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我的妻子不愿意调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她不愿来京，而我又不喜欢这个工作。正好这时我发现广东的中山大学、当时我国惟一的人类学系在招博士生。我大海捞针，如获至宝，到底在中国还是能够找到人类学嘛。当然在美国就有很多了。我就悄悄准备报考。
考中大得到广州参加考试，费用自理。民委表示就算出差吧，来回路费报销。我高兴极了。自己工资不高，手头不富裕，所以非常感激民委的关怀。我就以出差名义赴广州赶考。
结果考得相当好，全仗着我那份自编教材和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这些内容背下来，掌握了书中的内容以后就能够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人类学家们的主要观点及其贡献，通过背诵就基本上掌握了人类学的发展脉络。考官们很惊讶，说没想到你对人类学的基础知识如此深厚。其实我全是自学的，念硕士专攻历史，人类学的知识就全仗背功了。
我报考中山大学博士生，目的就是为了想弄清楚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为此必须选修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等。这一套学科设置源于美国的人类学传统，比较完整规范，而我国其他院校，像中央民族大学等一般叫民族学，课程不包括考古学，主要学习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者的区别就在这里。我过去学过民族学，但感到还远远不够，当时我满脑子都是人类起源呀、世界历史呀，我想搞清楚藏族历史和文化起源。我学习往往没有想一定要出什么成果，读书的目的在解疑。
刚入学时我想得很简单，心想大概不会上课了，写篇论文就行了吧。我就跟老师说，最多呆上半年我就要回家乡埋头写书了。老师一愣：“你说什么？你不想上课啦？！”原来课程是人人必修的，还要考核，甚至有些课，像体质人类学是跟本科生一块上，一起参加考试。本科生考试成绩比我好，但论文赶不上我。因为我求知若渴，活学活用，而他们主要是为应付考试，背下来完事。学体质人类学时在医学院参加心脏解剖，所有该学的课程全部过了一遍，考古学和语言学也是从头学起。学习语言学后我只发表了一篇语言方面的论文，就再没有深入下去，但毕竟懂得了一些规律，很有益处。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是要学第二外语，这也是我没有料想到的，我以为英语过关就行了，可人家说不要以为你是藏族掌握了汉语和英语就满足了，由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没办法我只好学日语。不仅如此，第一外语还要求达到听说读写译的水平，外语要求十分严格，考试都得整整三天呢，这一点跟北方不同。
为此学校下了不少工夫，老师专门为我找来一位英语硕士，给我课外辅导英语。天天午觉过后她帮我练两个小时口语，还有英文写作和句型练习。我有时不耐烦，就故意编些爱情情节糊弄她，这也是为了练会话嘛。她现在在美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就这样天天练，口语提高很快。听力练习当时只有美国之音。没有中文的文化人类学教材，林惠祥的我倒是读过，课上又不用。老师拿来一本厚厚的美国人类学系教材，说看这本书既能学到专业知识又能学外语，于是我逐章逐节地阅读，边看边译。自己翻译水平有限，就同英文老师商量我俩合作，她答应帮助我学习。我建议英语会话练习围绕着文化人类学的内容进行，有的放矢，她也认为这个方法不错，我们就逐章逐节用英语讨论。书读完了。不仅专业知识得到巩固，外语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谓一举两得。这本书比林先生的还要充实一些，我们翻译了就是还没来得及出版。我简单地编了本小册子，就叫《多样性的世界》，1990年出版。
我渐渐迷上了文化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对学位、就业都毫无兴趣。两年后所有课程都修完了，我跟老师说我要下乡考察去。老师说可以嘛。但是我经费有困难，于是梁钊韬导师千方百计替我想办法。梁老师有位堂哥是香港有名的大企业家，他的堂哥慷慨解囊，出资为中山大学修建了一座大礼堂，堂哥夫人投资几千万修建了图书馆。梁老师从来不会为个人向堂哥开口要钱，每次都是为了学校和自己的学生。他跟堂哥说弟子要出差奔赴西藏考察，而中山大学又拿不出经费，请求支援了一笔钱替我购置摄影器材。梁老师还不放心，生怕我不小心把钱弄丢，一定要亲自陪我去买相机。还有一件事令人没齿难忘，梁老师特地从香港买了件防雨大衣送给我，这件大衣是皮毛里子，又保暖又防雨。老师对我真是关怀备至。
一切准备就绪，我便踏上了考察的征途，几乎走遍川西。我在求学之旅中除了导师的言传身教以外，也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影响。虽然极少见到费先生，但是读过不少他的着作。读硕士期间人类学方面的书籍很少，我发现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很多论着都是费先生的。最先接触的就是《乡土中国》，那可真是经典名着，任何人都会被它所吸引，文章言简意赅，全是短篇杂文，正合我的口味。我喜欢文学嘛。
而且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分析方法。费先生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可谓入木三分，他的研究方法十分切合实际，正中要害。他从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人手，由土地与人的关系进而分析血缘和地缘关系。费先生在分析人际关系时用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他说每个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有一个圈子，就像一颗石子丢到平静的水面所激起的涟漪一样，形成一圈圈水纹，越往外推，水纹就越薄越远，而自己始终是这个圈子的中心。费先生从中国人的恋土情结人手分析了许多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我感到这种分析方法对于研究西藏社会同样有用。
谈到西藏，很多人动辄提及藏传佛教，张口闭口离不开佛教。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首先要生存，为了生存就得有土地，在西藏也是如此。没有土地就没有庄园，没有贵族，没有社会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土地所有和使用展开的。同样信仰也起源于土地。比如说为了求雨就必须要崇拜神灵，佛教也是由信仰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我曾经亲身经历过冰雹，我们家乡遇到雹灾时连食物都没有。我小时候放十几只小山羊，冰雹打下来时我躲到塔底下，羊被打死好几只，就更甭提地里的庄稼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老乡们能不信教吗？
遭灾时妈妈如果没有我就饿死了。灾荒年间为了妈妈我出去讨饭，因为妈妈咽不下野菜。为了让妈妈吃上粮食，我走村串户替人家念经，有时候还会遭狗咬。但是一个月下来跑上十几个村子，可以得到50斤口粮，我妈妈一年也就够了。
老百姓依靠土地生活了几千年。围绕着土地，从播种到收获，土地的分配、所有权等就形成了社会制度以及信仰，形成了西藏社会长期以来难以改变的传统。长久以来西藏是个对外封闭的社会，但现在就不同了，改革开放后变化快得很。
人心都是一样的。现在修通了公路，老百姓什么新事物都能接受。我们这次到林芝去，想给13岁的女孩照张相留念，结果不给两块钱人家就不干。而她爸爸就不是这样。她爸爸请我吃饭，他说他有土地和牧场，去年赚了几千块。他不好意思向我开口要钱。而他的女儿去年在鲁朗旅游风景区，靠租马赚了三千块。我对她说跟我一起到拉萨去玩吧，她拒绝了，“哪儿也不去，我要赚钱！”我们一下车，就被她们拽住了，“叔叔，骑我的马吧！”她就有这个胆量，有开放性。而老一代就不行了，他们认为还是要靠种地和放牧比较可靠。
萧：我提个问题，游牧民族与土地的关系也像农耕民族一样重要吗？
格：是啊。没有草场怎么行？草是命根子。现在糟糕的是草场退化。围绕着草场展开游牧文化。游牧文化有多种方式，水草丰美的地方最多，两季到四季，而藏北有些地方一年游动十几次，最多的达二三十次。为什么呢？那些地方是接近无人区，长的沙多草少，过不了几个月很快就啃光了，羊跑得很快，放羊必须跟着它走，因此沙多草稀的那曲西北部和阿里地区羊多、牛少。牦牛移动慢，可以在一条沟里吃上一天。
还有放牧的问题，夏天山顶，冬天山下啦，都要根据经验进行。牧民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对草场情况了如指掌，其目的就是要保护草场，为了世世代代能够生存下去。藏族具有这种与大自然和谐一体的意识，为了子孙后代永远保护自己的大地母亲，脚下的土地就是他们的母亲，为了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草场而游牧，逐渐形成了游牧文化方式。游牧生活中又总会有人不守规矩，如有的提前时间迁到夏季草场等，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习惯法律，要是有人不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定，就要受到惩处。另外，迁移到何处又有讲究。有些沟是阴沟，气候寒冷，草长势不好，这种地方无人愿往，怎么办呢？抽签决定。还有一些牧民的冬季草场比较固定，为了互相不侵占，牧民每年迁移的草场必须作个记号，一般多用石头作个标记。后来出现了头人，像那曲地区，头人的主要目的就是管理好草场，使牧民有次序地搬迁。另一方面，既然当了头人。就得有报酬或税，也许这就是租税的起源。这就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这个报酬不是工资，而是带有强迫收取的性质。
费先生在《乡土中国》等表述的分析社会结构的理论和方法，我感到非常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就通读了费先生的所有论着。费先生曾经指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甘青地区到云南，经过川西有一条“民族走廊”，发现了许多新情况。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就由此下笔。
本来我计划只写藏族，但是导师梁钊韬告诫我应当把视野放宽到藏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梁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渐渐才明白导师用心良苦。博士论文题目是《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以西南民族为主线研究民族的形成及民族史。为什么民族之间会有差异和融合？我试图从古至今把藏族的来源弄清楚，实地考察了一年后回到成都埋头写作。当时西南民院也希望我毕业后回到母校，他们帮我联系住进招待所，单间20块钱一天，只收我9块。吃饭洗衣服都不用我操心，刘老师一家全包了下来。我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写了8个月，情绪完全沉浸进去了。
本来我准备写三卷，刚写到40万字的时候（上卷），老师着急了，说是博士课程三年毕业，你都已经超过半年，还不赶紧回来答辩？！我在成都写一章寄一章。随写随寄。老师说内容早就绰绰有余了，赶紧搁笔吧。我不听。老师劝我，第一，你的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第二，博士论文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很出色；第三，想接着写可以，等毕业后再写嘛，不能不要学位。我说那学位就干脆不要了行不行？反正我准备回成都工作，西南民院也表示愿意要我回去。导师生气了，说中山大学已经决定让你留校，还有北京、中央也会来要人，何去何从你自己拿主意吧。结果西南民院也没去成，我写到40万字就只好打住了，提交博士论文。
答辩时中央电视台来了六七个记者采访。这是中大人类学系解放后首次授予博士学位，校方非常重视，仪式搞得很隆重。由于我的预算大大超支，导师就自己掏钱请了两次客。来客很多，包括美国的顾定国先生也是那时认识的。答辩的照片我自己都没有，还是顾定国拍了送给我留作纪念。以上就是我学人类学的过程。
下面我想谈谈理论问题。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事与愿违的事情。世界上的人分为不同的民族，肤色、人种、文化不同，有很大的差异，但我觉得人的根本的东西或本质的东西应该是一致的。既然人根本上是一致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呢？这里面有生物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体质人类学认为有三大人种，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现在又有基因、遗传学，还有色素研究。但是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人类的起源。
学习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以后，我又产生了疑问：最早是没有人类的，那么人类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我在西藏讲课时，藏族学生也提到猴子变人这个问题。究竟人类起源于何处？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人类的起源有非洲说、中国说、中亚说、爪哇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学说的主要依据不是民间传说，而是地下发掘出来的由猿变人过程中的人的头颅或牙齿，人类的祖先即有几千万年前的，目前在非洲和我国云南发现数量较多。
最早的地球上可能像个星球。然后生长在大海里的生物从单细胞不断发展演变，后来就像达尔文所看到的，像青蛙那样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等逐渐尾巴退化，进一步进化。动物系统的进化演变又分为许多支系，与人类最亲近的就是猿人。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猿人和猴子，为什么它们就变不成人呢？为什么远古时候能变成人呢？问题就在这儿。既然说猿人变人，那为什么现在不能变呢？
围绕着这个问题又有许多解释。一是冰川说。认为当时全世界都为冰川覆盖，大部分动物被冻死。还有森林火灾说。猿人多住在森林里，本来是靠前爪攫取食物，突然之间森林消失了，他们只好站立行走，大脑日趋发达。众说纷纭。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完全如此。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人”，这话固然不错，但是劳动的起源呢？这很关键。为什么要劳动呢？动物也在劳动，但我们所谓劳动是站立劳动、手脚分工。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认为从青藏高原来看就很清楚，原因既不是冰川，也不是火灾，即使发生火灾，也不可能危及全世界嘛。在青藏高原很难发现古猿的遗骨或牙齿，原因之一就是青藏高原太年轻、变化较快，地震频繁，至今高原还在生长，所以古猿恐怕埋藏过深，很难发现。即使发现了恐怕也会被老乡拿回家了。过去修公路也曾发现一些恐龙化石，结果老乡喜滋滋地拿回家当作最珍贵的藏药。
萧：跟内地汉族的龙骨一样，拿回家当中药吃。
格：就是。只要发现了都被老百姓当宝贝拿走了。即使发现了遗骨，他们也不敢碰。我过去在家乡考古发掘，家里人不让我把遗骨放在家里，没办法只好放在楼下，还花了一百块钱请喇嘛念经超度。姐姐不让我乱放，我那时到处发掘。
青藏高原曾为沧海，人类祖先的发源地，地质变化非常大，大量的冰块活动、频繁的地震使青藏高原的茂密森林、大量的湖泊突然发生变化。就像原来不缺氧而现在缺氧一样，人类生活很困难，为了适应缺氧环境，人类自身就要发生变化，经过几万年、几百万年的变化，逐渐适应自然环境。喜马拉雅山脉上升，许多湖泊面积缩小，人类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才有了今天。这就是地球本身的变化导致人类的进化，由猿猴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