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了《文心雕龙》篇章的译文，后面紧跟刘绶松的一篇文章《刘勰论写作》（“Liu Hsieh on Writing”）。此文以介绍为主，并对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得失进行了评价。刘绶松认为刘勰评价以往作品时，采取了科学的现实主义态度。他指出，刘勰通过对前人作品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不少当时至关重要的文学研究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有意义。刘绶松认为《文心雕龙》是刘勰反抗六朝时期靡靡诗风的武器，并对《文心雕龙》的意义做了归纳：《文心雕龙》坚持文学要有益于人民；该书很重视文体的多样性和文体的演变；刘勰多处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注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刘勰能够正确看待文学中的夸饰修辞。从以上几点看来，刘绶松的归纳并没有统一标准，观点显得有些散乱，不过依然泄露了其辩证唯物史观的立场。
吉布斯（Donald A. Gibbs）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上发表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Liu Hsieh, Author of the Wenhsin Tiaolung”），是以他的博士论文第九章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这篇文章是英语世界中为数不多的以刘勰本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作者经过对历史记载的仔细分析，参照学者关于刘勰身世的种种说法，试图澄清刘勰和昭明太子萧统以及当时名流沈约的关系，对刘勰的生平、生卒年月等作出了猜想。同时，吉布斯还对刘勰《灭惑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其中可以看出刘勰调和儒佛的思想观念。吉布斯最后总结道，刘勰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调和的时代，妥协被看成一种减少冲突的方式，调和所产生的种种原则使作者追求真理的目的成为可能。不久之后，吉布斯另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文论中的“风”的论文， 收入包恒（David C. Buxbaum，或译巴克斯鲍姆）和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编著的《过渡与永恒：中国历史和文化——向萧公权博士致敬》一书中。这篇文章主要从《文心雕龙?风骨》篇入手，通过对“风”一词的训诂和同西方一些相关看法的比较，讨论“风”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种种含义和重要意义。该书中另一篇雷麦伦（Maureen A. Robertson）所写的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文章中也多处引用《文心雕龙》来讨论司空图语言的意象特征。
蔡宗齐除了研究专著外，不时就《文心雕龙》发表看法，并十分热心于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种种活动。2000年，他写了《文与〈文心雕龙〉批评体系的建构》（“Wen and Construction of a Critical System in ‘Wenxin diaolong’”）一文，讨论刘勰对“文”的应用和《文心雕龙》结构的关系。文中不仅对“文”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的各种含义进行了梳理，还分别从“文与道”、“文与圣”、“文与言及书”、“文与理”、“文与情”等五个方面探讨刘勰对“文”这一关键词的应用及其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所起的关键作用。2003年，罗莫瓦（Olga Lomov）主编的《重新雕龙——理解中国诗学》（Recarving the Dragon—Understanding Chinese Poetics）中又收入蔡宗齐题为《文心雕龙中“神”的哲学渊源和美学新义》的论文。此文对《文心雕龙》中的“神”一词的多义性进行了讨论。用作者的话来说，他是用“沿波讨源”、“原始要终”的方法，来揭示刘勰如何巧妙地使用儒、道、佛诸家“神”的概念去描述文艺活动的各方面。通过对“神”一词的训诂，作者试图赋予“神”新的美学意义，并从《文心雕龙》一书引申出对整个六朝文论发展的宏观认识。
二、涉及《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
专门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为数不少，涉及《文心雕龙》的论文更是数量众多。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文心雕龙》这一著作，不少人更把它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论著作。从相关论文来看，研究者认为《文心雕龙》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诗学理论及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宇宙观等的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卜立德（David Pollard）的《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气”》（“Chi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收入李又安（Andele Austin Rickett）编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之路》一书中，探讨“气”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意义。作者在《明诗》、《体性》、《风骨》等篇中寻找刘勰关于“气”的看法，认为刘勰的“刚”和“柔”是与作者相关的稳定因素，而“风”和“骨”则是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生命力的不同方面。他的看法与徐复观把“风骨”当做和“刚柔”对应的二元概念的看法有所不同。
缪文杰编撰的《中国诗歌及诗论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收录了10篇讲中国诗歌或诗论的文章，其中有两篇引用《文心雕龙》。一篇是余宝琳的《司空图诗品：以诗为形式的诗论》，其以《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与司空图的“神”相提并论；另一篇为陈玛丽（Marie Chan，音译）的《高适“燕歌行”之批评溯源》（“Kao Shihs ‘Yen KoHsing’: A Critical Exegesis”），她引用了《风骨》篇，认为《文心雕龙》中有从六朝的绮丽文风转向后来慷慨之气的迹象。
欧阳桢的《超越视觉与嗅觉：中国文学理论中“味”的重要性》提出“味”这一关键词在中国文论中的重要作用。他特别注意到《文心雕龙》中几处用“味”、“滋味”、“秀”等和嗅觉相关的词。他指出，刘勰所谓的“味”不在于文字的精致，也不在于作者风格的独特，而在于感情之真挚，即“诚”，所谓“言以文远，诚哉斯验……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心雕龙?情采》）。
李达三编的《中西比较文学理论及策略》中收录周英雄一篇《兴：语言结构和神话结构的混合模式》，其中多处引用《文心雕龙?比兴》篇以明“兴”的含义和机制。
卜寿珊（Susan Bush，或译苏珊?布什）和孟克文（Christian Murck，或译克里斯琴?默克）编的《中国艺术理论》（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理论的融通，书中收录的论文不少都引用了《文心雕龙》的语句。例如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雷麦伦（Maureen Robertson）引用《通变》篇来阐述古代诗文的历史流变；第二篇中，作者余宝琳借用《总术》篇“文笔”之辨来讲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形式的区分；约翰?海（John Hay）在谈到中国书法艺术中的隐喻手法时也提及《文心雕龙》；孙康宜以《文心雕龙》等文论为例讲述六朝时的诗性评论；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将刘勰 《文心》与钟嵘《诗品》并论，以讨论《诗品》中评价诗歌的标准和性质；林顺夫将刘勰的养气说和姜夔的气象概念进行对比。
林顺夫与宇文所安所编的《诗声的生机：后汉至唐代的诗歌》是1982年在美国缅因州鲍登大学召开的“汉诗到唐诗的演变”（Evolution of Shih Poetry from the Han through the Tang）会议的结果。参加该会议的13名学者分别就中国古典诗歌的提交了论文，其中12篇被辑录在书中。书中，《文心雕龙》被引用16次，主要集中在孙康宜的论文《早期六朝诗歌中的山水描写》和林文月的《“风骨”的衰落和复兴：论建安至盛唐诗歌风格的转变》中，分别被用来解释六朝时期的文学观和建安风骨的特征。
余宝琳的论文《诗歌的位置：早期中国文学中的诗文集与经典》（“Poems in Their Place: 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讨论了诗歌集与经典典籍在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她指出，在中国，作品的搜集对于了解文学史、文学理论、价值观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中心作用，诗文集是传统中国经典形成过程的重要介质和表现。许多重要的文学问题都在编撰者对作品的选择、前言、后序以及评论、注解中得到讨论，《文心雕龙》这样的专著也涉及此类问题。余宝琳指出，学者对经典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刘勰就认为经典不仅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源头，其本身还是“文”的最高体现。这和萧统等人质疑经典的文学性的观点是不同的。
阎幽磬(Joakim Enwall)编撰的纪念马悦然七十寿辰的文集《茂竹展枝》（Outstreched leaves on his Bamboo Staff）中收录索马达尔（Gran Sommardal）的一篇《〈文心雕龙〉的文学宇宙观和文道》（“The Literary Cosmology and the Literary Cosmos of the Wenxin diaolong”）。作者指出，今人在研究古人的思想时，应该尽量以古人的眼光，用古人的术语和范畴去理解古人的思想。他对陆侃如、牟世金等学者用“形式”与“内容”的概念来解释《情采》等篇章的方式表示怀疑，认为尽管刘勰论文时确实关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其所用的范畴和沿袭亚里士多德思想传统的“形式/内容”二元对立概念是不相同的。通过这种方式，索马达尔对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矛盾作出合理的阐释，认为刘勰试图将传统统哲学与修辞结合起来。刘勰既是一个正统思想的传承者，又是一个对修辞有着特别嗜好的文学鉴赏家，他在这两种矛盾的身份之间不断挣扎，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就是要用真正的文学概念替换过去以宇宙观为文学观的概念。索马达尔认为，理解刘勰应该从内在人心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即文学表现入手。
方葆珍（Paula M.Varsano）的论文《由此及彼：寻找古代中国诗学的主体》（“Getting There From Here: Locating the Subject in Early Chinese Poetics”）认为中国古诗中作者创造的空间感是理解作品的重要因素，故古人往往十分重视物（世界）、人（作者）、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空间创造是诗的主体概念的反映，这一反映在《毛诗序》、《文赋》和《文心雕龙》等文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方葆珍在文章中专门讨论了《文心雕龙》中“神”的含义，指出自孟子以来直至《文赋》所思考的主体与外界关系的问题在《神思》篇中得到综合，并认为屈原诗歌中的“我”是刘勰之“神”的前身。
苏熙源（Haun Saussy）的《书写的力量：文， 字，图，像和表意文字》（“The Prestige of Writing: Wen, Letter, Picture, Image, Ideography”）是一篇长文。文章对中国文字和书写的历史特征进行分析，并澄清了以往汉学家对中国文字所持的一些误解，《文心雕龙》则是他用以支持观点的重要佐证。苏熙源认为，过去一些学者过于看重刘勰论“文”时的哲学意义，并把这种意义进一步中国化，即过分强调“文”与自然的统一。事实上，“文”源于天地万物之端，要“章显”则需要“作”。最后，苏熙源以《原道》中的话结束论文。
萧驰《诗词中“原型的当下”：“现在”与“当时”的共存》（“Lyric ArchiOccasion: Coexistence of ‘Now’ and ‘Then’”）认为中国古诗中“片断”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缺乏叙事传统，中国诗中的种种原型只是将一个一个单独的审美瞬间衔接起来，使之与人对外界的感应相呼应。他认为《文心雕龙?物色》中对春夏秋冬四时四情的描述就是这种原型的一个例证。此外，萧驰认为《原道》中刘勰将“人文”与“天文”混为一谈，说明中国传统文学评论中很少有自然和人对立的二元概念。
任雍的《宇宙论，虚构性和诗歌创造性：西方与传统中国文化视角的比较》（“Cosmogony, Fictionality, Poetic Creativity: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s”）对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诗歌缺乏创造性的传统观点进行了驳斥，其中专门针对一些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看法进行探讨。前文曾提到，宇文所安、萧驰等在论文中以《文心雕龙》为例来解释宇宙观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任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一些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缺乏“创造论”，一贯认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概念，这种宇宙观决定了中国文学的“非创造性”和缺乏个性，这种看法十分片面。比如刘勰的《原道》篇虽然有意调和“天文”和“人文”的关系，一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却明显指出人与自然的不同之处。此外，《物色》篇或许有拘于原型之嫌，但《文心雕龙》其他篇章却经常表现出对创造性和诗人个性的重视，比如《神思》就将想象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体性》、《才略》、《知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个性和创造性作为文学评价的最高标准。事实上，后二十五章中，刘勰详细描述了文学创作中各种必需的技巧，对刘勰而言，“诗的价值远远超出其表面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