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屋
一八九四年春天，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被谋杀的案子，引起了全伦敦的关注，而使上流社会非常恐慌。经警方调查后公布的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其中许多细节被删去了。因为起诉理由已经非常充足，所以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案发将近十年之后的今天，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遗漏的细节。案件本身虽然耐人寻味，但比起那个匪夷所思的结局，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了。我一生经历过许多冒险事件，这个案件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想起我仍然会毛骨悚然，并且我也能重温那种兴奋、诧异而又疑惑重重的心情，那种心情如突涌而来的潮水，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的读者，让我向他们说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会把这当做第一件事去做。这项禁令直到上个月三日才取消。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不难想象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无一遗漏，我都认真读过。为了满足个人兴趣，我屡次使用他的方法重新解释这些疑案，算不上成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件疑案像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案件那样吸引我。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我敢肯定，这件怪事中的几个疑点一定会深深地吸引他。福尔摩斯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好地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更多情况下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每天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总想着这件疑案，但找不到一个理由充分的解释使自己确信。我甘冒风险，讲一个陈旧的故事，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简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他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他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了婚，在几个月前双方又同意解除了婚约，事后也看不出彼此有什么留恋的。他平时都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打发时光，他性情冷漠，习惯于过一成不变的生活。然而，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最奇特的死亡方式突袭了这个懒惰而散漫的青年。
罗诺德·阿德尔爱好打纸牌，而且连续不断地打，赌注从很小到使他身份有损。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家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他于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局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玩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最多大概也只输了五镑。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像这样的输赢对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每天，他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是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很小心谨慎，而且常常是作为赢客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一起，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这是调查报告中的关于他的近况。
出事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是十点整。他母亲和妹妹去亲戚家串门未归。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即他经常当做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有烟，她打开了窗户。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任何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儿子屋里去道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门敲门都没有回应。于是她们找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一颗左轮枪的子弹击碎了他的脑袋。他的模样很可怕，屋里却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还有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成了十个小堆，数目不一。桌上还有张纸条，上面记了一些数字和俱乐部几个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详细检查现场，案情却变得更为复杂。第一，没有理由说明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在屋里插上门。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再跳窗逃跑。而窗口到地面的高度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但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房子和街道之间有一块狭长的草地，但也没有任何踩踏的痕迹。所以，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若有人用左轮手枪在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并且是致命的一枪，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一定是个出色的射击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路，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有个马车站。这儿已经有人被枪打死，还有一颗像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炸开的左轮枪子弹，以及它造成的即刻毙命的枪伤，但当时却没有一个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到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有任何损失。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努力想寻找一个解释得通的理论，以此来发现最省力的捷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与牛津街连接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仰着头在看一扇窗户。他们指出了那所我特地要来查看的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男子正在讲述他的某种猜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我努力往前凑了过去，他的言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正在此时，我撞到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抱着的几本书。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记得其中一本书名叫《树木崇拜的起源》。这让我想到老人一定是个穷藏书家，以收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书籍为职业或者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但不巧，我碰掉的这几本书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显然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不快地吼了一声，转身走了。我望着他微驼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慢慢消失在人群中。
我观察了公园路427号多次，但这对我弄清楚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这所房子只有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与大街隔着，且高不过五英尺，任何人想翻墙而入都轻而易举。但那扇窗户完全够不着，因为墙外没有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的水管或其他东西。我比以前更加迷惑不解，只能返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待了不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让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穷旧书收藏家。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上满是灰白的胡须，右臂至少夹着十来本心爱的书。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显得嘶哑而奇怪。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很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跟在您后头，碰巧看见您走进这所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拜访那位好心的绅士，我要对他说，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但并没有恶意，我还要谢谢他帮我把书捡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弯的地方。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我手上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价格都很便宜。五本书您正好把书橱第二层填满。现在有空位，看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转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就站在书桌前微笑地看着我。我站了起来，惊讶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我好像要晕过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确实我眼前有一片白雾在打转。白雾消失了，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俯在我的椅子上，一手拿着他随身携带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根本没想到你会这样承受不住。”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喊了一声，“真的是你？难道你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上来？”
“等等，”他说，“你现在觉得你有精神来谈这件事了吗？看我这多此一举的戏剧性的出现给你带来多大的刺激！”
“我好了。可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世界上这么多人，单单是你在我书房中站着。”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袖子，摸着藏在里面的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可是不管怎样，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样从那恐怖的峡谷中逃出来的。”
福尔摩斯坐在我对面，跟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支烟。他穿着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长外套，只剩下一堆白发露在外边，那几本旧书放在桌上。他显得比以前更加瘦削、机敏，但他那张鹰一样的脸却有一丝无法掩盖的苍白，很容易使我看出来，他最近生活不规律。
“还能伸直腰，我很高兴，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连续几小时把身子缩矮一英尺真不是玩笑。我该怎么解释这一切，我亲爱的老朋友，我们--如果我可以恳求你合作的话--面前还有一个晚上的艰险工作。或许最好是这项工作结束之后，我再把全部情况详细告诉你。”
“我热切渴望知道，更希望现在就听到。”
“今晚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都行，随你说。”
“还像以前那样。我们动身前还有时间吃晚餐。好吧，我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没有遇到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但我给你的便条完全是真的。当我发现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根本不怀疑我的末日来临了。从他灰色的眼睛里，我觉察到一个无情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他彬彬有礼地点头许可，我便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留在了那里，然后沿着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便走投无路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而是突然冲过来抱住我。他知道他完了，只急着报复我。我们在瀑布边上扭打起来。但是我懂点日本式摔跤，过去有好几次都派上了用场。我从他的两臂中逃脱出来。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疯狂地乱踢了几下，两手向空中乱抓。尽管他费了很大的劲，仍然无法保持身体平衡，最后掉了下去。我探头见他坠下去很深，然后撞在一块突起的石头上，又被弹出去，掉进水里。”
福尔摩斯边抽烟边讲着这段经历，我非常惊奇地听着。
“可是还有脚印！”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却没有一个。”
“情况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潭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命运给我安排了无比巧妙的机会。一方面，我知道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的不仅是莫里亚蒂一个人，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会变得无比强烈，因为他们首领因我而死。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三个人中，肯定有一个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这几个人就会放松警惕，很快露面，随便行动，这样我迟早有机会消灭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仍在人间。大脑活动起来快如闪电，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我相信我已经想到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后面的悬崖。你那篇描述生动的文章中，后来我读得倒是津津有味，你断言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几个露在外面的狭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想依靠几个立足点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不可能，再想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下脚印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像在以前相似场合中做过的那样把鞋倒着穿而走出来，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手法。所以，权衡一下，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我乐意做的事，华生。瀑布就在我脚下轰隆隆地响。我不擅长幻想，但是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在深渊中冲着我喊叫的声音，这一点不假。好几次，当我没抓牢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湿滑的岩石缺口中滑下来的时候，我想我完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苔，我可以很舒服地躺在那儿而不被人看见。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出于同情但毫无作用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后就回旅馆去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危险到此就结束了，可是又有突发事故发生，使我预感到还有让我吃惊的事情而且就在前面。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掉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蹦起来掉进深渊。我当时还以为这块岩石是自然滚落下来的。过了一会儿，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已经很清楚。莫里亚蒂不是单人行动，他对我下手时，还有一个同伙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目睹了他的朋友掉进深渊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形。他躲在暗处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得逞的阴谋。
“我没有花多少时间思考这些，华生。我又看见从崖顶朝下张望的那张冷酷的脸，这时又有一块石头要砸下来的预兆。我对准崖下的小道往下爬。我不认为自己能毫不费力地爬下去，事实上这比往上爬更难百倍。然而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缘、身体悬空时，又有一块石头呼的一声从我身边掉下去。我爬到一半时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了那条窄道上，只是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逃之夭夭，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就这样，世界上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