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老中青三个年龄段把人群划分一下，然后再把我们的视点分别投向这三个年龄的不同人群，你就会感到无聊的生活与生活的无聊的确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基本心理状态。中国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老龄化社会，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离退休年龄的提前和下岗人员的增加，老龄社会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我国的传统观念和特殊的国情，我国老年人的心态同一些发达国家老年人的心态根本无法相比。我国老年人一旦没有了工作，大多数人精神便一下子没有了寄托。尽管各地都在开办一些老年人或老人活动中心，尽管每天早上公园中常有一些晨练、遛鸟的老人，尽管大中小城市黄昏广场上披红戴绿的老人们面带微笑都在扭着一种自娱自乐的秧歌。但抛开这些形式上的为老年人制造的欢乐，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大多数老年人的心理中，都在无奈地等待着那个即将到来、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时刻，而且这个死亡的阴影实际上从人们进入了一定的年龄段落后就一直在心理上伴随着。而终极关怀的缺少和心理不健康等因素则更使中国老年人无聊生活的水潭中多了一些无奈和消极的因子。
中年人这个群体比较复杂，他们有的在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有的正处在事业的峰巅，有的则处在下岗、失业或向老年人阶段的渐进过程。但他们的思想和心态同时又都处在一种无法言说的灰色过渡时期。无论是处在哪个阶层的中年人，来自几个方面的压力和困扰对他们则是相同的，一是他们本人都处在一个艰难的爬坡阶段，既要考虑子女的升学、毕业分配和工作问题，又要担负起双方老人的养老送终问题；二是他们的前途是灰暗的，在个人的事业和工作中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选择权，双轨制正无可奈何地变为单轨制或无轨状态。
尽管有的男人随着有钱就变坏，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名声，尽管有的男人时常出入酒吧和卡拉OK以及各种洗浴中心，有的男人既享受着家庭的温馨和爱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又有情人给他们浪漫与新感觉的爱，尽管在这个年龄段的男人们很容易给人一种成熟、浪漫、潇洒的感觉，但你如果真的走进中年男人的内心世界，你便会发现其中的苦涩和无奈大大多于所谓的甜蜜。更多的中年人在这个无聊的世界上或借酒消愁，或被一种逆反心理支配着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着开心和快乐，或围着牌桌大战通宵，白天还得强打起精神到单位或生意场上强装硬汉。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大部分是真情和责任心共存的统一体，由于这种共存的心理命名得中年男人在情感世界上常常被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双重的负疚心理所困扰。因为这是一个信仰迷失，理想破灭的年代，如果生活中有不倒的信仰，如果生活不是处在一种无聊和无奈中，我想这个年龄段的人则会比其他年段的人活得更充实一些。但现实却在向中年人展示着这样一个真实：即，活着难，不活也难；有钱没意思，没有钱更没意思。
青年人尽管统领着这个世界的各种潮流，尽管在他们的内心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鄙视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心理，尽管情人节的玫瑰、圣诞节的烛光和新潮服装以及浪漫的爱情把青年人的生活点缀得五彩缤纷，尽管他们玩的就是心跳，寻找的就是刺激。然而我所列举的这些一方面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一方面还要看你处在什么位置什么环境。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哪怕你真的是青春一族，时髦一派，也只不过是看着电视上青春派的风光无限，留下一声望洋兴叹罢了。如果被这些新潮诱惑得再也不能这样活的时候，惟一选择的道路便只是铤而走险、鸡蛋碰石头了。其实，绕过这些色彩斑斓的画面，掀起这些貌似新潮与浪漫的面纱，你便会发现，现在的青年一族，仍然是缺血的苍白一代。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的人群中都激起了波澜。中老年人靠在记忆中搜寻着那些火热岁月的真实以抵御今天商品社会的冷漠和无情，青年一代正是因为他们缺少这样的生活，缺少这样的在他们看来仍然充满浪漫和爱情的故事以及情感。而这些短暂的叹息，怀念和冲动过后，摆在人们面前的仍然是信仰与理性的荒漠。女作家池莉说过：“现实真是令人不愉快又无奈又不可抛弃的东西。”从人的真实心态方面来看，我们真正无法为这种生活的无聊进行主流和非主流的界定，但毕竟虚假无法掩饰真实。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西方人理想破灭了寻找的是理性，中国人理想破灭了寻找的则是无聊。”当我们认真地反思一下我们无聊的生活和生活的无聊时，我们便会真实地感受到，我们到底缺少什么或丢失了什么。这么说，一千五百个日日夜夜就这样结束了？四年岁月，那么多争执那么多欢笑，那么多烦恼那么多骄傲。真的随身后的门这样“砰”的一声，就留给了过去秋来常忆忘年情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听到陈雨门先生立秋前一日去世的消息，我并没有太大的震惊，反而像期待已久的事情有了结果一样平静。这所谓“期待”，其实是一种担心，一种牵肠挂肚的悬念。因为生命，对于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来说，确实是“熟透的瓜”了。
精神的存在，不会因躯体的消亡而消亡。先生神韵，虽至今难以言传；但许多年前就已经触摸到了。
年8月，我和开封一位叫杨超的诗人朋友，一起去看望心仪已久的陈雨门先生。那时，先生已离劫难，重操笔墨后的心境，每个读书人都可以想见。关于这次会面，后来我一首诗中说：
“面对这样的老人我们几个加起来也不过刚到学走路的年纪”
记得当时，先生给我们看李白凤教授的遗稿，是研究易经的。先生说要想办法，尽快把它变成铅字。那时，先生自己的处境也不见得好到哪去，却切切的念着这些事。后来，又谈书法，我向先生索字。先生答应了。归途中，杨超问：“你原就想要的吗？”“不。我们有责任让他高兴。”太阳很好，一亮一亮的光斑在湖面上晃荡。想起先生的坎坷，我们久久沉默着，自行车胎在环湖马路上沙沙地响。那个湖很大，开封人都叫它包府坑，而包公悬了尚方宝剑的大堂，正在附近。
不久，条幅辗转而来。我托人装裱了，挂在家里。至今算来，已有六七年了。
年冬，我卧病在离家百里的卫辉。清代，这里曾是有名的卫辉府，更早一些，又称汲，是《竹书纪年》出土的地方。文化遗迹星星点点，到处都是，只可惜，那时的我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因为工作事业，因为孩子，当然，也因为人到中年的疏与淡，丈夫二十多天来探一次，匆匆的又走了。在两次探视之间，是蚀骨的病痛和万念俱灰的恐与空。那时候，女儿的眼泪同男儿的一样，也是断不肯轻弹的。只是一味绷紧了嘴，忍着，忍着。
一年熬过去，一切都渐渐好了起来。我便又去了一趟开封。这次，是和丈夫一起去的。开封是我十多年前读书的地方。那里，有数不清的小吃，晃着衰草的城墙、还有千年相袭、又刁又淳的民风，这些我都喜欢。但这次去却不是为这个。万念俱灰后的空太有分量，不堪负重的有一肚子的困惑要说给先生。
那一年，我三十八，先生八十三。
先生正卧病。你一年前，不能下床。我就坐在床前的一把老藤椅里，靠背和扶手很宽大，几乎把我埋了进去。
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我们谈了四个多钟头，我这“嘴呱子”在先生面前，差不多只剩下听了。
先生并不寂寞。四个小时先后来了三拨客人。其中还有个新上任的什么处长，衣帽周全的来见先生，结果都被客气而坚决打发走了。先生指给我桌下的某个纸箱，要我拿出新出版的《陈雨门诗集》。
五六十首诗跨时代近六十年，多是新朋旧友们从劫后余烬中代为搜集到的。先生半倚半躺，又让我把书桌上的钢笔递给他。桌上书籍、本子、稿件满满的，有些凌乱，却很干净。
先生说，前些天还可以下床，扶墙磨蹭过去，常能坐在那儿写些东西。先生晚年，笔耕不辍，如今日是盖棺论定的事儿了，自不用我饶舌。当时我只是嫌自己太笨，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扶墙而挪是怎样一种姿势。环视四壁，从床到桌，要过两个门口。那门口，太宽了……近午，先生当大夫的长子下班了，带回一块烤红薯。开封的烤红薯是出了名的。先生接过来，试图把它掰成两半。掰呀掰的，于是，我接过去，掰开了，捧给先生。先生拿了一半儿，说那一半是给我的。冬日斜阳射进来，暖暖的，我们吃着同一块烤红薯。
这时我看到先生的手。宽，长，但是薄。皮肤紧贴，骨节分明，苍白与苍老正诉说着沧桑。1957年被迫投笔后，这双手拉过板车，扫过马路，收过破烂，还干过许多不能算是体面的活儿。
但是，这双手写诗，现在这一切无疑都已近尾声，先生正心满意足的捧着半块红薯，咀嚼人生的快乐与坦然。
饭熟了。先生谦和儒雅的儿子从厨房出来，我们又吃了一碗面条。父子之间超乎寻常的沟通与理解是用不着语言的。饭后，大儿子回自己家了，陪他的孙子，因我在，也说出去走走。先生说：晚上孙子回家，他自己在这被称作“无梦楼”的一室一厅里。
不知道他夜里是不是真的无梦，无梦的夜里是不是有月光照进来。俯仰之间，李白思的是故乡，先生就在自己的家里，又该想些什么呢？或许是因为风雨人生早已习惯了，先生始终平静而安详地接受着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这无怨无忧的洒脱使我窥见了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境界……四个小时过去，先生的眼睛依然清亮，思路也清晰得令人惊讶，而我却累得发昏了。下午四点时，我丈夫和出版社编辑还要和先生商谈《中国现代名家谜选》的出版事宜，我必须告退了。
先生努力弯下身子，伸出瘦而长的手臂，打开床头桌下部的门。我看见各式各样的小瓶子。”看着这些药，你需要哪种就拿走吧。”“这种病得营养，该多吃些好的。”我无言，只是赶紧扶先生躺好。
我告诉先生，明年开春我会再来。或许我太悲观，神色有些不对。先生突然避开我的目光，望着窗外。刹那间，很静。我们都在想，也知道对方在想：春天再来时，我是不是真的能来；而我再来时，还能不能见到先生。果然，一别经年，我至今未能再去开封。
先生遗容，当会同生前一样的平静安祥吧那次分别后回到安阳，不久便收到先生来信，颤巍巍的字迹，苍老而风骨犹存。另附有一信，竟是王宇秀的。
宇秀是晚我两年的河大学友，现在某电视台。她是在为先生拍镜头时知道了我的音讯。一个满世界飞的记者的信，竟会从一个不能下床的老人手里飞出来，说给谁，才能不被理解为撒谎呢写到这里，已近午夜，隔壁搓麻将的声音一会儿一阵，几乎可以说是柔和而有节奏的；因为热，对面楼上还有几方，窗户亮着，也不知在忙些什么。而先生，真的已烟消云散了。只有壁上墨痕还在：
“多情锦瑟应怜我，无量金针试赠人。”我说过，每读一次，都会有种东西绵绵不绝的在心中萦回，不管先生在不在人世，都一样。
仍旧是那个红的双肩背包，像以往无数次星期天上街一样，随随便便将它朝背后一背，跨出宿舍的门。可今天不一样，仍旧是那个红的双肩背包，即头也不回又依依不舍，头也不回是因为这宿舍留下太多的温馨之梦，依依不舍是因为明天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名片人的平凡与非凡，是自己都不可估衡的。除非偶尔一日，由于偶然的机会，自己处于非同一般的位置，通过别人的眼睛重新确认自己的人生价值，你会忽然发现自己似乎存在一种潜在的令人刮目相看的独到之处。
年6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全国文化名城西安召开的全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参加会议的多数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市长们。我们市的领导因工作太忙，安排我和办公室副主任苏斯洲同志赴会。会议组织安排之周密，服务的水平之高，是我未曾经历的。大会统一安排参观西安景点。每个景点的工作人员都准备好宣纸和笔，便于题字留念。参观西安碑林时，看着那些领导们挥毫题字的潇洒神态，我心中一股激情油然而生。对于书法的研习，我也未曾间断。自以为，中文系毕业且舞文弄墨多年的我，措个词儿不会有多大问题。但又想到题字的大多是诸市之长，我这个小小秘书能来参加这样的高层次的会议，已算幸甚了，还欲出头露面，未免也太狂妄了吧。但是，我虽不是一市之长，也是一市的代表，负有使命。于是那种挥毫泼墨的激情在心中涌动。几次上前几次退却下来。
与我同行的苏斯洲同志涌动的激情已按捺不住了，他还不停地督促：“玉喜，写！这不是你个人写字的问题，而是代表我们市，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期洲的一句话，点燃了我的激情。我眉头一皱，想了一句话，大步上前去，拿起笔，摆了个架式，运运气，目光在宣纸上略略布局了一下，挥毫写了八个大字：“古城添翼，再振雄风”。也许是因为我的书法与“众”不同，也许是因我较之前面题字的首长们年轻许多，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别的什么，眼前马上出现热闹纷繁场面。就在这运笔之际，就感到荧光灯交相闪烁，刹那间，我眼睛幻视，目光模糊起来。待我放下笔，直起身才看到，我的左右前后很多照相机和录像机的镜头对着我，那种气氛，那种场面，好像联合国秘书长向世界发布重大新闻一般。
两位女士还跑到我的后面，把我写的字小心翼翼地拍照下来。镜头不仅在记录新闻价值，而且在发现审美价值。他们放好相机，并解释说便于联系，便于给我寄照片。面对这些热情、谦和而充满渴望的眼睛，我有些飘飘欲仙起来。可是当他们一一接过我的名片仔细端详之后，脸倏地冷落下来，刚才那副笑容可掬的神态不翼而飞。我热情的目光尴尬地因无从着落而飘落下来。这使我想起了当天遇到的同类事情。在参观全国某重点大学时，校园内的喷泉飞洒一片薄雾，把早晨的阳光辉映得缤纷绚丽，当我情不自禁停步注目之时，一位年过半百颇有风度貌似大学者的人主动而热情的向我打招呼：“同志，你是哪个地方的？”“我是江苏……”凭其风度与气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定是一位大学者。我看出他想要名片的意思，出于礼貌，也出于对知识的尊重与崇拜，我热情地给他一张名片，可是他看了看名片，脸上立刻漫起云雾，漫不经心而不屑一顾地把手一挥。意思是“走吧”。我抬眼一看，参观队伍已走远，我快步赶了上去。他那先恭后倨的神态，使我心里像吃了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