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本身是能源密集化过程，人均能源消费量从低水平到中等水平，进而到高水平。1998年中国人均初级能源消费量属于世界上较低消费水平，从历史比较看，仅相当于1950世界人均消费水平，也大大低于1870年美国和英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还明显低于1973年日本的人均消费水平。从国际比较看，1998年中国人均初级能源消费量属于世界上较低消费水平国家，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3%，相当于英国人均水平的23%，相当于日本人均水平的22%，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今后中国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将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如果10年后达到1998年世界人均水平，中国能源总消费量要翻一番，如果达到1998年日本人均水平，中国能源总消费量要翻两番之多。
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时，人均能源消费量都会出现高增长。如英国1820-1870年期间；美国1870-1913年期间和1950-1973年期间；日本1950-1973年期间。中国在1973-1998年期间人均能源消费量也出现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5.39%，大大高于世界人均消费增长率，但是低于日本1950-1973年期间人均能源消费增长率（为8.06%）。1950-1973年期间是世界性石油低价时代，是美国、日本人均能源特别是石油消费高增长的主要供给因素，也是支撑经济高增长的主要资源基础；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世界进入石油中油价时代；从2002年以来，世界进入石油高油价时代，这是中国与美国经济崛起和日本崛起时期的不同的世界资源特别是世界石油资源的背景。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比较看，中国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比较低的国家之一。1973-1998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5，低于同期日本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56），但是高于同期世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0.20）。
中国已经是有色金属消耗大国。根据Macquarie Research估计，1993年中国基本金属（指铜、铝、锌和镍）需求占世界总量比重为7-10%之间，2003年上升为20-25%之间，预计到2010年中国总需求可能占世界总量比重的30%。从中国主要污染排放指标占世界新增加量比重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国和世界第一大有机污水排放国。
实际上，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是不断向自然资产拼命索取和透支的过程，不仅造成各类污染的损失，而且造成各类自然资源的损失。这样的问题不仅反映在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的上升，还放映在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上升，中国在1986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自然资产损失第一大国，到1993年这一比重一度高达38.2%，而后逐渐下降到占世界四分之一。200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中国的两倍，但是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却超过美国的两倍。这是中国崛起最大的负外部性，因此可以说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既是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要求。
胡鞍钢的结论是，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她的崛起形成五大规模效应。前四种效对世界具有更多的正外部性，后一效应对世界具有更多的负外部性。中国崛起更类似于1870-1913年美国崛起和1950-1973年日本崛起，所不同的是，它是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最大的崛起，也是世界上经济、贸易和市场发展速度最快的崛起，还是世界上资源消耗总量最大的崛起，这是前所未有的崛起，这一崛起刚刚开始20多年，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明显显示，并在21世纪前20年进一步加速崛起。它既可以为世界和各国产生巨大的发展机遇，也可以为世界和各国形成诸多的发展挑战。中国的崛起比起美国崛起和日本崛起对人类的发展更具正外部性和外溢性，也更具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从而进一步减少对世界和各国的负外部性。
从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历史看，对中国而言，她正处在战略机遇期，即迅速崛起期；对世界而言，她创造和展示一个新的巨大的发展机遇，而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总之，中国的崛起，不仅正在深刻改造中国，而且还将重新塑造整个世界。
西方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
在过去200多年时间里，人们一直生活在西方制造的世界中，生活在一个西方概念等同于现代概念的时代里。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崛起将改变由西方制造走向更多地由中国塑造的格局。不仅于此，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是，中国的崛起将标志西方民族国家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同时也表明一个运用多种不同方式塑造的新型世界的兴起。
首先，中国崛起发生在西方世界体系处于新一轮的反思大背景下。冷战之后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国际关系乐观主义已经基本销声匿迹，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战略学在911之后变得更加复杂；实力政治、文明冲突以及大国政治的角逐重新成为国际战略的主色调。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崛起对于西方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根本改变西方主宰全球的格局？西方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并试图延续其世界影响力？这些问题成为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际战略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心目中的重大问题，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美冲突论”也甚嚣尘上。
早在1997年，两位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门罗（Ross Munro）在“与中国的冲突将临”（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文中认为中国与美国必有一战，因为中国将构成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威胁。
2005年，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更是认为中美是否必有一战已经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如何打击中国。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则警告说：“中美很有可能进入一场紧张的安全竞赛，并伴有潜在的战争。”
而前美国助理国务卿、著名中国专家谢淑丽（Susan Shirk）则在她专论中国的书中说，“中国必须让美国确信，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会构成威胁和挑战。”
随着国际格局的逐步转变，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趋向于多元化。单纯的遏制中国的战略选项已经受到质疑。尤其是这两年来，西方世界主动接纳中国崛起、考虑中国崛起对于世界的建设性意义的研究和观点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英国学者马克.里奥纳德（Mark Leonard）的《中国怎样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一书。作者曾经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智囊，现任欧盟的国际战略思想库欧盟对外关系协会（The European 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主席。该书出版以后，获得了金融大亨索罗斯、欧盟外交官员、前英国香港总督彭定康以及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思劳特（Annie Slaughter）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在西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