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上评论者相比，耶鲁大学的华人汉学家柳无忌（Liu, Wuchi）对施友忠译本的评价显得比较宽容。他盛赞《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出版对中国文学研究史有着重大的意义。柳无忌对《文心雕龙》及作者刘勰作了简要的介绍。他指出《文心雕龙》五十章均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前五章为总则，剩下二十章谈文体；下半部分二十五章则讨论文学评论的方法、原则和应用。笔者认为，柳无忌对前五章的划分显然比侯思孟前四章的分法更为合理。
柳无忌指出中国古代文论家们对抽象的文论、思潮关注不多，倒是对创作者个人颇为留心，因此《文心雕龙》一书中大量涉及人名、篇名。施氏的注解对作者理解本书有很大的帮助。柳无忌知道这样一部文论著作很可能让不少普通读者望而却步，因而有意从《神思》、《史传》、《情采》等篇中摘录了几段精彩文字，以示即使没有相关中国文学史知识的人也同样能欣赏该书。
此外，柳无忌也指出了翻译中的一些错误，并建议译者在以后的修订本中将人名统一，并于附录中注明各人的字号职务等，再附表将文中的关键词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列出来。后来，施友忠在修订的版本中确实采纳了这些意见。
除上述书评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对施友忠的译本进行分析，如姜台芬（Chiang Taifen）和邱锦荣（Chiu Chinjung）的一篇文章就从文学用语、关键词、比喻、典故、句法、助词等多个角度对施友忠译本的特点、得失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文章指出，施友忠的翻译在文学形式上并不完全忠于原著，但是由于《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理论著作，主旨的阐发才是其最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使用汉语拼音造词法有时候比借用原有的关键词或外来词更有利。尽管新造词一开始会显得过于异类，但能引导读者逐渐接受其中的新含义，并满足读者的需求。读者比理论更能决定翻译的去向。
此外，针对施友忠的《文心雕龙》全译本，还有一些零散的评论，大多从翻译的意义和瑕疵入手。尽管不少学者对施友忠的翻译颇有微词，我们还是要承认此书的重要意义。海外汉学研究发展的初期，大多数汉学家的着眼点在文学作品上，有关中国文论的译著并不多。海外汉学家在文学文本的欣赏研究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文学评论的重要性，才出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作品的翻译，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一下子出现了三个《文赋》的译本。《文心雕龙》虽然仅几万字，但对文言著作来说却已经是鸿篇巨制，且用典繁杂，又以极工整的骈体文写作，当然让不少翻译者望而却步。之前虽然在有些论著中有零星散译，却并无全译本。正如柳无忌所说：“（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本）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作为第一个译本，其中难免出现纰漏，包括对原文衍文、关键词的理解以及翻译时目的语的选择等，都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至今而言，这本译作还是海外《文心雕龙》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此书翻译之后，逐渐有了其他语言的译本，大多以此书为重要参考。
第二节 黄兆杰对《文心雕龙》的英语翻译
黄兆杰是《文心雕龙》的另一个重要翻译者。黄兆杰在香港受教育后，求学牛津，并于1970年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他早年以研究王夫之著称，并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文论。说起黄兆杰对《文心雕龙》的翻译，首先得提他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一、《早期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文心雕龙》篇章英译
《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出版于1983年，书中共收录13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作品的翻译，并附原文。每篇译文后面又有介绍与注解，其中包括《文心雕龙》中《神思》、《序志》两篇。
在序中，黄兆杰直言不讳自己对刘勰的推崇，认为刘勰是所选文论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在总介绍中，他又指出刘勰与钟嵘一样，都以写评论为己任，但这并非他们的初衷，只是由于前人的评论不尽如人意，他们不得不担起这一责任。特别是刘勰，他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时，不断向儒家经典靠拢，甚至把文学批评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在《神思》译文之后，黄兆杰对刘勰进行了介绍，指出《文心雕龙》结构精妙，所涉甚广。与施友忠不同的是，黄兆杰感兴趣的是文学评论本身，而不在于文本，因此他所强调的是刘勰文学理论的内容。不过，黄兆杰在此介绍中的目的似乎并不清晰。他一方面承认《文心雕龙》体大意精，一方面又认为《文心雕龙》并不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有体系的文论著作，内容也并非独创，而且他指出自己这样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把刘勰从“占据了几个世纪的宝座上”拉下来，前后未免有些抵牾。事实上，正如黄兆杰在前文中所承认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文心雕龙》在清朝之前的文学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此书才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这和后人逐步发现其价值是分不开的。
在《序志》译文后，黄兆杰讨论了刘勰对存在的看法。他认为刘勰把传统的“不朽”与他所处时代之动荡结合起来考虑，故以为人只有在写作中才能达到永恒。不过，刘勰所谓的写作，并非简单的文学创作，而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黄兆杰认为，刘勰这种说法其实就是要把“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统一起来，从而赋予“立言”以重大意义。正因如此，《文心雕龙》中似乎对人的存在毫不在意。黄兆杰指出，刘勰一方面不敢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主张，一方面又深信自己的评判能力，这表现了儒家思想与文学评论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和施友忠的译文相比，黄兆杰所用语言流畅，但有时候显得太过随意。比如《神思》的赞中最后一句为“结虑思契，垂帷制胜”，刘勰本意是指作者应以神思为主，构思清晰，努力积累知识，最终才能够获得成功，也即一切尽在掌握。这和所谓“志气统其关键”及“辞令管其枢机”其实有明显的联系。关于“垂帷”，一般学者均认为和董仲舒所谓“下帷讲诵”有关，强调积学、博见对作文的重要性。黄兆杰将“垂帷制胜”翻译为“Draw the curtain, lower the blind, and triumph is there, For your to find”(拉上帷帐，放下窗帘，胜利就等你去发现)。这一翻译显得过于简单、直白，而且并没有把“垂帷”的特定含义表现出来，很难让英语读者产生任何“神”为统帅的联想，也不可能使读者了解“垂帷”所引申的含义。黄兆杰可能认为中文的典故对英语读者来说太复杂，无法掌握，因此不如以归化的方式，用英文读者所熟悉的语句来简化典故的内涵。但是，一个读者在翻开《文心雕龙》的书页之前，或许已经预料甚至期盼一些陌生化的语言和表达。这种简单归化的做法，反而会使原文丧失大量的信息。
另外，黄氏的译文后面有不少注解，多为对词句的简单解释以及作者翻译过程中的随感，有较大的随意性。乍一看，语言轻松诙谐，贴近西方文化，对初学者而言，可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仔细翻阅起来，除少数注明出处的注释之外，黄兆杰并没有对书中所涉史实、作品、人物等作严肃解释。《文心雕龙》中许多字句的含义建立在事例、典故的基础之上，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很难理解，因此相关注释十分必要。译者在前言中说本书可适合初习汉语的非中文专业本科生使用，但译者过于浅显的注释对缺乏中国古代文论基本常识的读者而言不但没有太大帮助，甚至会带来误解。比如《序志》中“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黄兆杰翻译为“The Wenxin diaolong is written with the great truth as its root……”文后注释为“当然是儒家（孔夫子）的道”（of course the Confucian “truth”）。用great truth来翻译“道”是否准确，我们暂且不论，“道”是否为儒家的道却是个需要深思的问题。学者们关于“道”的概念和含义有不少争论。刘勰在《原道》篇中上诉天地，下问动植，“道”首先是自然之道；然后他引征大量儒家经典，又把“道”与儒家之道相联系；此外，不少学者认为“道”还受到道家之道和佛家之道的影响。因此，用一句“当然是儒家的道”来轻松地打发读者是不妥的。
二、黄兆杰的《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
《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出版后，时隔16年，黄兆杰与其他两位学者合作翻译了《文心雕龙》全文，译名为“The Book of Literary Design”，大概可以理解为“文学设计之书”。
引言照例对刘勰生平和《文心雕龙》的结构有所介绍。黄兆杰提出要理解《文心雕龙》，首先要审视本书的结构。他认为本书总的来说可以分上下两部分，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并无二致。在黄看来，最重要的为前三篇和最后《序志》一篇。前三篇统摄全书，其重要性依次推进。也就是说，《原道》与《征圣》实际上都是为《宗经》作准备，真正发后文之条枝的恰为第三篇《宗经》。刘勰在《原道》和《征圣》中为“文”的重要性追源溯流，然后在《宗经》中概述五经生发出来的种种文类，此后上篇所提到的文类均能一一从“经”中找到根底，因此，黄兆杰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虽然《宗经》看似后文的源头，《原道》和《征圣》对整部文心雕龙的布局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评价这两篇的重要性应另当别论。事实上，前三篇环环相扣，均为《文心雕龙》的重要枢纽。此外，黄兆杰认为从《辨骚》到第二十五篇《书记》都为分体述文的内容，属于上篇，而《正纬》则不被列在正式结构之内，被称为所谓的“异文”Freak一词。在他看来，《正纬》似乎不是刘勰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事实上，《正纬》在《文心雕龙》中并非没有作用。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正纬》是刘勰在“话语机器”的作用下为了和《宗经》相对应而硬生造出来的，更多的学者则相信《正纬》有其特殊意义。纬书在刘勰的时代常被用来佐证经典，一贯不太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刘勰提出纬书可以为文用，虽无益经典，却有助文章。可见《正纬》一方面纠正时人对纬书的盲目信赖，一方面又不抹杀纬书的文学价值，从美学角度对《宗经》进行补充。纪昀曾在《正纬》题下评道：“此在后世为不足辩论之事，而在当日则为特识。康成千古通儒，尚不免以纬注经，无论文士也。”显然他也认为《正纬》篇在当时意义匪浅，是很有必要的篇章。《正纬》一篇的意义和功用值得人们加以更多的思考，不过至今仍少有人讨论。《辨骚》的地位则更为特殊，“骚”既可看作一种文类，又可看作中国古代文学流变的一个关键阶段，刘勰本人也指出“骚”是“文之枢纽”的重要部分。因此《正纬》与《辨骚》的位置如何，意义何在，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决定的。
总的来说，观此书之译文，译者意识到原文典多意繁，对英文读者而言是很大的挑战，因此有归化的趋向。首先从书名来看，以往学者常就“文心”与“雕龙”二词之涵义讨论不休，此书译者根本不提这两个关键词，而是直接以“book of literary design”来概括书名大义。这种做法正是要避免读者在繁琐的用典中迷失方向。当然，逃避的做法也必然使原文中一些重要信息被忽略。《文心雕龙》的性质究竟应该如何判断，学界还没有定论。当黄兆杰以“文学设计”来概括书名时，其实已经把该书的性质定为文学创造论，而《文心雕龙》中论及文学品鉴、文学欣赏、文类、文学史等内容的部分就难以归属了。另外，黄兆杰在后文中对《序志》开篇几句话进行翻译时，不得不提到刘勰采用“文心”与“雕龙”二词作书名的原因，为了使段落风格一致、语意连贯，他还是无可奈何地采用了“literary mind（wenxin）”和“dragon carving（diaolong）”来分指“文心”和“雕龙”，而英文书名中并无相应的部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刘勰对书名的解释未免有些空穴来风，恐怕读者看了只会茫茫然不知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