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建 安 文 学
196年，汉献帝在董卓被杀后逃出
长安，曹操出师勤王，把献帝迎接至许昌，改年号为建安。从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统一中原，名为汉相，其实却是北方的统治者。但是，他在赤壁之战之中为刘备、孙
权联军所败，未能统一南方。结果，北方的曹氏，与西南的刘氏、东南的孙氏，形成三国鼎
立的局面。这段时期便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时代”。建安时代在政治上是个衰世，但在
文学上却蓬勃发展，取得很丰硕的成果。
这个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
诗歌的高潮。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
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
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
历来作家把建安时代看作文学的黄金时代，建安文学所形成的“建安风骨”为后世所钦慕
建安文学中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钟荣《诗品》中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
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
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是
“三曹”的“羽翼”。当时“三曹”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一样处于领袖地位，他们的文学才能
和实际成就也配得上这个地位。其中曹植尤其是历来公认的当时优秀的作家。“三曹”文学
是建安文学的代表。
曹操的诗情绪悲凉但不低沉，表现出向上的精神，代表作有《短歌行》、《蒿里行》、
《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作品的文体都是乐府歌辞。
曹丕是曹操的次子，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对文学创作和
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其代表作有《燕歌行》两首和
《杂诗》两首。曹丕的诗与其父有明显的不同，作者创作时追求艺术美，在自然的风格中流
露出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
曹植是曹丕的同母兄弟，以曹操的辞世为分界，曹植的创作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操死之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排挤，诗风趋于深沉，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建安诗人中，他留下的诗数量最多，历来受到推崇，他的作品讲究艺术形式，刻画细致，
辞藻华美，注意对仗的运用和炼句，明显改变了古典诗歌的面貌，后世文人多把他当作
杜甫以前诗界的最高典范。
曹植也重视吸取乐府民歌的优点，故所作大多有充实的内容和深厚的感情。曹植的《
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浓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的绝世之美及纯洁的形象，
中间寄托了作者的某种追求。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述当世文人，特别标举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
、刘桢，称为“七子”。七人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除孔融的情况较为特别
，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操。他们与曹丕、曹植兄弟有密切的文学交往，形成一个文学集团，
在其他一些杰出作者的参与下，共同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兴盛局面。
孔融（１５３～２０８）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孔子后裔，曾为北海相，有
《孔北海集》。曹操奉献帝都许昌，特意征召他为少府。孔融性格孤傲狂放、尖锐彰露，喜
欢对各种政治问题发表议论，最终被曹操杀害。曹丕评他的文章，说是“体气高妙”，这是
指他的文章有才情、有个性，思想机警；又说“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杂以嘲戏”，这
是因为孔融往往并不是严密地论述问题，而是抓住一点，推向极端，所以词锋犀利而理不周
全。从个性强烈这一点来说，孔融的创作与建安之风还是一致的。不过，他的作品留存很少
，主要是几篇书札、杂论。其中《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两篇较有
名。前者指责曹操的禁酒令言不由衷，加以挖苦，很能表现他的性格。后者写作时间较早，
他与曹操的关系还没有明显恶化，内容又是请曹操救助其友人盛宪（字孝章），故辞气较委
婉。文章从为友之道和为国求贤两方面打动曹操，语言简洁，感情真实，恳切之中又不失身
份，确可当“体气高妙”之评，却并无“理不胜词”之病。
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
后归曹操。他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
。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将之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七子之
冠冕
”。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王粲当时即以擅长辞赋著称，作品大都只存片断，完整
的只有《登楼赋》，是写羁旅之愁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与《七哀》之二内容相似。其篇幅短
小，语言精美，多用骈句，是魏晋时期辞赋转变阶段中的代表作之一。散文中较好的作品，
有代刘表所作的《与袁谭书》以及《难钟荀太平论》等。
刘桢（？～２１７）字公干，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在当时以五言诗著名，所作
言简洁，注重气势。钟嵘《诗品》称赞他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大约是因为这些
诗多抒发个人情怀，而表现出高远的志趣。
陈琳（？～２１７）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阮瑀（？～２１２）字符瑜，陈
尉氏人。他们都曾为曹操掌书记，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于二人手笔。这些文章都是应用文
，但却很讲究文采，多用排偶，句式整齐，又喜广引史事为证。这标志了魏晋文章在汉代文
章已经骈偶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骈文的方向发展。
七子中的徐干在当时以赋见称，但作品流传者少，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室思》诗较
有名。应瑒的诗以现存的几篇而论，较少特色。七子之外，杨修、吴质、丁仪、缪
袭、繁钦等，在当时均有文名，但也都少有作品存世。
建安文学之所以繁荣昌盛，第一是因为思想的解放。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建安时代的社
思想，可以说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动乱的社会现实摧毁
了儒家思想的一尊地位，儒家所宣扬的忠孝等观念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失去了其指
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效用，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思想的蓬勃发展。这种思想的解放极大地推动了
社会思潮的改变，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文人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思想感情，能够用文学语
言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理解。
第二是因为动乱的社会现实。三国时代的社会大动乱，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人
们处于
这种动荡的社会之中，有志之士忧国忧民，对军阀混战表示不满，对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表示
深切地同情，因此形成了建安文学关心民生疾苦、表达建功立业的抱负等社会内容和慷慨悲
凉、生机勃发的艺术风格。建安文人与以前文人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他们都以天下为己
任，以拯救天下之危亡为终生奋斗之目标。曹操一生奋战，看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便渴望天下太平；王粲有感于百姓的悲惨而“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曹植更是希望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等，都表现了建安作家在动乱中能够关心社会现
实，抒发个人抱负，渴望建功立业的真实思想。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体现出“慷慨悲凉”的
时代特色，也是这些作家能够主动置身于社会大潮之中，并积极地以文学来反映社会现实的
结果。
第三是因为领袖人物的倡导。一个时期文学的发展，与领袖人物或统治者的态度有很大关
系。汉
武帝好大喜功，尤好吹捧，所以便导致了汉大赋的兴盛。建安文学中，曹氏父子三人作为主
要统治者，对建安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据《三国志》本传称，曹操“御军三十余年
……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推动了其
他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
第四是因为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任何时代文学的发展，都存在有文学内部、外部的发展
规律。
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是文学继承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外部的社会现实等则是文学赖以发展
的客观条件。
总之，建安文学繁荣昌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文学外部环境、社会发展及文学内部运
行机制的共同产物。
建安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空前的，它造就了大批
为优秀的诗人，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时代，产生了大量影响深远、艺术成就极高的文学作品
，使中国诗歌这一最具抒情优势的文学形式由民间正式走入文人的世界，由不自觉、半自觉
地创作进入完全的自觉时代，基本完成了中国诗体艰难地跋涉历程，使之成为一种最具创作
优势的文学体裁，绽开于古典文学百花园中。可以说，建安文学的极度繁荣局面，打开了中
国成为“诗的国度”的大门，之后的中国古典诗歌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蓬勃生长，蔚为
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