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今天通过我对你的采访想把你们的情况向学术界作一个宣传、介绍。我觉得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很有意义。我觉得你们还是很规范的，因为人类学没有一种死板的经验。人类学之所以具生命力就因为它不是死板的而是流动的、发展的一门学问。听了你讲后我觉得你们做得好，令我钦佩。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讨论一下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来讲，在新疆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新疆有和西南、中南以及你们所说的口内的情况许多不同的地方。你在这样一个地方做人类学的研究，这个价值很大。我想你们对人类学本土化在新疆的价值取向会有自己的看法。
崔：你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最近几期刊载了国内几位学者的访谈录，给我的印象是他们都很重视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我们自己的研究来看，新疆多民族社会的文化与西南包括广西的民族社会的文化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很多，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从古代以来，新疆的民族文化就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之中，这个地区民族的形成、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来不是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的各民族的文化并不封闭。有人写文章说游牧的哈萨克人文化落后封闭，但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却发现哈萨克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非常好，也非常快。在哈萨克人的认知中有一个特点对于理解这个问题很重要，他们的认识建立在眼见为实的基础上，我看到这个东西，认为它很好，我就要把它吸收过来。新疆的大部分主体族群，都有曾经游牧的漫长历史。所以新疆文化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中，从来就没有封闭过。因此，现在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是在历史长河中许多族群互相交流、文化互相碰撞、互相吸收的过程中交融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有许多文化现象不只是一个民族的，它们的区别往往是表现形式的不同。上面我讲过，按照地木拉提博士的研究，萨满教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许多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现在有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即使是伊斯兰教文化，在各个民族中的表现形式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相似的一面。以维吾尔族为例，历史上经历过的突厥化过程和伊斯兰化过程就曾经极大地影响过维吾尔人的文化，但是过去积淀的文化内容，比如维吾尔人的先民曾经信仰过的萨满教文化、佛教文化，不可能完全从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剔除掉，相反，它们成为现代维吾尔文化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西域和中亚其他地区发生过的任何重大的政治、文化变动都对这个地区族群的文化产生过作用。文化变迁在新疆绝不是学者在书斋里论道的理论，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时时刻刻发生着的现象。地木拉提所做的一项非常基础性的研究获得的成果揭示出，现在萨满教仍然在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族群的文化中存在。如果不做扎实的田野调查，而只是以人类学的某种现成理论来解释新疆文化的这种特点，那么就无法对这里的多元文化格局作出令人信服的描写和阐释。因此，我自己的看法是，谈本土化不走进田野怎么谈？我们研究的对象与形成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完全一样，因此本土化的问题，还是要在人类学研究者做好对国内不同族群文化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获得比较可靠的民族志资料，得出经过分析的结论后再做理论概括，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来讨论。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讲有些学者做一些纯理论的探讨不对，事实上，这是人类学本土化研究非常必要的工作之一。我之所以强调本土化问题的解决，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依靠中国人类学学人从人类学最基础的工作--田野调查和写出具有中国文体特点的民族志--做起。因为只有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了足够的本土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做实证性的研究，我们有可能感受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悠久又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语境中，描写文化和阐释文化需要不同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和话语风格。在对新疆多元文化的认识中我们体会到，跨文化的研究具有本土化的特征，这种跨文化的研究认识与西方学者提出的跨文化研究理论有明显的差异。
徐：看来你们注意到了人类学研究本土化问题的复杂性，能结合你们的实践多谈一点吗？
崔：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本土化问题是关心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人们不能够回避的，我们也常常思考和讨论它。人类学本土化在新疆有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一个不是理念上而是活生生地存在的多元文化社会中，这个本土化与对内地汉人社会研究的本土化必然就有所不同。在新疆，我们这些做新疆本土文化研究的汉族学人，对于异于自己文化的“他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一方面是局外人，另一方面我们又是新疆这个多元文化圈子里的人，其他民族的学人在研究异于自己文化的民族文化时，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和来自北京的学人们对新疆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民族文化现象的认识，就会既有相同的（人类学学科认识加上自己民族文化的认知模式影响）方面，也会有不相同的方面（这主要是多元文化互相作用和地域文化认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对异于自己文化的文化研究来讲，是“他”，而对于多元文化存在来讲，又处于“我与他”的交错点上。所以到现在，在研究新疆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时，我仍然有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我”还是“他”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文化格局之中，研究的本土化讨论就有了一种新的意义：研究者的文化位置和认知取向。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研究所成员的构成本身就是多民族的。在做田野调查时，我们尽量组织两个民族以上的成员参加一个点的调查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不同民族的研究者看待一个文化现象，切入的角度和获得的认识既有学科方面的一致，又有文化认知方面的不一致，现象是一样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就有多元的认识。所里组织“seminar”，讨论某个问题，你会感到既有相同的认识，又有热烈的争论，讨论者自己的文化对问题的看法的影响比较明显，这就形成了讨论文化时的跨文化交际局面。对此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因为我自己理解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就是跨文化的对话与交际。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准则，是尊重被研究对象和他们的文化，不以自己的文化价值去评判“他文化”的价值，研究者更不能以自己对事物的好恶感情来看待“他文化”中异于自己文化的事象。对“他文化”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会认识、欣赏异于自己文化的文化的过程。我们所里的绝大多数成员确实做到了这一条，对其他民族和文化非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