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听到弗兰克的消息是他到了蒙大拿，接着在亚利桑那探矿。以后我又听说他在新墨西哥。在那以后报上登出过一篇长篇报道，说有一个矿工营地如何遭到亚利桑那印第安人的袭击，死亡者的名单中有我的弗兰克的名字。我看了以后昏厥过去。接着我缠绵病床达数月之久，病得非常厉害。爸爸以为我得了痨病，带我去找遍了整个旧金山大约一半的医生。一年多了，音信全无，所以我认定弗兰克确实是不会再回来了，他死了。后来，圣西蒙勋爵到旧金山去了，我随他又到了伦敦，结婚的事也确定下来了，爸爸是十分高兴的。可在我意识深处，我的心已是属于那可怜的弗兰克的了，再没有一个男人能取代他在我心中的地位。
“话虽这么说，如果我嫁给了圣西蒙勋爵，我肯定也会尽我自己做妻子的义务的。爱情虽不能够勉强，可行为是可以的。我与他一起走向婚姻的圣殿时，心里想的是要竭尽我所能去做一个好妻子。但是你们理解，我当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当我走到圣坛前时，我回头一瞥，突然看到了弗兰克，他站在第一排座位那里望着我。刚开始我还认为那是他的灵魂回来了，可当我再次看向那里时，他仍旧在那里，眼里是疑惑的，就像在问我，我看到他是高兴还是悲伤。我对自己当时没立马昏过去而感到奇怪，我只觉得天地旋转，牧师的话在我耳朵里，就像是蜜蜂在嗡嗡地叫着。我应该终止这场婚礼仪式，然后大闹教堂吗？我又看了他一下，看来他已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了，因为他将手指竖在了唇边，让我不要做声。接着，我看到他在一张纸上快速地写着字，我知道那是他给我的留言。我在经过他那排座位时，故意将手里的花束弄掉在地上，他替我捡起了花束，然后偷偷地将纸条塞入了我的手中。那张纸上仅有一行字，让我在他发出信号时，跟着他走。当然，我会完全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返回寓所后，我对我的女佣说了这件事。她早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就认识他，而且他们相处得也很融洽。我叮嘱她帮我收拾好一些东西，准备好我的长外套，还有就是不能和任何人说起此事。我明白，我完全应该将此事对圣西蒙勋爵说明，可在他的母亲和那些高贵的人面前，我实在是难以开口，我也只好暗下决心，不辞而别，以后找机会再解释。我坐到餐桌旁还没有十分钟，透过窗，我就看到弗兰克出现在街道的另一边。他朝我招了招手，然后闪身进了公园。我穿戴好以后就偷跑了出去，准备追上他。这时，有一个女人拦住我对我说了很多关于圣西蒙勋爵的闲话，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我了解到，好像在他结婚前，他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秘密，但我设法脱了身，不一会儿就撵上了弗兰克。我们上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他在戈登广场的住处。在企盼了这么久之后，我这才算是真正地结了婚。在亚利桑那，弗兰克被印第安人关了起来，后来他逃离了那里，千辛万苦地到了旧金山。他得知我以为他死了，而且我已经到了英国。他追到了那儿，最终在我举行这第二次婚礼的上午找到了我。”
“我是从报纸上得知的。”那位美国人说道，“上面登着婚礼教堂的名字，可没有写女方的住处。”
“然后我们就商量了解决的办法，弗兰克的意思是完全公开。但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惭愧，我宁愿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永远不见这其中的任何人--给爸爸留张字条，告诉他我还活着就可以了。只要我一想起那些爵士和富人在餐桌旁等着我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乱极了。于是弗兰克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就将我的结婚礼服和其他的一些东西捆成了一个包，扔到没人能找到的地方。要不是因为这位好心的福尔摩斯先生来找了我们，我们可能明天就到巴黎了。虽然我猜不出他到底是怎样弄到我们的地址的，但是他好心而清晰地跟我们讲了很多，并指出是我错了，而弗兰克是正确的，我们隐瞒而怕被别人知道，是犯了大错的。然后他说他可以提供一个让我们跟圣西蒙勋爵单独见面的机会，所以，我们马上就到这里来了。那么，罗伯特，现在所有的一切你都明了了。如果我伤害了你，那我对你说声对不起。希望你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很卑鄙的人。”
圣西蒙勋爵依然僵硬在那里，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他皱着眉，绷着嘴，听着这长长的故事。
“抱歉。”他说，“我不习惯于公开地谈论关于我的私事。”
“这么说，你依然不肯原谅我了？难道你不能在我走之前和我握一下手吗？”
“哦，当然可以，如果这么做能使你高兴的话。”他伸出手，冷冷地和她握了一下。
福尔摩斯说：“本来我希望，您能和我们共进晚餐。”
“我认为您的要求有些过分，”勋爵回答道，“可能我会被迫接受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但你们别指望我会心情愉悦。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现在就祝你们各位晚安。”他朝大家鞠了个躬，然后就大步地走出房间了。
福尔摩斯说：“那么，我觉得你们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吧，结识一位美国朋友，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啊！莫尔顿先生，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会相信，许多年前的一位君主的错误行为和一位大臣的愚蠢，是不会阻碍我们的后世在某一天成为这个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同一大国的公民，这片国土上，飘扬着的是由星条旗和米字旗共同组成的一面国旗。”
“这个案子的确是十分有趣。”客人走后，福尔摩斯说，“因为它清晰地说明了，一件事在起初时是多么让人无法理解，但后来解释起来又是那么简单、自然。这位女士所讲的事情，比任何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都来得更为自然。但还有一些人，例如雷斯垂德先生，从他的角度来看，没有哪件事的结局会比这件事更让人不可思议了。”
“那么，从一开始，你就一直都没有走弯路吗？”
“起初，有两件事在我看来是十分明了的。一是那位女士本身是向往这场婚礼的；二是在她回家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她就反悔了。很明显，早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改变了主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出门后，因为新郎一直陪伴在左右，所以她是没有机会能和其他人说上话的。那她有没有碰到什么熟人呢？假若有，那此人必定来自美国。她来英国的时间不长，不可能会有什么人给她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她只是看了一眼，就令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你看，经过一番的甄别后，我们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她很有可能是看到了一个美国人。可这个美国人又是谁呢？他为何会对她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可能是她的情人，又或许是她的丈夫。她年轻时是在艰难而特殊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对于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当他对我们述说了那些情况：在前排的座位里有一位男士；看到他，新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了取得字条上的联系而故意将手中的花束掉落在地；她向她那贴心的女佣求助以及提到了侵占土地--这是开矿者的行话，意思是占有别人已拥有的采矿权--因为这么个很有深度的暗示，整个事件就变得清晰了。她离开了，是跟一个男人走的，那这个男人要么是她的情人，要么就是她曾经的丈夫，而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你到底是通过什么办法找到他们的呢？”
“本来找到的几率几乎为零，但在雷斯垂德老兄的手里，有的是他自己都不了解具有怎样价值的情报。诚然，那几个名字的起首字母是最为重要的，但比其更有价值的是，我知道了他在过去的一周内，曾在伦敦最高级的酒店消费过的事。”
“你根据什么推断出那是最高级的呢？”
“根据价格单，它是如此的昂贵：8先令一个床位，8便士一杯葡萄酒，由此看出，那是一家超豪华的旅馆。在伦敦，收费如此之高的旅馆是不多见的。在诺森伯兰大街，我找寻到的第二家旅馆里，通过查询登记簿，发现里面有一位美国先生弗兰克·海·莫尔顿，而他刚好就在前一天离开。在查看他的账单时，我又刚好发现曾在复写收据上已看到的那些账目。这位美国先生留下口信，要求将他的信送到戈登广场226号。所以，我就赶到了那里，很幸运，这对爱侣恰好在家。我以长辈的身份冒昧地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建议。我提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他们都应向公众，尤其是向圣西蒙勋爵将他们的情况表述得更明白、更清楚些。我促成了这次的见面，而且，正如你所见，我令他遵守了约会。”
我说：“可结局却不是很理想，他的行为有些不够大度。”
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华生啊，如果换作是你，在经过了一系列诸如求婚、结婚等麻烦的事后，你却发现妻子和财富突然消失不见，恐怕你也不会大方到哪里去的。我想，对于圣西蒙勋爵我们应该宽容些，并祈求老天，不要让我在将来的某天也沦落到同他一样的地步。请将你的椅子向前挪挪，将那把小提琴递给我。我现在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去度过这剩下的凄凉的秋夜。”
铜山毛榉案
歇洛克·福尔摩斯将《电讯日报》的广告专页扔在一旁说道：“一个目的纯洁的艺术家，总是能从最普通和最不重要的形象中获得最大的乐趣。华生，我很高兴地看到，从你兢兢业业地为我们的案子做的记录上，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我还确信，有时你进行了艺术上的加工。你突出的并非是那些重要案件的本身，而是转向了看上去是平凡琐事的案件。可是它们却有着发挥推理和逻辑思维的空间，我将其归入我的特殊研究范围之列。”
我微笑着说道：“然而我并不能完全摆脱夸张的记述手法。”
“也许你的确有一些小过失。”他说话的同时用火钳夹起火红的煤渣点燃了他那个樱桃木烟斗，取代思考而转向争论某一问题时，他就会用这个樱桃木烟斗来代替那个陶制的，“你错的地方或许在于你太想把你记述的东西变得生动有趣了，而不是仅限制于事物因果关系的推理上--事实上，这才是事物判定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
“至于这一点，我认为我做得还是十分公正的。”我的语气变得冷淡了些，我发现我的这位朋友性格中有很强的自私成分存在，这令我很反感，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不，我不是那种自私自大的人，”他回答说，和平常的谈话一样，他针对的是我的思想而非我这个人，“我试着要求公正地对待我的技能和技艺，原因是它不应该是属于个人的东西--一种不能只归我所有的身外之物。犯罪可谓是家常便饭，但逻辑却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对逻辑的记述上，而不是犯罪本身。可你已把本来应该作为课程案例的蓝本降低到了一连串有趣故事的地步。”
外面很冷，这是一个初春的清晨。早餐后，在贝克街的老房子里，我们面对面地坐在火炉旁边。浓雾袭来，弥漫于呈暗褐色的房屋之间。对面的窗，在这深黄色的浓雾中变得隐隐约约看不清楚。我们点着汽灯，它的光亮撒在了白桌布上，因为餐具还没撤下去，所以瓷瓶和金属器皿上微微地泛着光。福尔摩斯一个早上都一言不发地翻着各种各样的报纸的广告栏，最终，他放弃了，好像带着情绪般开始对我的文笔进行教育。
“与此同时，”他停顿了一下，抽了一口他的长烟斗，盯着炉中的火接着说，“没有人会怪你用了危言耸听的笔法，你所产生浓厚兴趣的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能归于法律约束之下的犯罪行为。波希米亚国王的那件小事，玛丽·萨瑟兰女士的离奇经历，歪嘴男人碰到的难题，那个贵族单身汉事件，它们都属于法律范围以外的事情。你努力避免耸人听闻，但我担心的是你的记述可能太过烦琐了。”
我回答说：“或许结果就像你说的那样，可我运用的方法是新颖而富有趣味的。”
“我的朋友，对并不善于观察生活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绝不会以一个人的牙齿为依据而看出他是否是一名编织工，或从某人的左拇指推断出他是否是名排字员的。他们才不会管什么是分析和推理之间的微小差别呢！但是，如果你写得过于烦琐，我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因为大案要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人，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的冒险和创新精神了。我自己这小小的事业，好像也退化到了代理处的地步，办理的事情无非是为某人寻找遗失的铅笔，又或是替住宿学校的年轻女孩儿们出出主意。我想，无论如何，我的事业是绝不可同以往相比了。今早我收到了一张纸条，我认为，它正好标志着我事业的最低谷到来了。你读读吧！”他递给我一团很皱的信。
它是前晚从蒙塔格奇莱斯寄来的，内容见下：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急切地想见您，想请您帮我分析一下关于我是否应该接受别人聘请我为其家庭女教师的问题。如方便，明日十点半，我将来拜访您。
您忠实的维奥莱特·亨特
“你认识这位年轻的女士吗？”
“并不认识。”
“现在已经到了十点半了。”
“对，我能确定这是她在拉门铃。”
“此事或许比你想象的要有趣，还记得那个蓝宝石事件开头的探寻似乎只是一时的兴起，日后却发展成为严肃的调查，也许这事儿也是这样的。”
“哦，但愿吧。我们的疑问很快就要解开了，要是我没猜错，当事人来了。”
说话间，房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小姐。她衣着简单朴素，但很整洁，从面容来看她很聪颖，脸上还长着些雀斑。她的动作很敏捷，像是个对于社交很有见地的女人。
“我相信您会原谅我的打扰。”当我的朋友起身接待她时，她说道，“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因为我没有父母或其他亲朋可以请教，所以我想好心肠的您应该会指导我该怎么做。”
“请坐，亨特小姐，我很荣幸，我将竭诚为您服务。”
我看得出，福尔摩斯对这位委托人有了个良好的印象，他探究似的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后稳下来，垂着眼，指尖互相抵着，听她诉说事件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