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先想做的是民间信仰与地方认同的研究，也包括宗族。这些，在我国东南地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且也一直是西方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主要课题。但这些年来，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里，有关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研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一直处于引人注目的学术前沿上。华盛顿大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两方学术界很有些名气，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和政治学系曾出过有国际声誉的教授，人类学系的凯斯（C．Keyes）教授也是个中翘楚，在族群性和东南亚研究上具国际影响。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接触的文献自然对这一领域多有涉及。另外，我的指导教授郝瑞90年代以来也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样，读了几个学期之后，我就把重点转到这方面来了。我当时在想，如果没有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国的民族形貌一定是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为不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上报的民族称谓竟达400多个，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表明，这些认同实际上是在国家的鼓励下出现的。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国家需要了，解所辖范围内的民族构成状况，因此，要求人们申报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出现这么多的认同是政府始料未及的。政府在此之后通过民族识别对这些认同进行归并，并把民族认同最终确定为56个。但是，这么一来，认同所承负的意涵在民族识别的之前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认同政治的序幕由此揭开。显然，那400多个认同并不说明有那么多的民族群体存在着。由于这些认同出现在人口普查的申报上，同一个民族社区的人报上不同称谓的情况一定不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才称得上是主观性认同，主观性认同在什么情形下才具有意义，是值得推敲的。换言之，如果说认同表达的是“自我”与“他者”之别，那么，这400多个认同是否都可考虑为群体认同令人怀疑。所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对所辖人口重新进行民族分类顺理成章，但是，也正是由于国家积极介入民族表达的领域，我国的民族形貌（ethnic configuration）才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的学位论文是一部历史人类学叙述，且涉及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的实施自然是叙述的历史背景的组成部分。泉州回族认同的出现还包含了其他一些貌似偶然然而在现代性条件下却是必然的因素。对此，我们这里只能长话短说。有些事看似毫无关联其实彼此间却有某种非直接的关系，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大胆地指陈这种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泉州回族不是无中生有地建构出来的，但如没有20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激情所带来的对乡土和地方文化的发掘，泉州的“多无文化”很可能就不会被“发现”。历史证明，民族主义是民俗学和乡土文化研究兴起的精神动力。与此同时，在20世纪初，中国的回民为了不被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一国家话语所“遗忘”，也积极唤醒本群体的自我意识。泉州，这一历史上穆斯林云集的地方，很自然地引起了一些全国性的穆斯林组织的注意。事实上，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少数身为穆斯林的官吏到泉州上任后都想“振兴教门”，但都没有成功。20世纪30～40年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方的文化历史条件已经使中古时期的穆斯林后裔很难重新皈依伊斯兰。到了1953年，政府的档案资料表明，当地今日是回族的村民甚至不同意把他们当做回族，因为当时的调查者对回族的定义是以是否信伊斯兰教来解释的。现在，我所调查的两个社区不仅是福建省回族的主要代表，而且也成了全国最为知名的回族社区之一。这些年来，他们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功，在文化上也为建构福建的穆斯林文化而努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多方关注。今天，人们在现代性条件下所拥有的认同与过去完全不同。就泉州回族而言，回族认同对他们而言，不啻是一种身份和象征资本，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里，在对全球化的积极响应里，他们的回族认同为凸显“地方”和为地方的“重新地方化”（relocalization）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传统正在出现。所以。从两个不大的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通过理解人们的行为来解释由几组概念所代表的因素在特定时空里的互动，如国家与社会、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传统主义与现代性，乃至地方化与全球化等等。我实际上在尝试一种地方史（local history）的写法。
徐：你似乎对现代性的作用的强调多了点，能不能具体谈谈现代性在你的研究里指的是什么？
范：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现代性，在我看来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从西方开始的，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吉登斯将此概括为“时空重组”（reorganization of time and space）。我认为，现代性最大的特点是分类（categorization）和标准化（standardization），这两点在现代国家出现后表现尤为突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成体系的知识都是建立在这两个基础上的，有人将之称为“理性知识”（rationalknowledge），与地方知识或民间知识相对而言。由是观之，民族识别所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性。国家对民族作了识别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有关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知识的生产，建立了庞大的知识体系。
徐：你把民族识别与现代性相联系是从国家对人口的类别化来说的。那么，民族识别是否仅仅是一种功利主义式的政治实践呢？
范：是一种政治实践。任何政治实践都是由某种政治理念所决定。在民族识别的实践上，并不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批评的那样，通过对人口的分类把中国境内的不同民族按所谓的社会发展阶段排列，借助于一些体现现代性的关键词，结合某种优惠政策（preferential policy），以达到对民族地区的政治控制；而是民族识别本身是一种现代性的措施，通过此举，国家把人口区分为许多类别，目的在于体现政权的人民性，不同的群体都有其代表来分享权力。但是，这一点看来又与体现现代性的民族一国家理念相矛盾。所以，在讨论民族识别中的现代性因素时，必然要涉及某些意识形态的东西。综观世界，国家层面的认同大多以忽视少数民族的存在为代价，认同的包容性是通过对他者的排斥来体现的。许多国度内认同政治的起因就在于，民族一国家所建立起的国家认同无法体现国家版图内的民族多元性。出于对国家主权完整的考虑，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延安时期对民族建构（nation building）的构想就已把少数民族考虑在内了，毛泽东在1938年题为《论新阶段》的着名讲话中有关中华民族的表述是为证明。但是，民族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并不是体现在这里，而是表现在共产党人施行这一政策的初衷，也就是他们从事革命时对人民所作的承诺。匈牙利着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内把这种承诺称之为“弥赛亚”式的信念（the Messianic belief）和慈善事业。所以，既然认定少数民族的地位最为凄惨和低下，那就必须给予他们特殊的解救。这种解救作为国家干预的手段，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和人口的面貌，也影响了民众的社会生活。我在我的研究中试图通过历史人类学的考查来展示这样一幅历史画面。通过解释社区里古往今来人们的许多活动，来理解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扩大。
徐：就你的学位论文，有没有什么出版计划？
范：目前尚无什么具体计划。从博士论文到成书出版还要做许多事情，在篇幅缩减的同时，有些方面必须充实。另外，在语言上还得花很多功夫润色。不过，我倒有把某些部分化整为零出版的计划。我的论文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除第一章“导言”外，其余三章已以单篇论文形式寄出，其中有两篇已被英国研究穆斯林的一个国际刊物接受出版；另有一篇我送到美国一份研究明清史的权威刊物《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China），被“责令”修改再寄回去，也算是一个不坏的结果，有出版的前景。三篇都是近两万字的长文。顺便再说一句，以我所投明清史研究的刊物为例，我们从三位匿名评审的修改建议上也可以看到积累的重要性。三位学者都强调，我应对其他人的同类研究有所归纳或提及，而且还罗列了一堆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也有中文的文献。可见，认真的西方学者的学术积累深厚。而且眼界很宽，他们一直在追踪中国优秀学者的研究。很荣幸，所举的中国学者之一是我的好友、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郑振满博士。其实，我并不是没有提及别人，而是由于那篇文章是本人博士论文当中的一章，不像一般独立成篇的文章那样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篇幅。但由此亦可见，了解和认可别人的研究成果在这里的学术规范里是十分重要的。
徐：我们的访谈内容很丰富，谢谢。
范：非常感谢贵刊的热忱，如果我们所谈有何不妥之处的话，责任在我个人。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