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博士论文《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完稿，冉冉已过四载。文稿即将付梓，心中自然欣慰。
细算来，此书渊源可溯于2003年秋随曹顺庆先生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曹师对学生要求严苛，十分重视元典的研读。正是在研习《文心雕龙》等文论经典时，我萌发撰写《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之初愿。当时一面品读《文心雕龙》文本，一面接触了不少《文心雕龙》英语翻译文本和海外学者的相关论文，初触他者眼光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顿时兴趣灿然，欲对此深入研究。随着阅读面扩大，越发觉得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颇能给国内研究者带来新视点、新启发。霍米巴巴曾说，身份总是在他人眼中确定。《文心雕龙》研究亦如是。他者眼中的异类阐释，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本质特点，进而对过去熟视无睹的一些问题作领异标新又鞭辟入里的分析。
2005年夏，得曹师鼓励与支持，我获哈佛-燕京访问学人奖学金，赴美访学。校园的一匹旧瓦，初秋的一片红叶，街边的一爿小店，树上的一只松树，都会激发我的赞叹与好奇，也驱动我求学之心。选修了几门课程，包括霍米巴巴教授的“后殖民文学”、宇文所安教授的“唐宋词研究”、普鸣教授的“先秦文献”等。这些名师的课堂上，不论是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阐释，还是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妙论，都让我如沐春风，如饮清泉。他们课后也乐于与学生交流。在此期间，我曾就自己的博士论文向宇文所安、普鸣教授等请教，得到了不少宝贵意见。那段时间，我如饥荒中人样贪婪就食于哈佛浩瀚书海，众多图书馆是我常去之所。其中，Quadlibrary离我住处近，又极幽静美丽，来往读者不多，室内窗明几净，窗外绿树合抱，坐于窗前，总能迅速进入一种极平静的“素心人”状态，最适于读书、作文。
在本书撰写与修改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异质语言文化对话问题。这个问题背后又隐含着一连串的问题：人们常说“中西”差异，但“中”与“西”各自所指为何？是否可以相比？语言文化差异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对其研究有怎样的影响？传统汉学研究与当代文论话语究竟发生着怎样的碰撞？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与西方批评话语又有怎样的遭遇？母语为源语的翻译者和母语为目的语的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反应？……思绪繁乱，但这些问题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不过由于本书篇幅有限，不少问题仅仅点到为止，希望以后能抽出时间再深入探讨。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主体部分完成于2007年底，之后主要是修改、订正，虽然也补充了一些新材料，2007年后的文献还是不够详尽。
本书的完稿与出版，得到许多鼓励与支持。我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答辩的每个环节都凝聚着曹顺庆先生的心血，忝列曹师门墙实为我之幸也。傅勇林先生最早领我步入学术殿堂，指导我顺利完成硕士论文，为我此后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下基础。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师友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支持及鼓励，让我在工作的同时能安心写作。哈佛-燕京学社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访学机会，为我的资料搜集工作铺平道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宇文所安教授和普鸣教授、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系的蔡宗齐教授等均为本书研究提供鼓励与帮助。俄亥俄大学的李敏儒教授在得知我的论文题目后，热情地向哈佛燕京学社写推荐信，并给我的开题报告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论文评审和答辩老师对我的论文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对本书顺利完稿很有帮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为本书提供资助。没有他们的无私帮援，本书不可能顺利出版。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家人，父母在我受挫时给我鼓励，外子在我思路郁结时给我启发，乳儿让我在疲惫时重新振奋。
案前文稿结题，心中有些欢喜，但我很清楚，里面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有待日后逐一补正。本书是我第一本学术专著，也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个阶段的总结，但更是新旅途的开始。人就是这样，在创造与酝酿新的创造中度过美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