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司马文王（司马昭）想派遣钟会征伐蜀国，下属邵悌求见文王说：“臣认为钟会的才能不足以理当统帅十万大军征伐蜀国的任务，否则只怕会有不测，请您再考虑考虑别的人选。“文王笑着说：“我难道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蜀国给天下兴起灾难，使黎民不得安宁，我现在讨伐他，胜利如在指掌之中，而众人都说蜀不可以征伐，人如果犹豫胆怯，智慧和勇气就会丧失干净，智慧和勇气都没有了，既使他勉强去了，估计也打不了什么胜仗而只会大败而归。只有钟会与我们主意相同，现在派钟会伐蜀国，一定可以灭亡蜀国，灭蜀之后，即使发生了你所顾虑的事情，他又能做什么呢？凡败军之将不可以同他谈论勇气，亡国的大夫不可以与他谋划保存国家，因为他们心胆都已吓破了。倘若西蜀被攻破，残留下来的人震惊恐惧，就不足以与他们图谋起事了；中原的将士各自思乡心切，就不肯与他同心了，倘若作乱，只会自取灭族之祸罢了。所以你不必对这件事感到担忧，只是不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别人了。”
等到钟会禀告邓艾有反叛的迹象，文王统兵将往西行，邵悌又说：“钟会所统领的军队超过邓艾五六倍，只要命令钟会逮捕邓艾就可以了，不值得你亲自领兵去。”文王说：“你忘记了你前一阵子说的话吗？怎么又说可以不必我亲自去呢？虽然如此，这些话也还是不可分开。我自己应当以信义对待他人，但他人也不应当辜负我，我怎能首先对人家产生疑心呢？近些日子中护军贾充曾向我说：‘是否有些怀疑钟会？’我回答说：‘如今我派遣你去，难道又可怀疑你吗？’我一到长安，事情就会自行结束了。”司马昭的军队到长安时。钟会果然像司马昭所预料的那样，已经死去了。
司马昭深知二人必反，但又派二人前去，这是用其勇。的确，如果不是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偷袭成都，蜀国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攻破。正是由于邓艾和钟会两人的内外夹攻，蜀国才破于一旦。但二人皆有反心，必然相互牵制，所以，钟会先是逮捕了邓艾，宣布反叛，然后又被部将所杀，邓艾亦被乱兵所杀。二人取了成都，却又拱手送给了司马昭。即使钟会在蜀地反叛成功，司马昭也不怕，因为他早已断定，蜀地人心不可用，钟会成不了大事。况且司马昭听到钟会报告邓艾反叛的消息，即起大兵西去，众将不解，其实司马昭用意不在对付邓艾，而在对付钟会。可以说，司马昭实在是计出万全了。
人们常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句话与我们俗语中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意思相近，即人们为达到一定的远期目标有时候需要放弃一点眼前的利益。
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也很有意思。今天还有一句话，叫做“永结秦晋之好”，实际上，秦晋两国总是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时大打出手，弄得亲戚成了仇家。
晋国曾经一度动荡不安，国君屡有变动，持续了将近20年直到重耳成为国君才安定下来。晋公子夷吾在秦国，想借助秦国的力量回晋国即位，于是发生了下面一段故事：
晋国人芮让晋公子夷吾厚贿秦国，以便让秦国帮他回国即位。芮说：“别人把国家都占去了，我们爱惜什么钱财？回国后能得到民心，贿赂些土地又有什么？”夷吾听从了。
齐田的隰朋率军队会合秦国送夷吾回晋国即位，夷吾就是晋惠公。
秦穆公对芮说：“公子依靠的是什么力量？”答道：“下臣听说逃亡的人没有党羽，有党羽就一定有仇家。夷吾小时候不喜欢玩闹，能够争斗但很有限度，长大后这个脾性也未改。至于其他方面我就不是很了解了。”穆公又问秦国大夫公孙枝说：“夷吾的位子能够稳固吗？”公孙枝回答：“下臣听说只有合乎准则才能安定国家。《诗经》上说：‘无知无识，适应自然规律。’这说的是文王。又说：‘不弄虚做假，不残害人民，就很少有不合乎典范的。’不爱玩闹也不爱争斗，个性自然是少猜忌也不争强好胜。现在他的话里边既猜忌又好胜。要安定国家，恐怕很难呀。”秦伯说：“猜忌多则怨恨多，又怎么能成功？正好可以为我所利用。”
穆公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国君，他不立好的，反立一个坏的，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坏国君搞垮晋国。夷吾回国果然是弄得天下大乱，同秦国发生了以下的战争：
鲁僖公十四年（公元646年）冬，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粮食援助，晋国不给。晋大夫庆郑说：“前年晋国灾荒，秦国救济了我们大量的粮食和钱财。现在我们不去救援他们，就应该算是幸灾乐祸，忘恩负义。我们忘恩负义，就会失去亲附的人；幸灾乐祸，是没有仁义；爱惜财利是不祥；激怒邻邦是不讲义气。这四种德都失掉了，凭什么保卫国家？”晋大夫虢射也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八字进谏。庆郑说：“背弃信用，背叛邻邦，谁来周济患难？不讲信用，祸患必至；失去后援，必定失败。一定会应验的。”虢射说：“即使支援秦国也不会减轻对我们的抱怨，反而会助长敌人的力量。不如不给。”庆郑曰：“忘恩负义，幸灾乐祸，是百姓所唾弃的。亲近的人还会因此结仇，何况冤家敌国呢？”晋惠公听依然不予理睬仍是一意孤行。庆郑退出公室，说：“国君肯定会为此后悔的。”
当初秦国送晋惠公回国即位的时候，秦穆公把贾君托附给他，并且叮嘱：“让众公子都回国吧。”晋惠公曾答应送给中大夫器物，不久也背充了诺言。他曾许诺秦穆公送给秦国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东到虢略城，南及华山，还有黄河之内的解梁城，也没有兑现。晋国闹饥荒，秦国向晋国输送了粮食；秦国赶上饥荒，晋国却不伸出救援之手，秦穆公考虑到晋惠公所做的这么多的不义之事，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大举讨伐晋国。
9月，晋惠公迎击秦国军队，先派出韩简观察敌情。韩简回来报告说：“敌军人数虽少，然而斗志昂扬，我军恐怕抵挡不了啊。”惠公问；“什么原因？”韩简回答：“国君您当初逃离晋国是得助于秦国，回晋即位也是由于秦国的宠信，闹饥荒时吃的是秦国粮食，秦国三次有恩于我国却不思图报，所以才起兵来攻打我们。现在我们又迎击他们，我军懈怠，秦军振奋，斗志差一倍都不止啊。”
14日，秦、晋两军战于韩原。此一役，秦国虏获晋惠公而回师。
其实此次秦晋之战秦穆公已是胜券在握了。秦穆公早就做好了打算，这不仅仅是单纯的预测，而且一步步地实行了自己的方案。秦穆公从对晋惠公夷吾的性格分析入手，再经过几次外交攻势，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动的地位，更何况秦国的军队并不比晋国弱，一战而俘获晋惠公，就不是意料之外的事了。
司马昭平钟会邓艾之叛和秦穆公捕获晋惠公，这两个例子，均是把政治预测与实际操作联系起来的，通过努力来实施自己的预测，最终达到预测的结局。这是一种主动性极强的预测，能够进行这种预测的人，一般来说都能取得成功。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方法欠光明磊落，不屑使用。但人们常说“兵不厌诈”，大敌当前有谁还会考虑那个呢？
洞若观火的政治预测历来被传统智谋视为较高的境界。因为政治预测要比军事预测复杂得多，政治预测是包括了军事因素、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和人事因素等诸种社会因素的一种综合预测，其内容包罗万象，其关系错综纠葛，若有一处考虑不到，就会产生重大的失误。因而政治预测并不像算命那么简单，能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窥见端倪，需要大学问也需要大智慧。能够做出成功的政治预测的人，已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了，而是预言家，先知先觉者！
政治预测虽难，在中国历史上，却多有成功的政治预测，多有大贤大智之人能透析世事，洞幽烛微，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治预测的成功经验。有大志者，必定要知往昔、察现实、测未来，历史经验，是不可轻忽的。
□ 随机应变的行为能力
领导协调能力还包括能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的作出应对之策的能力，这种随机应变的行为能力对于成大事者是必不可少的。
应变能力，是指一种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主客观条件，随时调整领导行为的难能可贵的能力。是复杂的现代领导活动对领导者的素质提出的一条起码的要求，也是确保领导活动获得圆满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
具有应变能力的领导者，总能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和处理问题方式，能够从表面“平静”中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从中探索新路子，总结新经验，对改革中遇到新事物、新工作，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图，认真分析，勇于开拓，大胆提出新设想新方案；对已取得的成绩，不满足、不陶醉，能够在取得成绩的时候，不得意忘形。相反，还能从成绩中找出差距与不足之处，以求日后能做得更为完美一些。
领导者在工作的过程中，要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审时度势地作出机智的果断的应变，在当今世界，事物各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千姿百态。但就其和领导活动的关系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情况：其一是变化尚未偏离领导活动的前进方向的量变阶段；其二变化明显偏离领导活动的前进方向的质变阶段。
对待量变阶段的变化，应对方法一般都较简单，因为不用对原有方案作出根本性的调整来，只需要适当地对方案作某些局面的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如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施工中发现实际需要的资金数额比原先预计的要多，于是，我国政府又临时增拨了一笔款额。
但是，对于发生质变的变化，就需要进行审视斟酌，对原先的决策作较大的改动，甚至“推倒重来”。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才，其非凡的应变能力，在处理质变变化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得以更明显的体现。从复杂的计划的修定，到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的外置；从微妙的外事活动的安排，到举足轻重的经济谈判；都需要有机智的应变能力。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同志在他惊涛骇浪的政治生涯中，表现了了机敏果断，足智多谋的应变能力，处置了许多难以想象的“突发事件”，帮助他度过了许多“难关”，周恩来同志巧妙地从张国焘的屠刀下救出廖承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充分反映了周恩来总理超人的随机应变能力。
1935年一月，在长征途中，周恩来一路打听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同志。当时他还不知道廖承志已被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当作“反革命”开除出党，由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即将被处决。当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省和宁夏以后，有一天，周恩来忽然在红军队伍中碰到押着向预旺堡镇开拔的人。其中竟有老朋友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
廖承志看见周恩来，竟然不知所措，是同政委打招呼并敬礼呢，还是背过脸去？他不想因彼此熟悉而给父亲廖仲恺的老朋友带来麻烦。就在他犹豫之时，只见周恩来走过来了。他脸上毫无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当着押送人员的面，他只是紧紧地握了一下廖承志的手，然后就走开了。
到了晚上，周恩来开始行动了，他首先派人把廖承志叫到了司令部。屋时坐满了人，张国焘也在那里。张国焘当然知道周廖两家的亲密关系。不过，他仍问周恩来：“你们俩早就认识吧？”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他，佯装声色俱厉地问廖承志：“你认识到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廖承志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叫廖承志留下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一直不理睬廖承志，只同张国焘说话。饭毕，他立即把廖承志打发走了。张国焘本来已决定当晚将廖承志处决，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佯装愤怒，无情地训斥廖承志，在张国焘面前无懈可击地作了一些“表示”，才在关键时刻救了他的命。
周恩来具有极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这使他掌握了十分高超的应变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常施展这种本领，林彪，江青一伙人虽然屡屡中计，但却又防不胜防，总是无可奈何。一九七二年一月他为公正对待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丰功伟绩的陈毅同志，机敏果断地临时决定提高举办陈毅追悼会的规格，又是一个动人的事例。
陈毅同志在“文革”中受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摧残，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十一点五十五分，带着满腹委屈和激愤，与世长辞。由于当时陈毅已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中央有关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的追悼会只能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为五百人。显而易见，这样低规格的追悼会，对于为党为人民奋斗一生，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来说，的确是十分不公正的。
然而，追悼会的这一规模，政治局已经通过，周恩来也无法随意改变。但他却并未放弃对林彪、江青等人的斗争。
1月10日下午三点，陈毅的追悼会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午十二点，周恩来连午饭也吃不进，在西花厅里来回地长时间踱着沉重脚步。他苦思宴想着提高陈毅追悼会规模的办法。下午二时左右，周恩来得知毛主席午休后突然决定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他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一系列无可挑剔的应变措施，他首先指示中央办公厅，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紧急通知宋庆龄副主席及秘书，请她准时务必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人大、政协、国际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接着，他又打电话给康予台同志，让他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然后，周恩来迅速乘车在毛泽东前面赶到八宝山，将毛主席要来的好消息告诉了张茜，待毛主席下车时，又有不少记者在总理的指示下陆续赶到。
就这样，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掉会的“新情况”迅速作出了提高追悼会的规格的决定。这件事不仅仅是总理对老朋友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抗争，也充分显示了他的足智多谋，机敏果断，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
那些曾经参与摧残、迫害陈毅的魔鬼们，对此虽然怀恨在心，表面上又不得不假装慈悲，一个个按时起来参加追悼会……
杰出的应变能力，不仅使周恩来巧妙应付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党内斗争的“难题”，而且还使他在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中，拔开重重迷雾，绕过险情暗礁，在常人几乎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取得一次又一次意想不到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