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1990年后，我比较关注西藏和新疆的现实问题。可能由于工作性质，我的注意力侧重在政策对这两个地方民族发展的影响上。西藏和新疆在中国，是面积最大、少数民族居住相对最集中的两个区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这两个地区对中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研究中国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必须抓住这两大区域。
1991年，中央有关领导鉴于苏联东欧剧变中民族宗教因素不可忽略的影响，指示在中央党校成立“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进行相关的教学、研究。党校领导一声令下，我就从社会学室划到了这个教研室。我们主要的教学对象是西藏民族干部班和新疆民族干部班。我讲授的题目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民族问题、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周边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等。给学员讲课时，经常听到他们说：老师你去过西藏（新疆）吗？没去过，应该去。我们希望听到老师用理论分析解释我们西藏（新疆）的实际问题。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看家法宝，有念硕士期间独闯西双版纳的经验，1994年暑假我自己筹钱去了西藏。在西藏，我又看到一个虔诚信仰佛教的民族，只是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严酷，这个民族的信仰也更执着。我在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区跑了几个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访问农户，开座谈会，走访寺庙和僧人，观察民众的宗教活动。此行粗粗体会到西藏自然景观的磅礴大气、人文景观的奇异多彩，深受震撼和吸引。同时也感觉西藏这个题目太大，必须找一个切入点才能进得去。于是在，1995年申请了社科基金课题：援藏项目的社会效益研究。1996年批准立项。
徐：作人类学田野调查，比较困难是经费，能申请到社科基金是幸运的。你为什么选择“援藏项目”作为研究西藏的切入点？
靳：在经济上援助西藏，是我们人民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一直施行的政策，目的是帮助经济文化较落后的西藏加快发展。要研究中央政策对西藏发展的影响，就必须从此问题入手。
西藏自元朝归人中国版图后，历代中央政府大多采取经济上扶持、政治上遥控的政策。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对西藏持续地给予经济扶助，其数量、力度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据不完全统计，1952～1998年，国家在西藏各项资金投入累计500余亿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行政开支、教育、支持农牧业发展等。此外，国家还巨额斥资，在西藏兴建了一大批包括水电站、公路、机场、邮政通讯等基础设施。那么，中央政府的援助政策是否被西藏民众知晓和认同？西藏这样一个经济较落后、文化迥异于内地的区域，这些项目建成后是否能“服水土”，能否正常运转，达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领导期望的效果？援助政策对西藏的发展有哪些影响？这些是我想搞清楚的问题。
徐：听说你曾四次进藏，都是作这方面的调查吗？
靳：是的。1996、1998及2002年，先后得到社科基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基金的资助，我又三次进藏，历时近半年，北上那曲牧区，向东沿雅鲁藏布江至泽当、林芝及昌都。向西向南抵日喀则、跨过喜玛拉雅下至樟木口岸，主要对1984年实施的43项工程和1996年实施的62项工程进行了系统调查；以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为主，对分布在西藏七个地市的20余个建成的援藏项目作个案调查，在18个调查地点做了二千余份问卷调查。主要了解两方面的情况：建成项目的基本运行状况，西藏民众对援藏政策和援藏项目的认知、评价与期待。
徐：田野调查、个案调查和问卷调查正是人类学、社会学的长项。
靳：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过还是很感谢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学习到的文献检索、深入访谈、座谈会调查、问卷调查等方法，让我多侧面地了解到各种问题。
从调查结果看，西藏民众对中央政府援助西藏的政策有很高的认知率和十分良好的评价，中央政府的援助政策在西藏深得人心，是受西藏民众拥护的。援助政策和援建项目的建设对西藏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央政府在西藏援建经济建设项目的初衷和目的已基本达到。
徐：中央的援藏政策是我们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总体上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靳：的确是这样。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援建项目中60％左右的经济效益较差，部分项目严重亏损，建成项目的经济效益低下直接影响了社会效益的正常发挥；目前的投资结构--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拉萨等主要城市，援建项目主要是为城市服务的社会发展类项目--已明显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城乡关系、干群关系、汉藏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非常不利。
徐：你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
靳：调查发现，项目援建只是帮助建成工厂、大楼、水电站等硬件，这些项目要正常运转还需要软件--钱、物、人才的支撑。比如布达拉宫广场，广场的社会效益很好，烘托了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改善了道路和交通状况，提升了拉萨的城市形象，也为公众提供了活动场所。但是，中央支持只是修建广场的经费，日常维修、维持的钱要地方财政承担。1994年广场建成，当年即面临维修经费困难的问题。由于电费的开支没有着落，广场的灯仅能在重大节日时打开。西藏的地方财政收入有限，90％左右的财政支出都由中央财政拨款。要匀出钱来养项目基本不可能。项目建成的其他公共设施也面临同样问题。生产性项目的经济效益普遍欠佳，由于生产能力过剩、生产成本太高、缺乏技术、管理人才等问题，很多建成项目运转不良、亏损严重。照目前的情况，要让援藏的项目正常运转、发挥正常的经济社会效益，中央政府不仅要出钱建项目，而且要继续出钱、出技术人员养项目。“软件”的严重缺乏，有可能使西藏目前靠投资拉动的每年两位数的GDP增长成为灾难。
另外，目前的投资重点决策有可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近几年，西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日愈拉大。1985年，城乡收入之比为3．05倍，1997年为5．39倍，1998年为6．08倍，2000年已至8．84倍。西藏目前已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项目援藏的投资重点如果仍然一直放在或主要放在城市和城镇，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将更为显着，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将愈加突出。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对象认为项目援藏现在的主要受益者是干部，57．95％的农牧民认为援藏基层项目与自己的生活“关系不大”。调查表明，干部、尤其是汉族干部主要居住在城市，他们是援藏政策和项目援藏的第一受益人。西藏的农牧民占人口的80％以上，藏族居民占90％以上，目前项目援藏形成的利益格局对城乡、干群、民族这三对关系的良性发展有负面影响。
曾有一个老师对我谈起他的看法：现在的援藏政策有问题，有可能花钱买敌人。他的话过于尖刻，但援藏政策和援建项目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确值得反思。在经济落后、文化有差异的少数民族地区全盘“植入”内地的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上的冲突、经济上的“消化不良”很可能造成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功。决策的失误不仅仅造成经济成本过大，保持政治安定的社会成本也要增加。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应该总结60多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建设的经验教训。
徐：积极正面的政策也会有消极负面的影响，有时政策执行的结果与决策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例子。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反思建国以来民族政策的制定、执行中的经验教训。你什么时间去的新疆？
靳：1998年暑期，我从西藏昌都地区回京后即赴新疆调查。着急忙慌地赶着去也是因为工作中的压力。在新疆班讲课，难度相当大。我刚到党校不久时，一次在讲课前参加学员的小组讨论，整整一个半小时，那个小组的全体少数民族学员都用维吾尔族语讨论，一句汉语也不说。那时还年轻，工作经验不足，竟不知如何处理，手足无措中一直呆坐到讨论结束。新疆班的少数民族学员是地厅级（或县处级）的领导干部，讲汉语根本不成问题，这种“故意为之”是要营造一种疏离的氛围。在课堂上，对教员阐述的理论观点，不同民族的学员反应差异极大，有时学员之间就在交流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细究起来，当中情绪化的东西很多。学员民族成分的多样化使课堂的讲授难度增大。不了解新疆，不把握新疆民族关系的现状及问题所在，真的难以在讲台上自圆其说地对理论照本宣科。1998年夏季在新疆50多天的时间里，我从乌鲁木齐动身，下石油新城库尔勒，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美玉之地和田，历南疆重镇喀什，翻越天山冰大坂，达北疆名城伊犁，穿过新疆美丽广袤的土地。一路上访谈学员、召开座谈会、走访农户和牧民，对新疆的民情、区情增加了感性层面的认识，也促进了理性层面的思考。
徐：新疆的情况与西藏不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你怎样看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
靳：新疆的民族关系最重要的是维汉关系。维吾尔族、汉族是新疆居民中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维汉民族关系是新疆各民族相互关系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对。影响维汉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集中在两个方面：文化和资源。
文化问题。由于历史上政治、经济、地理上的联系，维、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但建国前民间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极少。50年代后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两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得到推动和发展，交流的双方都受到对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已经发生、正在发展的文化融合呈现出一种“多元形势”，既有开始交融和涵化的方面，又存在矛盾状态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对立。语言、饮食和风俗习惯上的交融在渐进平和地进行，双方处于不对称的互动中；宗教作为民族的文化边界，至今仍是弱势民族自我隔离和抵制文化涵化的重要因素。调查研究表明，在维吾尔族自身的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与中国主导文化的相遇中，由宗教因素产生的持久对立、抗拒和不接纳使两者目前仍处于对峙、冲突状态。近年新疆宗教问题的政治化、国际化使文化融合的过程更加敏感和复杂。主导文化和当地的传统文化要通过平和的相互渗透、影响而达成文化共享、共识并实现整合有较大难度。
徐：你的看法类似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靳：问题没有老亨说的那么绝对和邪乎，但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在宗教问题上的表现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