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该说，人类学知识一直有一个基本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怎么样能通过对被研究对象特性的深入了解与掌握，来剔除一般理论中隐含的文化偏见，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偏见。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从西方而来的，特别是15世纪资本主义形成之后。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西方当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为什么要发展社会科学，就是因为原来封建社会没落之后，资本主义虽然已兴起，但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所以社会科学最初就是要了解“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以解决这一实际的社会问题，由此才导致了现代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当中，人类学一直有一个最大的独特贡献，就是它是透过非西方社会、非主流社会的研究层面，去检讨已有的这些观念理论背后的资本主义文化之假定。在这一点上，我想早期人类学就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发展，还是有很多代表着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西方文化之概念影响着20世纪社会及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思潮。这种支配性，如现代的经济概念，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不管是在社会科学还是人类学，我们都会把它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现象。可是，到70年代末期或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些社会分类范畴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现象，而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文化观念。要怎么样去破除这一种文化偏见，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类学本身发展的问题。因为早期的人类学受经验论科学观的影响，试图建立客观的科学人类学，强调从研究者或者是从一个局外者客观的立场来看，即使人类学从一开始便注意被研究者的观点。而由人类学后来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能理解到所谓“纯粹”客观的限制，以及了解被研究者主观观念在理解与解释社会文化现象上的重要性。这使得人类学的发展由早期纯粹的客观主义发展到注意被研究者的主观文化之建构，乃至于超越前两者对立的理论研究。而这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被研究对象本身的文化特性，更有助于我们研究者本身去反省、检讨研究者或人类学已有的理论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观念或者是社会文化现象，并找出另一种新的可能。这结果就有可能改变已有的人类学文化概念或理论，而这正是我目前在做的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上可能有的意义。事实上，除了基本文化分类概念外，我自己已开始做另一个与此相关但不同层次的研究课题，它涉及“情绪”、“梦”等这些过去社会科学往往都会把它当做一个“非理性”的范畴。但是这课题往往涉及人内心深处的、一个在社会人文科学中至今仍被视为黑盒子的研究领域。不过，近十多年来，世界人类学已经在这方面的探讨上有所进展。只是，我会往这方面探索，并不是世界人类学发展的趋势所引起的，而是从我的研究对象（布农人）的特殊现象所发展出来的，因为梦占一直是布农族文化里一个非常重要而突出的现象。在传统时代，一切重要的个人或社会活动，布农人都会依据当事人前一晚的梦占来决定。等到他们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后，由于市场价格无法有效预测，使得他们在从事经济作物栽种的选择上充满太多的变量而有很强的不安与不确定感，他们只好又回到传统的“梦占”上，以梦来做决定。我在东埔社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布农人在决定今年他该在哪一块地种什么经济作物时，往往是先去想开垦的那块地上开垦，然后看第一天晚上做什么梦，若梦中见到到处都是圆圆的东西（如石头或铜钱等），那么表示在此地种西红柿之类的圆形果实作物会丰收；若梦见长型的东西，那么就种敏豆、黄瓜或者其他长型果实的作物。由于当地布农人认为，梦是由于人的灵魂离开身体去外面游荡所碰到与未来有关的事情而来的，它将预告这事情未来发生时的结果。而这个梦不仅与布农人传统的人观有关，也与他们的时间及因果观念有关。只是我过去从事人观的研究时，因受限于自己对于“非理性”层面知识上的不足而不敢贸然处理，它多少也反应学术研究上的基本态度--如何由已知来探讨未知，以避免神秘主义的色彩。一直到1995年，我在东埔社田野中也开始天天做梦。起初我有点担心，因常做梦的结果是睡眠不足。后来我把我的梦请教当地人来解释时，他们便说：“你现在才开始像布农人了。”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梦在了解布农人社会文化上的重要性而开始准备有关的知识，也开展我在研究上的另一个新的里程碑。
徐：虽然梦是非理性的，但非理性的东西往往左右人的行为。
黄：没错。所以我目前除了继续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的研究外，我也在从事梦、情绪等所谓“非理性”方面的研究，以便触及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些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更为困难，也许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易有什么重大成果或突破。
徐：照你现在这样，想从文化分类概念的研究更深入下去，如果这个研究全部完成，文化人类学的教科书是否要重写？
黄：当然是希望最后能对文化概念或理论的重建上有所贡献。
徐：因为它原来的框架结构太传统了。这两天我看了你的这些书，对我来讲富有启发。我觉得有一点理论还不是很理解，刚才听了你的讲解才进一步理解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刚才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黄：我会处理这些问题并不是事先就已定好的目标，而是我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其实也很有趣，这个发展过程到后来却与世界人类学整个理论发展过程是一致的。这多少也与我到国外的进修有关。不过，我到国外进修反而是因研究中有了困难才去找可能的解决方式与方向，而不是先接受了世界人类学理论发展的趋势才去做这些研究的。
徐：从你研究的思路、经历来讲，给人类学者一个很好的启发。你的研究方式、做田野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从田野里提炼问题、提升理论这些都很典型，对大家很有帮助。我想对广大读者都会有启发。看了就很想进一步地了解你，你的研究也许会超过西方人类学家。
黄：能否超过我想我自己还是保留给后人来评断，我们必须先承认自己的限制及别人的优点，尤其西方目前有世界一流的学者，而他们之间有效而频繁的对话往往是我们目前的研究环境所没有的，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所提供的支持更是我们目前所最缺少的。相对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研究上的发展不仅很快，而且水准还是在我们之上，所以还是值得向他们学习。
徐：对，他们的发展确是很快的，而他们目前也是很重视“时间”、“空间”的讨论。但你对此的研究已有了初步的成果，而且还在深入中，这基于你长期对布农人的研究、认真的思考，不像一般人做田野、做记录，记录下来就完了。而你是不断地在思考这些现象，以及对布农人存在的问题怎么样能给他一个更合理、更深入的解释，这样不断提出更深一层的问题，升华你的理论立场，你是正在做这个工作。为此我对你很是钦佩。
黄：这是很正常而应该的事情。
徐：是的，你当然认为很正常，因为你是很自然地在做，并不是有意这么做。你对“人观”、“空间”、“时间”问题的提出都是水到渠成提出来的。你刚才讲的例子是非常生动的，初步接触你的这个观点就很容易理解。若真的理解了，进而反思再做我们的研究时，对我们田野会有很多的帮助。现在有很多人类学的教科书书里是没办法找到这样的答案的。
黄：目前大多数教科书里还很少去谈这些问题，因它确实还在发展中而还未达到成熟而有定论的探讨阶段。
徐：这个问题咱们先讲到这里，我想下面我们换个话题，你当民族所所长大概已两年了吧。
黄：一年半。
徐：你做了所长以后，民族所有许多新的做法，比如做了中长远的规划，对民族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能否把这方面的设想简单介绍一下？
黄：我的设想在计划里都有了，简单地来讲有一个思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做得还不够好，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什么还做得不够好？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广泛，这说起来简单，但真的要深入而广泛并不容易。我从1978年开始从事东埔社布农人的研究，到现在几乎每年都回去，可是我越做下去发觉的问题就会越多，也越觉得自己对当地文化不了解，这实际上是很实在的问题。但在现代的环境下，人类学家能好好地去做田野者已越来越不多见了，这自然导致了民族志内容的不够广泛、不够深入，也就限制了提升研究成果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缺少追求研究上的突破以达到更高境界的动机是个更难克服的问题。这不仅会导致同仁的自满与故步自封，更妨碍同仁虚心求教他人及对话的可能性。这点，可由目前同仁的许多研究都不曾事先认真去回顾世界人类学界有关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证之。在这里，我无意强调西方学术研究上的优势，但我比较在意研究者是否在研究上能先承认自己研究上的不足而愿意向任何有优点者学习，这一点很重要。学术研究进展上的最大障碍往往是研究者本身。
徐：西方学术的优势也是建立在他们的积累厚实上。
黄：对！他们的发展比我们更有利的地方是，不仅是建立在单一学科的积累上，如前已提，它还有其他学科的支持，比如哲学等等，他们这方面的条件比我们有利得多。我们在台湾也好，相信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不够成熟。没有办法直接互相支持，甚至有时候还必须做一些是其他学科应做的研究。比如说，从事有关台湾的研究，都会面对一个很普遍的困难，就是资本主义化过程是台湾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历史条件之一，但至今，不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台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到底是怎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即使就单一学科的积累上，我们也有着亟待克服的问题。不仅目前有些研究同仁不清楚过去先辈们已做了哪些重要而有发展性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站在他们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也不清楚自己的研究在台湾学术界或国际学术界的位置。甚至是不断换研究课题而导致其研究永远是在起步阶段。如此，又如何有学术上的积累呢？也因此，我在民族所的中长远研究计划中，虽然尊重各研究人员的个人兴趣，但也特别强调由累积与创新的角度来规划未来的集体研究方向，因而提出三个未来主要的研究课题或趋势。
我在中长远计划里所提的第一个方向，与前面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怎么样通过更深入研究把“研究”的层次带到更深的一层。民族所过去在制度、社会及行为等的现象层面之研究已有很好的成果，而比较少侧重到观念上的文化层面，更少注意到人的心灵深处之心理层面，这些正是我们未来十年必须面对的挑战。若不能做到这个文化与心理深处的层面，就很难提升研究成果，也就难区别出我们跟非学术研究者有何不同而且独特的贡献在哪里。尤其是近十年来在本土化趋势下，当地的民间学者也在做有关研究，我们会认为他们做得很表面，但我们怎样跟他们有明显的区别呢？这只有更深入地做到只有专业学者才能做到的地步。也因此，我们在这课题的规划上，不仅考虑如何在民族所以往所累积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更要寻找可以涵盖过去成果的新观点或新课题，以便有所突破。
第二个要推动的研究趋势便是研究对象所属文化区的扩张。由于人类学一向强调如何掌握被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特性，使我们不断深入去探讨。但如何确定所掌握的特性是独特的，就往往必须通过比较的过程来凸显，而且比较的对象愈多，其独特性愈能确定。而这比较的观点一直是人类学一个很重要的立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期望民族所未来的研究在文化区上有重要的拓展。过去民族所的研究主要几乎局限于台湾。现已拓展到东亚、东南亚、大洋洲、中国大陆、北美洲、加勒比海等，更希望日后能拓展到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回教世界，乃至欧洲、俄罗斯等。
第三个方向是前面已提过而涉及与其他学科在研究台湾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有关台湾的研究，不管是研究原住民或者研究汉人，其都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条件或脉络，而这个条件或脉络往往不是人类学可以单独去解决的。比如，在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多少都会面对三个普遍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在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湾以前，当时台湾的主人是原住民，汉人开始大量移入台湾是在1636年以后。那么汉人为什么会进到台湾来？事实上是荷兰人占领了台湾以后，他们要在台湾从事热带栽培业，但这种经济作物的栽种必须依赖有一些人能生产更多的粮食来提供从事热带栽培业生产者生活所需，这只有依赖水稻的生产才能达到，然而当时的原住民不会生产水稻，只会种旱稻，荷兰人就到福建、广东招募了许多汉人来台湾种水稻，因而导致汉人开始大量移入台湾而逐渐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性质及原住民在台湾原有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何影响到整个台湾，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汉人都是在资本主义化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而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另一个历史条件是国家化。从荷兰人来台开始到今日，不管它是一个古代帝国也好，还是后来日本统治以后的现代国家也好，在这些统治过程中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统治力量怎么样影响到了当地社会的发展。而这又是一个在台湾不论研究汉人还是原住民所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历史条件或力量。还有一个对汉人可能没那么重要但对原住民却非常重要的历史条件便是“基督教化”。至少，目前原住民中大约已有70％～80％的人都已基督教化了。其实，上述三个历史条件都是互有关系的，背后均涉及资本主义的力量。我们若不能面对这些共同的力量与问题，我们的研究将很难提升。
徐：所以你这个中长规划很有特色。很有独到之处。
黄：这应该是我上任三个月后的重要措施。
徐：为了实现这些计划你是有许多措施的。听说你们准备办一个《人类学学刊》？
黄：《台湾人类学刊》是个学术性杂志，意思是在台湾出版的人类学刊，而不是台湾人类学的刊物。
徐：因为民族所长期以来出版了很多出版物，还没有一个专门人类学的出版物，这也是你一个很重要的具体措施？
黄：确实是个另一种提升研究水准的方式。到目前为止，在华人世界里还没有一个专门的人类学刊物。我希望这专业人类学刊物能做到二点：第一点是通过刊物与其他华人世界的人类学交流；第二点是希望通过这个刊物能与国际人类学讨论与对话。这样自然可以提升整个研究水准。
徐：希望早日看到这个刊物的出版。
黄：我希望2002年年底前能出版。由于第一期将会塑造整个杂志的风格与水准，所以通常第一期非常谨慎。而我们刊物的主编是请美国的桑高仁（Steven Sangren）教授来担任。
徐：搞国际水准，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希望得到你这方面的交流。
黄：我们也愿意这么做，我更希望能与其他华人世界的学术界多一些交流。
徐：黄所长，你做了30多年人类学的研究，对大陆人类学界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你能否谈谈？
黄：你叫我讲台湾可以，谈这个比较难，因我接触大陆人类学的机会较少。
徐：你处在这个位置，对我们互相交流是很重要的。对促进两岸人类学民族学界的交流也非常重要。我想若可能的话对大陆人类学发展提点建议也行。
黄：我很想有机会去大陆看看，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过大陆，所以没有真正接触到大陆的人类学，因此很难给建议。当然，我在台湾是接触到一些来台访问的大陆人类学者，但这类接触也只在这两年。尤其以前我没当所长，个性又内向，也就很少接触，现在有职务上的责任，自然希望有更多的沟通交流机会，我也愿尽我的能力对大陆人类学的发展做些事。
徐：很好！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欢迎您2002年5月中旬参加在我们学院举办的“人类学高级论坛”。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