与解释社会文化现象上的重要性。这使得人类学的发展由早期纯粹的客观主义，发展到注意被研究者的主观文化之建构，乃至于超越前两者对立的理论研究。而这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被研究对象本身的文化特性，更有助于我们研究者本身去反省、检讨研究者或人类学已有的理论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观念或者是社会文化现象，并找出另一种新的可能。这结果就有可能改变已有的人类学文化概念或理论，而这正是我目前在做的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上可能有的意义。
北京大学周星教授对“族际社会”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说：
我理解的“族际社会”，简单说，是指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社会，它可以和“国际”、“人际”这样一些概念相并举。族际社会是说某一个既定社会由复数的族群构成。在一个社会里，由复数的族群构成并由两个以上族群经营其共同的或相互影响着的社会生活，就是族际社会。例如，研究者若深入到边区某县，如该县人口是由多民族构成的，那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族际社会。在那里，你的同事、朋友甚至亲戚可能就是另一民族的人，和你不属于同一个族群，甚至可能在你的家庭内都有不同族的人，即由族际通婚等途径所构成的族际家庭。社会学家关于“社会”有很多种理解方式，比如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或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互动交往中创造了彼此间的各种关系，也就组成了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等等。在中国，族际关系构成其“社会关系”之总和的重要侧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时候、某些背景或情景下常常有“族际”的属性。应该说，中国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反映为“族际”方面的特征。这就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中心命题：多民族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我感到，这个命题和视角对于认识中国社会来说是个相当重要的立场，实际上，它解释了中国国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中国社会将长期存在多样性与一体化的矛盾，将始终面临国家的大一统与地域的多样性甚至异质性的矛盾，存在着处理多民族社会中涉及族际关系问题及与此有关的其他多种社会问题的基本需求。尤为重要的是，在多民族中国的现实族际社会生活里，还存在着导致或引发族际矛盾的因素，诸如权力和利益的分析、由狭隘的民族观和民族本位思想引发的问题等等。
从社会结构看，中国无疑是个多民族的社会，这和社会学上说的“多元社会”相类似。这是中国很本质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现在大家都在说社会“转型”，我想，即便将来中国社会彻底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甚至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或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换，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个多民族形态的侧面，却是难以改变的，它有恒定性，甚至只会越来越多样化，更加复杂化。在我看来，“族际”的观察角度，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转型”之类的概念。中国到下世纪无论怎么变化，都不大可能变成一个单一民族的社会，而仍将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多民族社会容易发生的问题，中国都有可能发生。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此种多民族的侧面，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这种关于基本文化分类概念和族际社会的理论探索无疑是人类学理论之树上常青的绿叶。
4．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做的努力
本土化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因为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只有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才具有普遍性，才具有生命力。对此中国的人类学家们做了不懈的努力。如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教授在回答汉人社会的研究和当今文化的理论怎样配合的问题时说：
在对传统的文化系统同质性的质疑之后，如何研究“一个文化”以及如何研究中国文化是一个亦破亦立的问题。首先，人类看待自身文化以及人类学百年探索的一系列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个观察的不同角度，是人类绝对综观与认识的组成部分，假如这种综观存在的话。因此，我并不一定把文化研究进程中较早的理论简单看成是“过时的”，反而是看重那些曾经流行一时的理论发生的缘由及其过程，并为新的发展奠基；同理，我也希望谨慎地看待新的流行一时的理论。因为它也会成为过去，成为人类文化认识的一份财富而被封存，有朝一日再行启用（旧瓶装新酒），除非一些理论中蕴涵的智慧长久被人喜爱。
其次，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出色质疑后，一个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还来自于对古今文化关联性的认识。“人类不可能在他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地点，人类只能在既存的脉络中直接面对社会与空间的结构。”（Charles Tilly）运动是社会的特征。社会不只依生态和变化了的自然力量而调整自己，还会因人类的工艺革新而变化。不仅如此，社会还必定受文化传统的内在动力而整合。所以我们着眼的不只是事件的历史性重构，还有那些意义的、记忆的、观念的、价值的、情感的历史遗产会在适宜的当下条件下得以延续。所以，“人类学的历史”和“历史的人类学”应是建设性文化观察的重要新知。
第三，在一个历史的切面从边缘看中心，首先为我们提供了反省族群／文化中心主义的机会。然而，边缘族群的集体记忆、地方观念及其“历史建构”虽然可以成为族群认同的依据，但也可能仅仅是中心与边缘文化互动的一种反映而已。一个边缘与地方社会的田野调查有益于显示各类族群关系及其认同的某些个性（如福建人重礼俗亦重商），但不构成解构一个关联性文化的根据。我们在大文化与地方文化调研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古今文化关联的旅程图景：一个崇化导民、以国统族的历史一地理的时空范畴（关联的、印象派画似的）；精英哲学与大众思维的贯通性，以及行为方式的传承（如直觉思维、风水实践等）；统一文字的文化认同意义（方言和汉字的文化意义不在一个水平上，前者被后者所涵摄）；宗族主义与人伦关系的持续性；儒学要义与道佛民间信仰的必然互补性：地方性与小传统的民俗认同、个性及自主性之相对存在，以及历史关联与文化建构的微妙关系。显然，这幅文化图景仍处在一个不能脱离过去的、正在描绘和把握的文化旅程之中（Stuart Hall）。
这些观点无疑是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和在当今文化的理论配合问题上，亦即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上深思熟虑的看法。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何星亮研究员则从方法论上对人类学的本土化发表了高见，他说：
在21世纪，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并使之中国化和成为显学，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问题。不过，从理论和方法上看，最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创新意识，二是弘扬综合精神。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21世纪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最主要的问题。就人类学而言，创新主要是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创新。着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在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时指出，“创立适合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修正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较高层次的工作。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是本地的、本国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萧新煌教授曾对台湾地区社会学家作问卷调查，大多数学者认为，从中国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资料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国化最为重要的问题。
西方学术界之所以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层出不穷，其主要原因是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对一切均抱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普遍缺乏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如果没有怀疑、批判和大胆假设的精神，就会生搬硬套，也就不会有创新，也就谈不上中国化，也就难以成为显学。
……
第二个问题是弘扬综合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综合各国学术之长，二是综合各学科之长。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善于综合的民族。中国文化是在综合、吸收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也应该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综合精神，应综合世界各国人类学之长。各国有各国的学术传统，每一个国家的人类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不能只引进美国或英国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他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也应重视。
我国人类学界一般只强调学习、引进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日本的人类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不同，有自己的特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日本学者精细的方法是十分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我认为，中国人类学应学习西方构建理论和概念的方法，学习日本人精细的调查和研究方法，继承中国的实证和文风，即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日本的精细、中国的实证和文风，这三者结合起来，将是最佳的，必将能够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中国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学习多学科知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长，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几十年来，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都在学习、引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新研究风尚。但是，人类学／民族学却只强调学习和借鉴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很少强调学习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人类学／民族学者往往只讲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一功能理论，而不讲社会学帕森斯和墨顿等人的结构功能论；只讲特纳、道格拉斯、格尔茨的象征理论，而不讲布鲁默、欧文·戈夫曼等人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只讲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而不讲哲学、史学、文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中的结构主义。其他学科也有类似情况，如从事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只知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不知道社会学家科塞、达伦多夫等人为代表的冲突论，也不了解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挑战-应战”理论和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如果了解这些理论，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研究亨廷顿的冲突论。……因此，掌握多学科知识，是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发展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只满足于人类学／民族学知识是不够的。
18～19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界线相当模糊，许多大学者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至20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分化，而且越分越细。到20世纪末，各门社会科学的边界又逐渐模糊。至21世纪，各学科间的交叉将会越来越普遍。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不理睬学科的边界，努力扩大学术活动的范围，凡是自己能够做别人又没有做的都可以去做。将来没有人能垄断某一学科的知识领域。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是21世纪的要求。知识越丰富，越博学，才能走在21世纪学术的前列。
这种创新意识和综合精神的阐述，从一个高度上记录了中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学本土化所作的努力。有这样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和努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5．展示了中国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
近20年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正不断被其他学科采借，在这种学科互动的态势下，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整合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如文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叶舒宪教授就对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说：
关于人类学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情况，可谈下面三点：
第一，现代文学中的“人类学想象”。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人类学家从世界各边缘地区提供“地方性知识”的报告，他们的田野作业经验将西方传统以外的知识和信息传播于世，其结果是对于单一基准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观发起挑战，对古希腊以来确立的西方知识体系的普遍价值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促成多元主义的文化思想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