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人类学的世纪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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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

--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博士

萧红燕

萧: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希望我采访您。我参考了一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二期徐老师访谈李亦园先生的文章,感到他希望我从以下四个方面采访您。

一、学术背景。二、治学生涯或者说成长过程、导师的教诲和影响。三、主要研究方向及成果。四、对人类学的前景展望。狭义一点的话,想请您谈谈对西藏人类学的前景展望。

对我本人来说更感兴趣的是,您作为藏族在研究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即所谓本土人类学。这一点很有意思。

格:昨天凤凰台有位记者和你提的是同一个问题。

萧:徐老师要求按着以上四点提问。他说不必学究气太浓,可以随意一些。您觉得怎么样方便?

格:本来应当一问一答,现在呢你这样一说,就不是问答了,需要我讲这几个方面。比方说人类学与藏学的关系,这样一个一个来讨论。但是你现在不是这样提问而是要我讲,那我就可以随意地讲。有什么问题随时提吧。不过这样就没什么系统性了。

从什么角度讲呢?首先就是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因为无论研究什么科学,如果没有兴趣和爱好就搞不好,搞不深入,也没法创新。这是个普遍规律。所以说如果喜欢某个学科,那么哪怕这个学科是冷门儿,也心甘情愿。那么我为什么对人类学感兴趣呢?那是在我1977年考入西南民族学院以后的事。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们是第一批入学,七七届的。那时我在基层工作,在县里当团委书记。

萧:是色达县吧?

格: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

萧:您好像是从1968年开始在色达县广播站工作的?

格:1969年参加工作,1968年我还在当知青呢。在这以前我爱好文学,自学为主。我中专毕业后,有很多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走后留下不少油印本和打印本的文学教材,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作品,像郭沫若、鲁迅等大家的作品。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以后下乡我就把这些书带上,开始自修文学练习写作,并在《四川日报》、《甘孜日报》上发表散文和报道。

那个时候在基层工作,当官是领导的意思,我本人并不愿意。从广播站一直到团委工作,我一直喜欢文学。但是当时条件差,书也少。文化大革命嘛,县上书店里摆的全是红宝书,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书都是自己带来的。

那时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县上有好多当知青的大学生,许多名牌大学出来的大学生下放到基层工作。他们在基层事情不多,除开会外没什么事,他们又对开会不感兴趣,我也同样,所以我们常在一起。那时我的朋友里光大学生就有八个,什么陈大学呀,谭大学呀。我们称他们为“大学”。

我们在一起,他们又悄悄提供了一些书给我看。虽然我比他们年龄小,可他们都喜欢我,因为我有这种爱好。再加上我又比较好客,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聊天。那时候我特别爱好文学,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当作家,把自己从小的经历写下来。因此,1977年我参加高考,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进修文学,当个专业作家。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我们县上有18人报考,最后录取了两个,除了我还有一个应届高中生。这个过程我就不多说了。他考上是很自然的,而我就不容易了。

萧:我打断一下,您是在1964年到1968年念的西南民院大专班吗?

格:当时叫中专,改称大专是在文革以后。说我们学了四年不能叫中专,应改称大专。

萧:那您求学时的年龄是16到20岁之间了?你是哪年出生的?

格:究竟是什么时候生的,准确时间我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我妈记得很清楚,说我是解放军进藏时生的,那就应该是1950年出生,因为解放军是1950年进藏的。

萧:可是其他书上写着您1948年出生,是不是弄错了?

格:错了。还有人写我1947年、1955年、1953年、1949年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没生日。现在我的家中妻子、儿子、女儿都有明确的生日,惟独我没有。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人类,有的有生日,有的没有?我就是带着这类的问题进入大学。我上小学时老师最头疼的就是阿妈怎么也说不清楚我的生日。最后有一个线索就是解放军1950年进藏,再就是我的属相。给我取名字的喇嘛临终前说我属虎,他是一个寺庙的堪布。我小时候被抱到寺院,喇嘛根据宗教经典为我取了这个名字。所以1950年生是比较准的,但哪月哪日生,我迄今也不知道。

我考上大学后有半年多时间一直学文学。我拼命学习,我们班上应届生占一半,而我们工作了好多年才考上,精力不如人家。我们宿舍里有六个人,除了我以外都是没有工作过的年轻人。当然现在大家都工作了,像西南民院书记就是我们的同学。

这样一来他们非常支持我,称我大哥。我用不着洗衣服、打饭,他们全都包了,全力支持我学习。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西南民院是我的母校,所以非常优惠,选修课程可以自己做主。母校老师很了解我的志向。

我本来是念藏文班,后来允许我转到中文系中文班,藏文我已经学过了。而中文班里有两三个同学入学时就已经是作家,他们条件很好,其中一个是从重庆来的,就坐在我旁边。我们俩在一起,我受了他不少影响。第一个学期我基本上以阅读文学作品为主,大量地阅读。就这样我花的时间要比同学们多上两三倍,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每天练习写作。那时纸都不好找,我从色达寺拿来记帐用的本子,用掉了不少。色达县委当初之所以放我去上大学,就是要求我四年本科毕业后仍回色达当官。

萧:县上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吧?

格:对。那时候缺乏有知识的人材。色达又是甘孜自治州最偏远海拔较高的县,没人愿意去。

萧:懂汉语的人不多吧?

格:懂汉语的倒不少,但是真正精通汉藏两种语言的年轻人太少了。中央要求地方培养年轻干部,但是当时人才并不太多,我在那儿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像写标语呀,文字翻译呀,都是我的活儿。而且我还自学了无线电,会修收音机。我帮他们建立了广播站,全县架通,这样县上开会所有乡都能通过线路收听广播。我那时比较喜欢摆弄无线电,自学了一年,有时甚至忘记了吃饭。

入了大学,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于是我拼命练习写作,一心想当个作家。可是学了一学期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考研究生。

以前在色达时,好像听陈大学们摆过什么叫研究生,但是我印象不深,只是记得他们说只有本科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才能考上研究生,先推荐后考试。我当时还是头一次听说要考研究生,也没意识到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1978年我们第一个学期结束时,正赶上全国首次招收研究生。那时我们学校没有多少教授,总共才有一两位。老师劝我参加研究生考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深造。社科院学者云集,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学校准备推荐我考研,但我心里没谱,一点把握也没有,我知道考研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没有心理准备,再加上热爱文学,就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我那作家朋友劝说即使考不上还不是回来跟我们一起读书,这有什么呢?考不上逛一趟北京回来不就得了?他的话很有道理。当时有五年以上工龄考上大学的可以带薪,我就是拿着工资读书的。他说考不上工资还不是照拿不误,你就轻松一点,就当去北京玩一趟呗。他还说我们多么希望班上出一个人才,虽然我们已经是作家了,可我们考不上研究生。

就这样在同学和朋友们的劝说和鼓励下,我决定进京应考。看招生简章决定报考专业时,我觉得还是离不开藏族,离开藏族考别的,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我的爱好兴趣很明确。这时我看到有门专业叫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只有这个专业跟自己的爱好最接近,那时还没有藏学呢。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专业当时招生导师与藏族有关的有三位,一位是李有义,后来成了我的硕士导师。他学贯中西,不仅精通藏语,外语也特别好。解放前国民党时期曾在西藏呆过四五年。一位是柳升祺,也曾在西藏生活过好多年,他还当过英文秘书,外语好得很,听说他用英文写的东西连外国人都很佩服。还有一位是王森,解放前在北京拜了个喇嘛学藏文。这些导师们都是凭自己的兴趣,没哪个去动员他们学。结果这位王先生把厚厚的一本格西曲扎辞典全部背下来了,难怪他患有心脏病。他就是这样掌握藏文的,后来又学梵文和英文。我考进去的时候,除了北大季羡林先生等以外,他是通晓藏文和梵文的权威之一。

我见到这位王老师后讲藏话他听不懂,我就请他帮我鉴别一下从家乡带来的藏文书籍,以便知道哪些对自己有用。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藏文古籍,我看的书都是现代的。结果他替我鉴别那些书时的样子真好像活佛念经一般,不一会儿工夫就把那些他认为没用的经文都挑了出来。王老师英文能阅读,但口语不行,这一点同我的导师李有义不一样。李老师藏文阅读、听说能力都很强,而且外语非常出色,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他最能适应,头一个赴美讲学。他一直等我研究生毕业才走的。

遇到这样三位具有不同个性、不同特长的老师,我感到非常幸运,于是就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社科院当时下属有三十几个研究所,我报考的是民族所民族史专业。民族研究所下面设有语言研究室、民族学研究室、民族史研究室等。

民族史专业有个特殊情况,就是我的导师既是人类学家又是民族学家。李有义先生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他给我灌输的实际上都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东西,这样我就跟着他学少数民族史,实际上又学了民族学等专业。

我选择这个专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64年到1968年我在西南民院读书的时候,图书馆被封。我的一个同班同学想学藏文,当时找不着教材,街上只有红宝书,他说那咱们去偷嘛。偷书我是头一遭,很不好意思,但文革期间又没有办法,于是我们俩晚上打着手电去图书馆偷书。黑暗中他摸到本书,问我行不行?我一看,原来是藏文版《仓央嘉错情歌集》,六世达赖喇嘛写的,是个打印本。《仓央嘉错情歌集》非常优美,我认为只要能够读懂这本诗集,藏文水平肯定能有很大提高。他听了就偷走了这本书。

我练习写作,老师要求每天写日记,我就请这个同学帮我看日记。他汉语比我好,偷书时就拿了本中文大学教材,他认为那书不错。于是我俩顺手牵羊偷了些书回来,凡是跟藏学有关的我都随便拿了一些,其中有写西康的,还有藏族史,大多是内地汉族写的。也有外国人的着作,但他们主要是描述一些民俗现象,写得太简单了。西康是我的家乡,书中内容大都是自己经历过的,而且我比他们还要了解西康。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也要写这种东西。虽然我的写作功夫还赶不上他们,但是我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提高写作水平,超过他们。

当时藏族历史方面的教材和参考书都很不好找。考硕士和博士,每次考试我最头疼的就是找不着书,没有现成的教材,我指的是公开出版的。考硕士时通知上指定了一本参考书,50年代民族研究所编写的《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集》,再就是《资治通鉴》。后者我从来没听说过,为此还闹了个笑话。我到图书馆去找《资治通鉴》,人家说这书多啦,你都要吗?!我说这是什么话,我就要这本!他说一共有24本呢。我傻跟了,我哪知道会有这么多呀。结果他给我抱出来一大摞,我这才知道原来这是历代皇帝统治人民的必读书,所以毛泽东特别欣赏它。后来我才知道这部名着出自司马光的手笔。

面对这套书我不由得愣了,因为我古汉语不行。而且我只有几个月时间,怎么读得完呢?后来还是我那个朋友聪明,他说考研绝对不会叫你通读《资治通鉴》,肯定要考有关藏族的部分。我一听有道理,忙去查阅,只要涉及藏族、吐蕃两个字的,我就全部抄录下来,有些读不懂的古文就去请教老师。

准备报考硕士的过程中,西南民院的图书馆还是不开放,我就上成都市图书馆找书。早上五点半起床,带上馒头和水壶走到图书馆旁边的人民公园,在那儿背诵古藏文和古代汉语,还有政治。我们当时要考政治经济学,我没学好,就只有硬背。等图书馆开门进去借书,他们让我自己进书库找书。报考其他专业的都有参考书,惟独我没有。图书馆里有一百多人在复习功课准备考研,那是第一批嘛,而且有些人已经是讲师一级的了。我从图书馆找出一大摞书,有民国时期的、清代的,弄得我眼花缭乱,无从下手。到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找到西南民院一位读过藏族史的老师,向他求教。他手里有一本油印本藏族史教材,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藏族史教材。

这以后我花了半个月时间先把这本书背下来,然后按照年代顺序将历史事件捋了一遍。买来张桌子大小的白纸,编年史似的把历史事件一一记在上面,这样我就可以看着自己制作的图表讲述书中内容。然后我再参考借来的书籍,把没有的东西补充进去。实际上这样做是在补充那本教材。当然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只是自然而然地这样做了。花了一个半月左右基本上掌握了藏族史的发展脉络,对考试也有了把握。

这时候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想不管研究生能否考取,以后除了文学创作,我下决心要用更多的精力钻研藏族历史。作为一个藏族人,不懂本民族的历史怎么行呢?

萧:就是说,您的兴趣开始转向藏史方面了?

格:对。反过来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在色达工作的真正意义。我在色达草原工作时每天都坚持写日记,我发现自己记录下来的东西不正是历史吗?后来书读多了,我又发现一个问题,藏族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即一千四百多年以前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无从了解。我知道研究历史必须依靠文献记载,要精通古汉语和古藏语。可是,没有书面记录的远古历史呢?人类历史不可能只有几千年嘛。史前史又该如何去理解呢?我读完硕士后又考中山大学的博士,就是因为不学史前考古学不行。人类历史就目前而言至少有三百万年,而中国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有四千年,而藏族历史也就是一两千年,有书面记录的历史不过如此。那么,史前的几百万年历史呢?所以还是得学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