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知音见异：英语世界对《文心雕龙》关键词的误读及创造性理解
任何文本移植到异质文化土壤后，都要经过一个适应过程。 异质文化的产品在不同的阐释者手中，可能会阐发出新的含义。文化产品总是离不开术语，关键词的理解往往成为理解文本的关键。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自古以来流传着不少关键词，自成一派体系。这些关键词在《文心雕龙》中也有所体现，成为不少西方读者的拦路虎。不论翻译还是阐发，关键词都是研究者不可逃避的问题。英语世界的《文心雕龙》研究者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不少关于关键词理解的讨论出现在各种文章中。从搜集的有关数据来看，研究者们讨论的重点主要落在“文”、“风骨”、“神/神思”等关键词上。事实上，这些术语不仅仅是《文心雕龙》的关键词，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
第一节 关键词“文”及“文心”的阐释与应用
“文”是《文心雕龙》标题中的第一个字，也是这部书全文的第一个字。关于“文”的讨论，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屡见不鲜。不论是讨论标题中“文”的含义，还是“文”作为关键词在整部《文心雕龙》中的意义，乃至引申到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文”的内涵，英语世界的研究者都带给我们不少启发。
一、文与道的交融
早在1979年，周策纵就曾发表过一篇《古代中国对文、道及文道关系的看法》（“Ancient Chinese Views on Literature, the Tao, and Their Relationship”）。这篇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关键词“文”与“道”进行分析，并详细阐释了二者的关系。周策纵认为，“文道”关系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以不同形式出现，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最早提及“文”“道”关系的著述之一。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后世得到王通、柳冕、韩愈等人的发展，以“文以载道”的形式成为古文运动的重要口号。这篇文章没有专门对《文心雕龙》中的“文”进行阐释，但是从字源的角度对“文”的文字学发展和历史变化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文心雕龙》中的“文”有很大的帮助。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文”的意义也异常关注。在其《中国传统诗歌和诗学：世界的征兆》（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中，他专门讨论了“文”的含义，其中便以《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作为重要的依据。宇文所安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被置于自然宇宙之中，而将其与这一有序的宇宙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关键词“文”字。文，从基本含义来看，即图文样式（patterns），其中包含了审美价值和意义等内容。同时，文又可指狭义的文学、书写、教育、文政等等。最终，要理解这一关键词，其实不能忽略它的任何一方面。宇文所安认为，刘勰在《原道》中把文作为美的样式，其实是某种潜在规则的外在体现。从天地到鸟兽草木，各种自然现象都有自身的“文”，而人文不像自然之文那样章表于外，而是通过“心”得到体现。宇文所安指出，刘勰《原道》中对“文”的描述把文学远远置于视觉艺术之上。视觉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其表现出来的美是对自然之文的模仿，必然会有种种闪失。而人文与其说是模仿，不如说是表现形式的最后结果。作者的创作并非外部世界的再现，而是通向最后这一阶段的媒介。刘勰费尽心思穷溯“文”的源头，最终在《易经》中寻得支持，于是对刘勰而言，文字不是任意形成的符号，而是在圣人对世界的观察中形成的特殊实体。宇文所安认为，源自西方的模仿、再现、表现等概念均无法解释中国传统中的“文”，因为这些概念自始至终都把“文”放在区别于客观存在物的地位，于是现实与再现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事物的再现和事物原本具有的内涵哪个占主导地位，一直是西方文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如果“文”被看作某种先前尚未成形的实体，文字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某种图形，这种竞争就不必存在。因为不论是自然万物之文，还是诗歌艺术之文，都在各自相应的区域内发生作用。
宇文所安认为，表现的过程应该从外部世界开始。刘勰对“文”的含义的推进，正是这样一个顺序。从世界到内心再到文学表现，通过各种“文”的体现，一种感应理论就建立了起来。宇文所安指出，刘勰在《物色》篇中描述了人对外物的感应，人始终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与外物通过各自的“文”的应和而被联系在一起。情随物迁，诗人既处在客观世界之中，又被物色所感。对宇文所安来说，“文”是连接外物与诗人内心的重要枢纽。
在《文心雕龙》中，“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宇文所安指出，“文”这一关键词的应用，是刘勰解释文学之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刘勰有意尽可能扩大“文”的内涵，将“文”的种种所指融合起来，赋予“文”重要的意义。对刘勰来说，词的历史起源是语义中心，而所有现存的意义则是这一中心的延伸、铺张、限制甚至偏离。而“文”这一词义的游离正好有利于揭示各种不同含义背后最初始的统一。宇文所安指出，刘勰利用中国传统宇宙观的经典文本《易经?系辞》把文与自然秩序联系在一起，通过种种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句，建构起一种既依经据典，又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理论，即万物虽变化万千，其内在的本质最终都会以外在的“文”来体现。人的内在本质就是“心”，心对外在世界有所认识、感应，体现出来就是文，而文学创作正是人文的主要表现形式。通过一连串的推论，刘勰不断强调“文”的自然性，将文学创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于是，刘勰完成了为文学追根溯源的工作，使文学创作与宇宙同源。
其他大多数研究者在讨论“文”这一关键词时，同样会从《原道》入手。事实上，刘勰正是通过对“道”的追溯，将“文之为德”的重要性示于世人。
二、文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建构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蔡宗齐先生的《文与〈文心雕龙〉批评体系的建构》。这篇文章把“文”看作刘勰建构《文心雕龙》批评体系的关键词，围绕“文”的文字学和文化学含义，对刘勰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解释。蔡宗齐指出，“文”的含义十分丰富，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涵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从狭义上来说，可以指帝王谥号、礼器、礼乐、法规、政事、文字、言说、书写、韵文、美文等等。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关键词，自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蔡宗齐所说：“近年来，‘文’一跃而成英语世界研究传统中国的学者们最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不但有不少关于“文”的论文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还有不少学术会议专门围绕“文”的意义进行讨论。这些研究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常常被作为重要的文本依据。蔡宗齐指出，《文心雕龙》一方面为探寻“文”之含义的演变的研究者提供丰富的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资料，另一方面为讨论中国传统诗学中“再现”话题的文论家提供讨论的理论基础。因此，《文心雕龙》是研究中国传统诗学关键词“文”的重要依据。但是，《文心雕龙》中“文”的应用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因此，也值得学者在这一特定语境中进行详细的研究。
在蔡宗齐看来，刘勰应用“文”这一关键词建构起《文心雕龙》的重要批评体系。刘勰将“文”的种种含义结合起来，形成五组重要的概念，即文与道、文与圣、文与言和书、文与理以及文与情的关系。刘勰正是以这五种关系为中心来建立《文心雕龙》的整个批评体系的。第一篇至第三篇主要讨论文学写作的本质、起源和谱系，第四至二十五篇区别和分析36种主要文类，第二十六至四十九篇主要讨论作品、作者、创作过程、构思原则、文学史等6个主要理论问题。所有的内容都以“文”的丰富含义为基础，建构成高度关联的批评体系。刘勰对“文”的丰富内涵的挖掘正是在这一批评体系中体现出其重要的意义。
蔡宗齐指出，《文心雕龙》头三篇为“文章”的本质、起源、谱系等内容重新下了定义。在汉代，文章已逐渐成为士人成功就业之重要途径，但“文”与“质”相对的概念还占着主导地位。尽管《论语》中有“文质彬彬”的话，“文”作为外饰的看法仍十分盛行。为了颠覆这一概念，刘勰有意重塑“文”的意义，将“文”的含义从“外饰”转变为内质的体现，乃至成为万物终极规则——“道”的具体表现。正如刘勰在《原道》中所说的，“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一句话，“文”不是附属于内质的外饰，而是自然规则之体现。蔡宗齐指出，早在刘勰之前，王充就有了类似的论断，所谓“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文”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外饰。刘勰和王充一样，把文的根追溯到宇宙的初始，赋予“文”以合法的地位。但是，王充是以“文”和“质”的关系来重新定义“文”的，而刘勰则是以“文”和“道”的关系来定义文的，“文”是道的“体用”（embodiment）。显然，刘勰的用意比王充更深了一层。这一“体用”的概念，将刘勰的“文”的本质和源头尽揽其中。从《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出，刘勰大量借用了系辞传的论述来重构“文”的含义，将文的含义由具体的天地之文扩展到人文，最终实现文学的合法地位。刘勰和系辞传的作者一样，将文字符号与文本神圣化，大大提高了文字与文本的地位。这一手段，为刘勰抬高文学创作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接着，刘勰又从远古时代祭祀占卜的文本中继续寻求“文”的意义。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作为“文”的核心，成为刘勰重“文”的重要内容。在刘勰的表述中，文的重要性始终体现在书写中，蔡宗齐认为这和汉代以前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汉以前，“文”的用法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中，涉及礼乐仪典等，与文学的关系还不确定。但是，刘勰似乎一开始就有意模糊了这一点，使“文”与“文学”、“文饰”、“文章”的联系变得理所当然。他所用的“文章”，其实是在东汉时期才开始形成的概念。刘勰利用文与圣的关系，不断强调“文”的语言载体作用。蔡宗齐指出，刘勰不可能对当时其他关于“文”的权威注解置若罔闻，但他却时时强调以语言书写为核心的概念，他这样做正是为了让文学创作从被忽略的位置上升到经典的地位。首先，文字的创造是在冥冥之中由神理掌控的，从最初简单的符卦，到文字的出现、发展，到五经的形成，这之间的脉络将“文”与语言必然地联系到一起。然后，刘勰又以五经为一切文类的起源，他在《宗经》中以文体、风格为标准，一一区别五经，从儒家经典中探索文体渊源、评价标准等。于是，经典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切文学创作的源头，文学创作具有了和经一样“光采玄圣，炳耀仁孝”的功用。通过对前汉“文”的概念的重构，刘勰为“文”建立起一条连贯的谱系。蔡宗齐指出，刘勰对“文”含义的重构，代表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刘勰不仅提升了文学创作的地位，还一手把文学史推到了文学话语的核心。而这个问题在刘勰以前一直被大多数文论家所忽略。
在刘勰的论述中，文圣关系进一步明确了“文”的谱系，文与书和言的关系则进一步凸显了书写的作用以及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刘勰把经典当作群言之祖，对其衍生出来的文类分别进行了阐述。他对每种文类的阐述都首先纵向溯源于经典，同时横向讨论各种文类的共时关系。通过这种纵横交错的方式，刘勰以书写和口述、文学与非文学为主线，建立起一张文类的网络。蔡宗齐认为，刘勰把诗放在乐府之前，论放在说之前，看似无意，却反映出刘勰偏重书面文类的心态。刘勰承认先有言，然后才有书，但是，这并不表示书写低于言说一等，相反，这意味着书写比言说更为复杂、高级。正如《练字》中所说的：“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从心到言到字的过程中，刘勰所强调的不是一种递减的关系，而是从初始到完善的进步关系。在刘勰之前，中国传统往往认为文字不足以表达文义，以至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刘勰却认为文是更可以把握的因素，这显然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颠覆。而且，在《文心雕龙》所涉及的文类中，只有乐府、祝、偕、隐和说五种是口头表达形式，刘勰在讨论这五种文类时，并没有对这方面的特点进行特别的介绍。在刘勰重书轻言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本应和口述密切相关的内容也作为书写的附录被讨论，比如《声律》就被有效地整合为写作的重要因素，而不是从音乐的表现形式方面入手。
关于刘勰重视文字书写的特点，蔡宗齐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的。事实上，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有“言不尽意”的论断，也有“敬惜字纸”的习俗。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这已经说明初民对文字的神秘力量的惶恐。文学形式的逐步完善和发展，是以文字的创造和发展为基础的。许多文学形式最初都以口头表达的形式出现，只是在有了文字以后，才逐渐成熟起来，并更好地被传诵与保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涉及的文类有许多都是这样。但是，蔡宗齐先生认为《明诗》与《乐府》的顺序表明刘勰重书面轻口头的心态，却不是很有说服力。莫说诗最初源于口头表达形式，就算完全把诗当作书面形式，又怎么解释《诠赋》置于《乐府》之后呢？和乐府相比，赋显然是更书面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