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学者试图用西方文学体系来诠释《文心雕龙》的同时，另一些学者也在探寻从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特点出发进行阐释的路子。不少学者不约而同地想到用“有机整体”来解释《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第一节 从文本出发论“文学创作是有机整体”
施友忠在《淡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刘勰的有机整体观》的文章，首先阐发了《文心雕龙》理论的有机整体性。
施友忠提出，刘勰的文学思想中有一些概括性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刘勰在论述中常常用有机体来描述文学写作。从许多章节中都可以看出，对刘勰而言，文学各个部分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施友忠认为，刘勰在谋篇布局中有意突出文学有机性的观点，而且他始终按照这一想法来展开自己的思路。如《附会》中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刘勰指出学习文学创作要兼顾各方面，如情志、事义、辞采、宫商等包括形式和内容方面的主题，可见他认为，文学生产是一系列元素的有机结合。施友忠又指出，《神思》中“神与物游”的说法，是将内在的“神”和外在的“物”相结合，神思为内心思想和外在世界之间的连接物，这同样表现出内外主客之间的紧密联系。此外，尽管刘勰十分强调想象的作用，却并没有忽视学识的重要性。“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知识积累对文学创作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刘勰在先天的才性和后天的学识之间建立起平衡互补的关系。不过，施友忠发现刘勰多次以轮扁、伊挚的例子来描述艺术创作达到最高峰时那种不可言说的神秘状态，可见他的天平有时会向才性那一端倾斜。《情采》中，刘勰将“文”划分为形文、声文和情文，前二者构成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情文则构成该语言形式所含的内容，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情采》中，刘勰将内容与形式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仍然在表现文学的有机整体性。
施友忠认为，这样的有机观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中也有体现，如《体性》篇中，刘勰将天资与文体风格相融合；《风骨》篇中将文辞和感情或形式和内容相融合；《定势》篇中，刘勰解释了文体怎样决定形式，怎样依赖于个人的品位和偏好的问题。这些融合的例子在《文心雕龙》中不胜枚举，处处都突出文学有机性这一主题。施友忠还特别对“风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他指出，风骨这个概念常常让研究者们如坠云雾，但是，如果能理解刘勰的文学有机观，把《文心雕龙》看成有机的文学理论，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对“风骨”这一关键词的具体理解，后文还会详述。
施友忠这篇文章试图跳出以往西方学者以西方理论体系阐释《文心雕龙》的窠臼，从《文心雕龙》自身特点出发，以“有机整体观”为着眼点来阐释《文心雕龙》的结构特点。文章条理清晰，完全以《文心雕龙》原文为研究文本，基本上没有涉及任何西方文本，可见施友忠是在尽力用中国的文本来解释中国的理论。但该文篇幅短小，许多问题都只是点到为止，问题阐述得不够透彻，对各篇章细节的描述有时也局限于作品，显得就事论事，不够深入。不过，用英语对中国文本进行中国式的言说，这种尝试仍然是有意义的。
第二节 借西方诗学传统论刘勰的有机观
同样以“有机”论《文心雕龙》的还有周树华，他在《亚洲文化》季刊上发表了《刘勰的文学有机论》（“Liu Hsiehs Organic Theory of Literature”）一文，在施有忠原有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比施氏的观点更为系统。
和施友忠不同的是，周树华一开始便对“文学有机论”下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认为文学有机论是将文学作品与有机生命体进行类比，比如把文学作品比作人体，因为二者都具有有机整体和有机形式（organic untity and orgainic form）。周树华指出，有机整体是指不同部分组成统一整体的融合，包括统一体的多样化；有机形式则表示思想和形式的统一以及思想内容逐渐成形并融合于形式的过程。有机形式和有机统一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正如人体的器官只有在统一的动力系统支配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样，文学作品的各个部分也需要通过作者的安排才能构成一个有机体。
施友忠在讨论《文心雕龙》有机观时，对西方观点避而不谈，周树华却有意在西方理论与《文心雕龙》之间建立联系。他指出，文学有机观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一直有所发展，从柏拉图至新批评，有机概念的讨论一脉相承，沿袭至今。周树华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有机观进行了一番梳理，指出有机观在西方文学批评中一直是主流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直到六朝美学意识的崛起，批评家才开始考虑文学的内在因素。创作的艺术逐渐成为文人关心的焦点，人们开始关心怎样以适当的形式来表达思想内容，如何把各个要素融合为有机整体，文学有机观渐渐出现在各种文献中。而《文心雕龙》中的有机整体观是最严谨、最有体系的。
周树华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情采》、《附会》、《镕裁》三篇，他认为这三篇最能反映刘勰的有机文学观。《情采》所讨论的是内容与形式的问题，《附会》和《镕裁》则阐明刘勰关于部分与整体关系的看法。内容与形式是西方文论中一组常见的哲学概念，如果纠缠于形式/内容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就不便于阐述刘勰有机文学观的整体性。因此，为了避免纠缠于形式/内容的哲学讨论，周树华对内容和形式做了一个界定，指出此处内容和形式是广义的，内容指主题，即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形式则指处理内容的方式。如果内容和形式无法分离，则作品是有机的，反之，作品则是失败的。
刘勰显然很明白这样的关系，《情采》整篇都在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如用水性、木体等比喻来说明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但是，“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可见刘勰认为形式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学作品形式的选择是为了使内在情感更鲜明突出地得到表现。反过来，“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资；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性情”，外在修饰固然重要，本质情性仍是基础。可见在刘勰眼里，好的文学作品中应该看到“情”与“采”的统一。刘勰在《情采》中对“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这两种文学创作方式进行了区别，指出佳作中真情与思想应该并存。男子种植的兰草不香，因为男子不具备相应的情致，“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周树华认为，这一比喻说明，文学表达的真实性完全取决于“情”与辞的统一。尽管强调情与辞的重要性，刘勰并没忘记指出“采滥辞诡”的危害，文辞的功能主要是为了让情志得到清晰的表现，过分追求华丽的辞藻，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刘勰的这种观点表明，正如人体是外在形体和内在情志的有机统一体，艺术创作也应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周树华指出，《附会》进一步阐明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并描述了文章有机美的重要性。此篇中，刘勰再次把文章与人体相比较，提出“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是明显的有机论。周树华指出，在《附会》和《情采》中，刘勰讨论的是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别强调文章的结构，时刻注意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必然联系，由此进一步确认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镕裁》更注重的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通过“镕”、“裁”的关系来讨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镕”是为了使文章的主旨更加清晰，以便对不恰当的思想情感内容进行裁剪、修改；“裁”是为了删减离题、冗余、无关或过繁的句子。有了“裁”，作者能避免文辞的无序和繁冗；有了“镕”，文章的内容如思想情感等就能更合理地得到控制和集中。通过镕裁的结合，作者能抓住自己作品的中心思想，并用最精确的语言来表达意思。刘勰提出“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三个标准，按照这三条来创作，才能使作品“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而这三个标准的建立正是将作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
周树华在讨论《文心雕龙》的有机特点时，首先关注是西方文论中关于有机论的叙述。他不但在文章的开头阐述了“有机论”在西方文论中的渊源，整个行文过程中都提到中西文论的相通之处，经常将《文心雕龙》的观点与西方文论相比较。比如在阐述《镕裁》篇的三个标准和有机体的构成时，他比较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声称，某物的存在或缺失如果不能造成明显的区别，就不是整体的有机部分。也就是说，有机整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而无关的内容应该被删去，这样才能保证作者以最简洁有力的方式集中表达中心思想。周树华认为，刘勰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十分相近，从《镕裁》中可以看出，刘勰认为文章的形式是散漫无序还是简洁有力，不但受作者个人品位的影响，还取决于作者的思维模式以及他所要表达的观点的特质。另外，在谈到《附会》篇以人体比文章时，他又提及柯立芝的观点。他指出，柯立芝把二级想象（secondary imagination）描述为既发散、游离，又努力统一、理想化的思想过程。和刘勰一样，柯立芝也试图把美表现为某种整体的、统一的东西。不过，柯立芝“美”的概念是在想象的一体化中实现的，刘勰的“美”则是其“综合原则”的产物。周树华最终要实现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的目的。
周树华在谈论《文心雕龙》文学有机论时，旁征博引，时时以西方的理论相观照，对文学有机论的特点阐发得比较清晰，让读者特别是英语读者对《文心雕龙》有更直观的了解。相比之下，施友忠的论文局限于《文心雕龙》这一个对象，没有其他比较和例证，反而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不过，周树华在比较中西文论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特点表述得不够准确。比如说，他认为有机文学观在西方有着长久的传统，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直不太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早期中国文论侧重于以道德教化等实用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六朝文学审美意识崛起之后，文人们才把目光从文学与外部的关系转到文学内部关系上来。事实上，中国传统上一贯用有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也自然而然地被作为整体来看待了。即使在早期，当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散乱的雏形，较多地关注文学与外部的关系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把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当作整体来看待了。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恐怕是我国最早谈及内容与形式统一性的话语。庄子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言不尽意”的说法往往被学者看成言意相离的观点，事物的精微之处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诠。事实上，尽管庄子在上面的言论中表示“书为糟粕”，认为文字书写出来毫无意义，但只有把“文”看成有机整体，才能真正把握庄子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言意关系。汉扬雄提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法言?吾子》）他针对汉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提出问题，发挥孔子“文质彬彬”、“有德者必有言”等言论，开后来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先声。扬雄所说的“事辞相称”无疑确认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有机统一性。王充更是直接用树木来形容文章，说：“有根株于下，有容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论衡?超奇》）把文辞比喻为树木的花叶表皮，而作者的思想内容则为树木的实核。他将文章比于树木，各个部分不可缺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王充进一步指出“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把文辞看成人心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不仅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有机体，文学作品和作者也构成相互依靠的有机体，甚至人文与禽毛等自然事物也是更广泛的有机体的一部分。后来明时的胡应麟也曾以有机喻诗体，称“诗之觔骨，犹木之根干也；肌肉，犹枝叶也；色泽神韵，犹花蕊也”（《诗薮?诗薮外编卷五?宋》），不但直接用身体结构来替代诗的结构，还将其与植物相比，显然也可看作典型的有机论。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念是相符的。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从天地、鸟兽、云霞等自然之物引出“人文”的概念，可谓与此一脉相承。尽管早期中国并没有系统的文论著作，但这类表现文学有机观的例子在经史子集中屡见不鲜，与中国传统思想讲究和谐统一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上述这些探讨文学创作的有机论固然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是关于文学创作与有机体关系的原始联想，但仍然说明有机观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存在。周树华声称有机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是有偏误的。
从施友忠和周树华等人的研究来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特别要注意几点问题。一方面，在全球化的今天，古代文论研究者不能抱残守缺，将目光局限于传统，而应放眼世界，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的对话中，我们既要吸收他者的优点，又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文化，如果过分依赖西方文学理论，会导致中国文化和文论的“失语”，使中国古代文论成为西方文论的附录。只有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才能真正实现平等的对话。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才能为世界文论、文学研究作出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