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自问世以来，并非一直受到关注。它真正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明显影响，是从明代开始。明杨慎持五管点五色文，梅庆生标音集注，王惟俭训故出新，徐火勃、朱郁仪精校正义，然后清人黄叔琳集前人之功，纪昀点评原书斟酌旧注，这才逐渐开“龙学”之先风。
相比之下，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起步较晚。也许是因为《文心雕龙》英译本的出现，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成果才渐渐增多，或专论《文心雕龙》，或为专题论文集，或散落在其他有关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总论或专论中。尽管研究资料还不是特别多，但和其他文论作品相比，已经很可观了，可以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起到重要参考。
第一节 关于《文心雕龙》的英语研究专著
一、杜克义（Ferenc Tkei）的《文心雕龙》研究
较早专论《文心雕龙》的作品有杜克义的《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杜克义是匈牙利籍著名汉学家，作为匈牙利科学院的资深院士，他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中国典籍，也出版了不少研究著作。
杜克义的研究作品大多以匈牙利文、德文、法文写成，这本有关刘勰文类理论的作品虽然在布达佩斯出版，却是以英文写作。其实在此之前，杜克义早就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文类有所关注。他曾经写过《中国挽歌的起源》一书，讨论中国挽歌的特征，并认为中国挽歌（如《离骚》）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而非偶然现象。在《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一书中，杜克义关注的是中国诗歌类型特征的发展形成。杜克义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由于他十分信奉社会决定论，本书第一、二部分都是讨论文类理论的社会背景，直到第三部分才真正切入《文心雕龙》正题。
杜克义首先介绍刘勰所处的历史背景，然后从“文”与“笔”的讨论入手，逐渐深入到《文心雕龙》文体理论的问题。六朝时期的文笔之分向来众说纷纭，一说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文心雕龙?总术》）；一说有文采为文，无文采为笔；或者兼二说而用之。各家之说，至少都承认文笔之分。而杜克义在看到刘勰对狭义文笔含义有所区别的同时，却提出一个问题，即刘勰眼中的文与笔到底是否为一组对立的概念。经过分析，杜克义得出一个结论，即刘勰区分文笔并非流于有韵无韵的形式问题，而是认为“文”可为诗文创作的方式，“笔”则用于解释美文、形式艺术等概念。从文笔之分的纠缠中跳出来，固然有些新意，但是刘勰的“文”本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杜克义自己也说，刘勰用“文”一词总是让翻译者大伤脑筋。而且，刘勰在后文中讨论具体文类时，又不得不遵从文笔之分，这使得本就复杂的“文”更加模糊不清。显然，“文”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含义。第一章有意延伸“文”的含义，后文中“文”又经常特有所指，除了文、笔，还有文、言并置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当刘勰说“文笔”时，是遵循六朝时人常用的范畴，此时所用的“文”为狭义的文，此意甚明。《文心雕龙》上篇自《明诗》迄《谐隐》止，俱含有韵之文；自《史传》至《书记》，则为无韵之笔。其“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文心雕龙?序志》），可以为证。
杜克义很关注诗的类型，首先讨论的是我们常说的论文叙笔之“论文”部分。在他看来，《杂文》为文笔相杂，《谐隐》介于文笔之间，所以他认定“文”的范围是从《辨骚》到《哀吊》。杜克义认为，从文类史和文类理论的铺排来看，刘勰是个经典主义者，但并非因循守旧，相反，他非常在意文类之“变”，因此将“取镕经意”而“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辨骚》）的《离骚》篇列于文类之首。刘勰对《离骚》的另眼相看还表现在对屈原作品二重性的揭示上。《辨骚》中处处强调屈原依经立意的地方，同时又不忘指出其异乎经典之处。刘勰将骚、诗、赋三体分篇而立，可是在《明诗》、《诠赋》中分别都提到了屈原楚辞。这使得杜克义对三者的关系有些困惑，乃至提出骚与赋谁先谁后及孰广孰狭的问题。显然，他对中国诗与赋这两种文体的联系和区别并不十分了解。另外，他又把《乐府》排除在严格划分的“文”之外，大概认为乐府为乐，似乎不该在文之列。实际上，中国古代诗、歌（乐）难分。《尚书?尧典》有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乐记》又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可见，论诗文，乐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乐府最初虽为采摭民乐所成，后来不少文人也参与创作，如曹植、陆机皆有所创，有被乐者有不被乐者。而刘勰在《乐府》中明说“故知诗为乐心……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可见刘勰巧妙地将诗文驾于乐之上，谈乐府，关键还是在“乐心”也即“诗”上。杜克义此举，似嫌画蛇添足。不过有一点倒值得我们注意，毕竟刘勰将乐府另立篇章，而不是放在诗歌总类之下，这说明他确实强调乐府和一般诗歌的不同。由于《辨骚》为文体论的第一篇，杜克义得出一个结论：刘勰对作为挽歌之滥觞的屈原作品的形成十分关注，而且这一迹象也将影响到整个文类理论。笔者不知道从前面的事实如何能一下跳到这个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杜克义仍然沉浸在《中国挽歌的形成》一文的余影中。之后，杜克义对“笔”各篇也作了简单介绍，并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其中有些值得我们借鉴。另外，杜克义认为萧统《文选》中对文类的划分和看法明显受到刘勰影响，但是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他又举出《通变》一篇，认为是刘勰文类理论的关键。《文心雕龙》理论中，“变”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惜杜克义在此并没有进一步论述。
总的来说，西方研究者的不同视野对国内研究者来说很有借鉴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杜克义这本《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有其特别的价值。在他看来，文类并非附属于《文心雕龙》的一部分，而是一个中心问题。只有在文类区分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不同个体或作品之间的联系， 因此如果不谈文类，就根本不可能讨论任何艺术本质，不可能评价诗歌或其他艺术作品的价值。杜克义认为，此书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文类划分的标准，还有文类划分的过程。要想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和文论，文类研究确实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因此，杜克义这本研究文类的作品虽然语言不是很流畅，结构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其独特的文类研究视点却使之成为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研究的一枝独秀。
二、刘若愚的《文心雕龙》研究
英语世界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人对刘若愚的名字必然不陌生。刘若愚是美国著名华裔学者，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与比较诗学。他虽出生于北京，所受教育大抵都在西方。他曾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香港新亚书院、美国夏威夷大学、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1967年后一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诗学》(1962)、 《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 《北宋六人词家》(1974)、 《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1982)、《语言?悖论?诗学》(1988)等英文专著。他的著作以融合中西诗学为目的，走的是用西方诗学框架来阐释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道路。尽管这种以西释中的比较方法的可行性最后受到不少汉学家质疑，但他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仍有重大影响。在他的不少研究中，《文心雕龙》都作为重要的中国文学理论文本而出现。他用西方文学理论来剖析《文心雕龙》的方法，对国内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若愚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其《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中。在此书中，他试图将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科学的细分。比如他认为应该区分“关于文学的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和“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ies）这两个看起来很相似的概念，前者主要关注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功用，后者则讨论文学的个别问题，如形式、文体、风格、技巧等。根据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讨论的艺术创作四要素理论，刘若愚认为文学创作中涉及的四要素为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艾布拉姆斯将艺术理论分为“模仿的”(mimetic)、“实用的”(pragmatic)、“表现的”(expressive)和“客观的”(objective)四种，刘若愚则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并不相同，因此他提出自己的六分法，把文学理论分成形而上的（Metaphysical）、决定型的（Deterministic）、表现型的（Expressive）、技巧型的（Technical）、审美型的（Aesthetic）和实用型的（Pragmatic）理论，而 《文心雕龙》则被看成形而上理论最有力的表现。
刘若愚所谓的形而上理论，是指那些认定文学概念为普遍原则之体现的理论，这个普遍原则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常常表现为“道”。他认为这类理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中虽不是最早产生，影响也不是最大，但和西方文学理论却最具可比性。在刘若愚看来，《文心雕龙》是中国形而上文学理论发展到完善阶段的代表作。刘勰是个了不起的综合高手，不断在各种理论形式间变换角色，《文心雕龙》不仅包容“关于文学的理论”，也包括“文学理论”，而且《原道》一篇统领全局，决定了其形而上理论的性质。为了说明《文心雕龙》的这一性质，刘若愚对第一章《原道》作了详细的解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英文翻译。他所希望说明的，不外乎“文”这一概念的形而上特征。刘勰在《原道》中为“文”追溯根源，从天地自然之文到人之文，从外在表现之文到“道”之文，显然将“文”看作一种普适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刘若愚认为刘勰在《原道》一篇中将世界（道）、作者（圣人）、作品织构成一种互相交错的关系，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形成相当缜密的结构。通过这一结构，刘勰将“文”的种种概念综合在一起，使“文”既体现了至高无上的普遍原则，又是雕琢语言的必要外在形式，抽象之文心与具体之雕琢被完美地结合起来。
不过，用形而上的理论来笼统概括《文心雕龙》并非十分恰当，刘若愚本人也承认《文心雕龙》时有不同的侧重点，表现出其他文学理论类型的特征。但是，刘若愚坚持认为其他实用的、表现的理论都是附属于这一形而上的概念的，因此《文心雕龙》的理论还是可以被看作形而上的理论。刘若愚引入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新概念，为《文心雕龙》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种试图以西方文论框架来套论中国文论的方式割裂了作品的有机结构。读者在看到《原道》篇所起的关键作用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一个事实：《文心雕龙》五十篇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事实上，刘若愚对此也有所察觉，他意识到自己所列的六类理论并不完整，而且也很难分割，所以他在分别对四种理论进行讨论后，另辟一章，专门讨论各类理论的互动和交融。在这一章中，他特别强调刘勰是个了不起的综合家，各种理论的应用在《文心雕龙》都有所体现，但是，他仍然认为其他理论都与形而上的性质有所关联。在文中，刘若愚分析了刘勰如何运用“文”将“看起来互相矛盾”的理论贯穿在一起.。但是，他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承认刘勰各种理论的“相互矛盾”。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文心雕龙》理论无法套在四要素的框架中，就认为其各部分本来是矛盾的。批评家在写一部文论作品时，既可以侧重于创作的某一方面，又可以将创作的各个方面都融合起来，这之间的互动与综合本来是正常的表现。形而上也好，表现也好，实用也好，并不能作为泾渭分明的标签。不过，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指出了创作过程中所涉及的重要因素，对我们看清楚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作者的倾向确实有帮助。后来一位美国学者的博士论文同样以四要素来研究《文心雕龙》，后文中会详述。
刘若愚在其他著作中也常提到《文心雕龙》。比如他另一部讨论中国诗歌的表现方式和重要观念的力作《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就谈到刘勰的文学观。 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大致可以分为“道德说教型”（didactic view）和“个人表现型”(individualist view)。前者主要“言志”，后者主要“缘情”。刘勰的文学观则是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比如《明诗》中，刘勰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似为说教；可是接着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转过来就把“志”转向自然之“情”，显然是在试图协调二者。此书对《文心雕龙》的分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对我们清晰地了解《文心雕龙》也有帮助，但受益之余，我还是想提出一点问题：这种黑白分明的概念式划分方法到底是否适用于素以“模糊”著称的中国文学理论呢？应当承认，借用西方理论不但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对中国文论在西方的传播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方法一不留神，也许会给国外的研究者带来不必要的误解，甚至无意中抹杀中国文学理论原来独有的特征。
三、蔡宗齐的《文心雕龙》研究
蔡宗齐是一位对《文心雕龙》很用心的研究者。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教授，他在比较诗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方面很有建树。蔡先生的著作中，《文心雕龙》研究占了不少分量，在海外《文心雕龙》研究者中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