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病房的患者在小女孩来之后都不爱说话了。小女孩没人说话挺闷。
小女孩就唱歌，有时声大，有时声小。大家静静地听。
小女蠢歪在床上打点滴。输血。骨穿。桌上堆满了大家送给她的食品。
小女孩不唱歌了，她的头很烫。病房里就显得很寂寞的样子。
老太太说我没什么给你，就给你讲个故事吧。女孩就认真地听。
说是很远的地方有一种天堂鸟，谁要能见到它谁就永远幸福快乐。有一个失去父母的盲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鸟的家。可鸟已经飞走了，就在他路过的地方，他看不见哪。盲童难过哭泣的时候，天堂鸟落在他的身边，抚摸着，倾听着，他终于幸福地笑了，原来有些东西即使永远也看不到，它也是存在的。比如天堂鸟。
小女孩睡着了，她看见一个白色的影子在前面飞。那就是天堂鸟吗小女孩听见一两声惊异的声响。她醒了，她身边的老太太被人抬走啦。
别人说老太太去了天堂。小女孩说我真的看见过天堂鸟，白色的，它在飞。没多久，小女孩去了那个美丽的天堂。她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六病房又新来了病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六病房的老患者，就把这故事讲给每一个新来的患者听。
后来，就有人把这故事编进书里，讲给每一个没去过六病房的人听。
世界上没有友谊，就仿佛没有太阳。愿我们友谊永存，让生活充满阳光。
往事烟波不管别人对我的印象如何，但我对自己倒有一番客观的评价：成熟里透着稚嫩，冷漠中埋藏着脆弱，谨慎而又浮躁。
我说不好这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也许兼而有之，带有极为强烈的矛盾色彩，我想，这种性格的形成恐怕与自已的童年有关。
我的童年正值”全国上下一片红的年代，”不过混沌未开的我并未感受到当时的激情与热烈，记得那是寒冷的冬季里一个令人困倦的黄昏，母亲急三火四地从单位赶回来，简单收拾一下行装，便带着我和哥哥匆匆告别了这座城市。
那年我只有六岁。
我始终不知道母亲把我带到哪里，前面的世界对一个孩子来说是陌生而又新鲜的。
从城里出来乘汽车，倒火车、又乘汽车，最后，发现自己被装进一个”吱嘎“作响的牛车里。我和哥哥的手腕被母亲紧紧的攥住，好象是她旅行中携带的一大一小，一左一右两只皮箱，但她的神情却冰冷的象块铁板，全然不见往日的温情与慈爱。我只好乖巧的闭上嘴巴，以适应母亲的沉默。
牛车爬行在颠簸不平的山路上，隐没于神秘而肃穆的山谷之中。
我第一次感悟到除城市的人流和楼群以外，还有这样恬静深邃的地方。层峦叠嶂的山谷与错落有致的森林，悄悄渗入我朦胧的睡眼，雪的清新和牛粪味参杂而成的独特的气息使我疲倦的神情亢奋起来。
终于，我们在一个人家稀疏，布满黄昏暮霭的村落停了下来。母亲领着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一间低矮破旧油灯昏暗的茅草屋，懵懂问，我好象深陷在冰冷的菜窖之中。母亲告诉我这里是我们日后长期居住的地方了。
乡村生活开始了，母亲学着当地人用大铁锅煮玉米粥，在锅壁上贴玉米饼，锅底煮菜，一锅多用，不象城里做饭那样繁琐。时下正是深冬之季，屋里堆放的粮食和土豆、白菜什么的，都是队上送来的。
乡下的这种饭菜我是从未吃过的，虽然城里也不富裕，但同一种食物做法却不大一样，在城里我吃惯了蒸饭和炒菜，而这里却以大饼子、玉米粥、炖菜为主，间或也有玉米馇、高粱米蒸饭。总之每日三餐饭桌上基本都是黄糊糊的东西。
我家去的地方是当地有名的穷村，耕地少而薄，又没有什么副业可搞，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私自扩耕自留地的，否则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严重的要挨批斗，所以家家的口粮都不宽裕，我家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没随我们一起来，每次想问母亲，但一见她阴冷的脸色就不敢作声了。
母亲领着我和哥哥一起生活，艰难度日，除工分少外，口粮自然比别人家分得更少一些。逐渐熟悉和适应了乡下的生活以后，母亲被列为”会过“的女人当中。
在好多人家中的粮食青黄不接、东借西挪的情形下，母亲却从未张口向邻舍借贷过，一家人显得粮草充足的样子。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全村的男男女女们羡慕不已。
其实，母亲的”会过“并无诀窍可言，她不过是把粮食的可食程度发挥到极限，粗制到有效地控制一家人的食欲而已。例如，玉米只用石磨剥掉一遍外皮，而别人家却剥掉三层，麦糠这种只能拿来喂猪的东西，母亲也要废物利用，糠中选粮，把细糠掺兑些玉米粉或高粱米粉，有时加入一些干菜做成食物。
而这种东西常常影响我们的消化，对胃口造成极大的伤害，实在受不了了，我和哥哥便用”不吃“提出无声的”抗议“
这样每次都能达到如期的效果，母亲会叹口气，摸摸潮湿的眼角，对食物进行一下改良。许多年以后，我曾就此事跟母亲打趣说：“我以营养不良赢弱的身体代价，使您在左邻右舍中有口皆碑，赢得“会过女人”这一光荣称号，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母亲笑骂我没良心，说哪个当妈的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穿的好一点，可是那年月……难啊……说着老人便又去擦眼角。
母亲说得不错。虽然在吃上比不得其他孩子，但在穿的方面，我在村里算是佼佼者。
在当地象我这般大的男孩、女孩经常赤条条地跑来跑去，除愚昧丧失掉羞耻外，穷是原因之一，相形之下，我在母亲的调理下，完全象是一个衣冠楚楚、家境殷实、素有教养的孩子。
无论从表面还是内在来看，乡下与城里的孩子都有较大的区别，我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一种，即不象乡下孩子野性十足，也缺少城里孩子的机敏和灵气，这大概与人的天性以及生存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上学以后，我便成了城乡”两栖动物“每年的暑寒两个假期，我都要到城里度过，这得益于舅舅家没有孩子，年长我五岁的姐姐就是在外婆和舅舅的极力挽留下才没有和我们到乡下去的。
一回到城里，舅舅先是带我到饭馆里饱餐一顿，再到商店把我从头到脚打扮一新，然后心情愉快地开始度假，直到学校开学，甚至超过了开学日期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乡下。
我喜欢住在城里，因为我喜欢城市，这里有肉、有馒头吃，有过去的小伙伴给我讲我不在的时候这里所发生的那些新鲜事；有电影，有小人书看、有比牛车快得多的汽车在又宽又长的马路上跑，有铃声大作的上下班的人流，总之我喜欢城里的一切。城市在我的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要重返城市，做真正的城里人“！这种梦撕碎我平静的心境，并贯穿了我整个学生时代。
我说不清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变得忧郁起来，害羞内向的性格演变成孤僻多思时常处在不是沉默就是爆发的心态。究其原因除上述原因以外，可能与父亲有关。
父亲因历史问题接受长达三年之久的审查，在我们下乡的第二年，他也来到了乡下。可是父亲被审查的日子过去了，而我的厄运却开始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享受到”黑五类“子弟的同等待遇，在校园倍受孤立和歧视。没有人愿意靠近我，没有人和我结伴，上下学的时候，我不得不一个人走在崎岖而阴森的山路上，不得不一个人打发除课间以外的孤独时光。不仅如此，一些淘气的同学还经常地在我身上涂一些脏的东西，我那顶漂亮的小八路帽似乎本不该带在我这种人的头上，时常被他们强行掠去，象皮球一样传来递去，或者抛向空中，那情形就如同”列宁在十月“苏联红军高喊”乌啦“的场面。
我在背地里不知流下多少屈辱和愤怒的眼泪，可我却不敢告诉老师，也不能跟家里人说，只能默默地忍受着，直到二秃的出现这种境遇才有所改变。
二秃比我年长三岁，却仅高我一个年级，上学晚或早退学是乡下比较普遍的现象。
他家距我家只有十步之遥，俺俩却从未相识。二秃是个瘸子，在他二岁的时候发高烧，二五子乡医在他屁股上扎了一针，从此，他的左腿便不再发育了，精细得象根麻杆。
认识二秃是那次在放学的路上，当时村里的孩子正在围堵我，推来搡去，弄得我满身泥巴，却难以脱身，也无力还击。就在我因绝望而哭泣的时候，二秃阴沉着脸，拖着细腿冲过来就是一拳，将那个得意忘形的高个子学生打翻在地，沉默了片刻，”呼啦“一下，那帮人便如鸟兽散开，我和二秃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喜欢画画，喜欢看书，也写得一手好字，这些对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内向而孤僻，多愁善感，正义而又善良，对我性格的形成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我情绪低落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时候，他总是劝慰我说：“你有文化，人也聪明，还怕以后没有饭吃，何况你原是城里人，迟早还是要回到城里的。而我却不同了，这条腿不知能支撑我走多久“
他的目光投向远方，我总感觉他的眼眸深处有一种闪亮的光泽，象夜星在我的心空划过。
现在一想，我在乡下生活了那么多年，也许只有二秃冷漠的脸和那铁拳留给自己的印象最深。
我终于逃离了农村，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不过在城里呆久了竟也产生了在乡下时相似的心态。
我对城市的喧嚣与躁动，紧迫与迷醉，疯狂与变态，越来越感到难以承受。每当夜色将我疲惫不堪的身心扔到柔软的床上时，我的思绪又常常游离到乡下，溶人在袅袅炊烟与空旷的山谷之中。
一个爱惜自己的人，绝不会连自己的身上的疮疤也爱惜。
我母素芳母亲有个不为人知的名字：素芳。记忆中，很少有人提及它，除非远在异地的亲戚们来，我们是难得听到的。
母亲在一家大医院的住院部地下室里看水泵。工作程序很单调，上水时按绿电钮，排水时按红电钮。机器运转，轰轰隆隆的如一艘行驶在海底下的潜水艇。空气闷热，缺少湿度，光线暗淡，能见度低，让人产生远离尘寰的孤独感。其实，我和哥哥们是不赞成她继续工作的，毕竟六十五岁的人啦，但她常常为此生气抱怨，说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便很愧疚。
母亲三岁上，老爷死了，随即姥姥改嫁，母亲跟着舅老爷过。她在十七岁上孤身一人嫁到偏僻荒凉的吉林扶余，那时父亲十四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后来父亲参军赴朝，一去数年，除带回几枚油亮亮的军功章外，就是一身难以医治的疾病了。母亲随父亲转业到本地，在一座老旧的楼房的底层，有了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家。母亲先后生过六个孩子，两个夭折，还有一个未及分娩就死在腹中，据说一水儿女孩子。我作为她最小的命根子哇哇坠地时，母亲已经是个四十一岁的中年妇女了。记忆中，母亲对几个子女十分严厉，她只字不识，却由不得我们在外面惹是生非，别管你在外面如何委屈，回到家挨说遭打的还是我们，连父亲也劝不住。父亲则每天靠打针来维系自己的生命。那时药剂奇缺，物资匮乏，他能够保持良好的心境和健康的肌体，是与他淡泊平和、与世无争的性格以及母亲的关心体贴分不开的。他后来频频住院，将日渐孱弱的生命持续了许多年。母亲就抛下嗷嗷待哺的我，到了一家建筑工地当起运泥搬砖的驾子工，挑起病夫幼子的家庭重担。
父亲去世时，被拖累了近三十年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悲哀。她的痛苦在于，姐姐那时也患上了父亲的疾病，而且终日打针吃药，甚至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姐姐在患病十年后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花开花落的十年，姐姐参加了工作，结了婚，又离了婚，及至卧床不起，双目失明，素日陪伴她的依然是母亲那日见衰老、不轻易落泪的容颜。当我尚未分担母亲的忧愁和苦难的时候，那个带有遗传性的疾病又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不知道生命能允许激情放纵多久，我只知道，母亲她太劳累了，她变得有些神经质，几乎让人难以理解。她常常在梦魇中呼唤着某个孩子的小名，突然醒来，然后以劣质的纸烟冲淡那寂寥的长夜。她还十分吝啬地保留着破烂不堪的家具和衣物，每天提着塑料筐转两趟市场，拣最便宜的东西买回来，计算着如何把它们打发掉。对于我每天的用药和额外的治疗费用，母亲是从不吝惜的，她把有限的工资积攒起来，就是为了让我有个美丽的归宿。然后呢？她决心要回到老家去，守着一块菜田，自耕自种，度过余生。
母亲的戒烟是因为一次例行的体检，大面积的糊状阴影，让医生和母亲忐忑不安。母亲的心情倒不全是为了她自己。戒烟后的母亲无事可做，就守着电视从早看到晚，凡涉及到国际新闻什么的，她就十分留心。我的两个哥哥到俄罗斯已经闯荡两年，他们的音讯时有时无，为家里笼罩了一层若明若暗的牵念色彩。在有雨的四月，母亲不可抑制地怀念着逝去的亲人，想念着异国的亲人，牵挂着情绪烦躁的我。她的后脖颈因为着急上火，起了一块核桃大小的痈，四处走动时，勾着肩背，低垂着头，已显出苍老缓慢的神态。尽管母亲希望我无时无刻不守在她的身边，听她言不由衷的唠叨和埋怨，可我依然向往外面的世界，直到四处碰壁，重新回到母亲温暖宽容的羽翼下，像个等待飞翔的小鸟。
朴素但是芬芳，母亲有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啊。但愿有生的日子我们能学会记忆和珍藏，像拥有一束永不凋零的美丽的花。
陪我共同走过青春，和我一起分享喜怒哀乐的，永远的母亲。
随嫁随着飘落如雨的叶子，以及噼噼啪啪的鞭炮声，29岁的梅姐终于嫁掉了。当她一身粉红色的纱裙，面罩丝网，款款闪进黑色的奔驰轿车，行将步入红地毯的那一端时，我怀疑，一些理性的思维已被我彻底地淡化了。
也许感情这个话题，比它的实际意义更加古老、更加乏味、更加让人困惑，但感情这种东西，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续着它自身的荒谬的合理性。你信它是你的事，你不信是它的事，没地方讲理去。
梅姐是我姐姐的同学，她们十年为邻，十年为友，后来姐姐病逝，梅姐俨然以女儿的身分出入于我们的家，便把我当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弟弟。
梅姐是她那种公认的美女。不是浓妆艳抹、媚俗娇态，也不是珠光宝气，惹人耳目。她有种独特的魅力。比如她的发型；长的时候，便轻轻爽爽的一披；短的时候，便含羞带媚的散开；即使冷烫后，也是典雅端庄的那种决不妖艳的大波浪。加上她天生的肤色身材和脸颊。当真是让人暗地里咂舌呢。母亲不放心梅姐一个人穿街过巷，这担心浪费了她十年的叹息。可想而知，梅姐的崇拜者一批批地更迭替换，也居然让那种不可触犯的美丽，保持了圣母般的纯洁。当姐姐讲述那些许多愿发誓，专情痴心的追求者们的轶事时，我非常惊诧于梅姐对世俗的不屑。
我们都在为梅姐物色着合适的人选，又仿佛只能承认自己的失败。
有时我不免想，梅姐在等什么一个大学副教授，年龄大了几岁，没成。
一个校级军官，不在本地服役，没成。
一个合资餐馆的中方经理，交际甚广，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