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德高尚。由于领导者大都掌握一定权力，所以要耍一耍权威大概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一般来说，单凭权力只能吸附那些趋炎附势之徒，而真正的贤能之士并不会买账。
贤才对那些只凭权力的领导虽然也能够服从，但对领导者个人却总是敬而远之的。他们对于领导，固然不能无视他手中的权力，但是更看重他的思想和人格。因此，只有那些本身道德高尚，有较高声望的领导者，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干部，大家才愿意跟着他干工作。
第二，大度容人。胸中天地宽，常有度人船。作为领导者大度容人，首先要容人小过，容人小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于他人的小过，需要有点糊涂。宽小过，总大纲，以纲行律己，不以纲行取人，这些都是值得记取的经验之谈。相反吹毛求疵，就会失去含弘气象，这样是最容易失掉人心的。另外，领导者大度容人还要善于容纳异己。容人的要害之点在于容异，就是能容纳不同意见的人。领导者只有做到对人宽宏大度，容人以德，才能感人肺腑，令人尊重，也才能吸引大批贤才。
第三，学识渊博。领导者的魅力不是领导权利带来的，而是凭其本身学识才干赢得的。没有学识才干，有了权力也不会产生多大维力。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所管业务的具体知识和领导工作的规则等方面学识才干，才能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戴，贤才才有可能向你靠拢。
第四，重视、尊重人才。即降低身份，敬重现任，延拔群土。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尊贤思才、礼贤下士的逸事典故，至今仍被人们传为美谈佳话，周公姬旦“一出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魏文帝“思贤甚于饥渴”，他对陈群“待以交友之礼”。这些有作为的帝王将相之所以获得了大批治国安邦的贤才能土，使之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大展宏图，正是由于礼贤下士的结果。实践证明，只要领导者放下架子，求才若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实践中树立礼贤下土的形象，你的身边就会吸引大批人才。
重视功利、重视行为的实际效果并没有使墨子完全否定动机的作用。在回答鲁君关于两个儿子究竟哪一个可以作太子的问题时，墨子提出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志”是行为的动机，“功”是行为的效果，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他举例说，钓鱼的人恭恭敬敬地站着，并不是为了不打扰鱼，而是为了把鱼钓上来。用虫子作诱饵，引诱老鼠出来也不是由于爱老鼠，而是想把它捕杀。因此，不能只看一个人表面上的行为，而要把志、功联系在一起考察。“志功合一”说初步接触到了伦理学上的动机和效果的关系。
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常常是互相彰昭的。有时，才干越高的人其缺点可能越引人注目。例如一个人进取心强敢冒险、敢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有时难免有处理事情不周不细的毛病；一个人有魄力、有才干，不怕闲言碎语不怯习惯势力，难免有时显得过于自信和骄傲；一个有毅力、有掘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难免有时主观、武断。对这些人，如果求全责备弃而不用，那么，就会失去一大批精明能干勇于开拓的人。“择术不明，贤人难至”。为此，用人要做到公正，不断提高知人识人的本领，炼就一双知人识人的慧眼，努力成为知人识人的行家里手。努力做到：不以人的短处而舍弃人的长处；不以自己的长处期望衡量别人；不因小过而失大才。要善于发现他人的优势和短处，这不仅是指发现他人的才干，也包括发现他人人格、思想、人际沟通等方面的优点和缺点，并欣赏其优点。一个领导的职责就是发掘他人的优点，激发其潜在的优势。
大干世界，各行各业，一个人无法博学多能，领导者必须领导形形色色的人，这就要求他将各行各业有才华的人推到领导岗位。一个领导者，在访求人才时，他是劳累的，但使用人才之后，他就轻松了。
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宴请群臣，席上刘邦问：“大家说实话，我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何在？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何在？”
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派人攻城掠地，并用来封给他们，和大家共享这种利益，项羽却妒贤忌能，对有功者，加害他们，对贤良者，怀疑他们，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刘邦纠正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安定国家，亲抚百姓，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我能任用他们，这是我所以得天下的原因。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他，这就是他所以失天下的原因。”
英明的领导者，应知人善任。
子产担任郑国宰相数十年，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子产的成功在于他能知人所长，人尽其才。
裨谌策划周全，冯简子善于判断，子太叔善于裁决，且富有文采，公孙挥了解四周邻国的行为动向，又能随机应变，采取相应措施。郑国一旦有事，子产便用车子把裨谌送到郊外，让他静心策划，然后由冯简子作出决断，再让公孙挥拟定文辞，最后交给子太叔去执行，以应对诸侯宾客。如此集中众人的聪明才智，很少有办不成的事情。
现代管理科学的领导理念是：一个人的短处是相对存在的，只要善于激活他某一方面的长处，那么这个人可能修正自我，爆发出惊人的工作潜能。管理者要善于发现和积极培养具有独特风格的特长人才，形成一个有助于发展特长的群体，把他们长处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经过长期的研究、筛选、优化重新组成，就能成功培育和提炼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能在合适岗位上发挥作用的生命体。古人说：“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则才著；用非其宜，则才晦。”有些人的平庸往往发端于用其所短，一旦用其所长就会凸现优秀；有些人的优秀恰恰得益于用其所长，一旦用其所短就会变得平庸。有句名言，“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其优点，而“我优的心理人皆有之”，谁都想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赢得他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成功不只是在于教其能力和知识的强弱，更重要的是人岗匹配。因此，管理者应该要象《泾野子内篇》中的西邻那样，对人也要顺势引导。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做合适的事。
为此，管理者应该要对所有岗位进行职责描述，建立“以人为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事相宜、能上能下”的人才升降流动机制，从人的上岗、尽职、考核、升职、降职、淘汰等环节着手，强化岗位管理，按照市场化运作的要求，明晰岗位职责，量化岗位标准，细化岗位描述，确定岗位职数。完善绩效考核与任免机制，建立切实有效的双向选择渠道，保证让合适的人留在合适的岗位上，同时给人才最大限度的选择机会，通过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岗位竟争来实现空置岗位的吐故纳新，达到岗位与人才的最佳组和效果。说到底一句话，管理者需要关心的是教师是否胜任目前的岗位，还有目前的岗位是否是最能发挥教师所长的地方。
6、用命运自举带动别人
墨子批评儒者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同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这些批评，涉及到儒墨对命运、礼乐、文质、丧葬等的不同理解及不同态度，显示出儒与墨社会背景的不同。孔子创立的儒家，春秋时虽已在野，但毕竟与贵族文化有较多的联系；墨子及其他墨者，游侠是他们的前身，到春秋末战国初已沦于社会下层，成为地道的平民。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儒墨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哲学观念。
关于对待命运的态度，儒家作为文雅的君子强调“知命”，墨者作为下层的平民主张“非命”。冯友兰先生认为，儒者所知的命运，指在人力之外，非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一切必然、偶然条件的总和，而不是那种“前定的”命运。所以，儒者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希望君子成为尽人力而知天命的达观者。墨家所非之“命”，指某种神秘力量所“前定的”命运。
墨子认为，相信这样的命运，会使人不思上进，懒惰怠慢。故其言：“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反对前定命运说，主张“强力而为”，反映了下层平民自食其力的性格。“知命”与“非命”各有所指，而墨者因否定前定命运而责难儒者，实属误解或言锋不值。这种批评与儒者是不相干的。
墨子说：“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天下之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天下之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他把这问题看得很重要。宿命之论，在中国原本源远流长，墨子说“执有命者杂于民间者众”，说明它有很深的社会土壤。“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既然一切皆有命定，那么人事的努力，为善或为恶的选择，就全都失去了意义。墨子以为这种论调只不过可以成为那些因懒惰而致贫困的人们和因暴虐无道而亡国的暴君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口实，是一种“暴人之道”。
墨子的洞见是深刻的，他一眼看穿了宿命论的危害，在于它否定人的自由意志，通过否定人的意志而“覆天下之义”、“灭天下之人”——使人成为非人。细想一下，这宿命的流毒，还真是深远得很，连一般才智之士，也难逃其荼毒。
汉末那个刺世疾邪的文士赵壹，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的社会可说是愤慨之极，但他慷慨激昂了半天，最后却冒出了一句：“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对宿命或必然性的迷信和膜拜，将使人类放弃自由意志，失去创造的激情并由此导致生命力的枯竭。在西方文化那里，可以从十九世纪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那里听到对生命激情的热烈呼唤，而在中国，笔者以为这种诉求其实就隐含在墨子“非命”的命题中。
我们在生命的生存、成长和成就的过程中，有很多生命的激情的场面。生命的激情常常是与生命的成长和发展过程相关的。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场景，生命激情的展现，使生命充满着向上的动力和朝气，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十分有用的。
林祥雄，这位在狮城生活了几十年却一直保留着中国籍的艺术家、实业家，其作品却让人感受到生活内涵的、生命情感的以及形式语汇等的强烈冲击，呈现出当代彩墨画的另一种风貌。
生命的激情贯穿于他的绘画之中。早期的如“社会系列”、“渔民系列”、“劳作系列”、“马来族生活系列”、“城市系列”、“感怀系列”，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又有“天与地”、“生活篇”、“社会篇”、“寄情篇”等系列，作品数量如同激情喷涌。尽管激情在创作中化作倾盆雨，采用抽象半抽象的形式，题材却有着恒定的指向：大自然辉煌壮丽的时刻、晨曦、晚霞布满画面，太阳的光辉普照；人生劳作的时刻，这种关注放到广阔的自然之中，在距离中显现人与自然交融的美感和劳作的意义；鸡与麻雀的相争相斗的各式情忘则是人世情忘的比拟写照。
生命的激情源自命运的多舛与磨难。然而，正如凡高所言：“厄运助成功一臂之力。”徐渭、石涛、八大，其磨难与成就交相辉映，不仅美术史，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如此：“昔西伯枸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幼年生活的悲苦，大海的颠簸，狮城街头的杂役，巴黎的劳累和苦学，锻打出他对生活的真诚与理解，信感民族的自尊与神圣，认识到“文化是民族的一切，是一切国家的灵魂”。而现今社会对于金钱顶礼膜拜，对于西方一味认同，民族的魂魄萎缩，几近丧失，使他痛心疾首，愈加坚信“生活在于自强，生命在于凝练”，坚信“越有民族性，越有国际性”。
虽然中国古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充满大丈夫气概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然而，宋代之后的中国文化却陷入了阴性氛围之中，失去了它的活力，中国文人的情趣集中于闲情小品和洇蕴之象，中国水墨画渐渐成为无关社会，无关时代，甚至无关人心只具形式的独立笔墨体系。
中国画必须成为表达自我意识的艺术，这是人类文化本质使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画的种种姿势就证明了这一点。与吴冠中作品的明净、田黎明作品的雾中花、海日汗的原始情欲不同，林祥雄的作品在花团锦簇中突显雄强野逸。他感受到传统的伟力，感受到现实的苦难，更感受到生命自身的震颤。西方现代辉绘画对视觉、生命表达的深入，使他颖悟东西方艺术的共通性。生命的激情和信念的强烈，使他的人文主义追求和自我表现常常统一，海洋、天空、太阳、山川、花草、村落、城镇、渔舟、劳作的人群、喧闹的鸭群、鸡群都让他陶醉。对强大东西和弱小东西的同等的爱，来自力量本身。云霞的明灭，太阳的永恒，山石的坚实硬拙，波涛的动荡起伏，人世的辛劳感叹充满生命的顽强与多彩，展示力量的无限和象征。生命与自然、社会紧密相连。对于永恒的追求，对于底层的关切，成为他抽象半抽象表现的深沉底蕴。他要传达出这种力的特质与心灵的沉醉，“一种理想境界及心灵感觉的美”。
生命的激情与现实撞击幻化出各种形态及悦目美质。具象元素被分解、被强化、传达心灵之象。苍劲的书法线条与墨韵，支撑着这片多彩的天空，大笔触的长线条横涂竖抹，现出了波涛、彩云、花草、群舟、鸭群，甚至出现了晃眼的波光，这是热带的特征。极其写意的笔触抓住自然物象的主要特征，漫画式的几笔一勾，几个一组，或几组的大量重复，绝不是这个物象，但又是这类物象。急速之间，美的局部、片断产生了。这些局部、片断又急速铺展开去。形成一个汪洋恣肆的世界。以浅调白、灰、蓝、黄的主调的，如《睦邻居》、《睦邻安居》、《天惩》等，画面优美轻松，是一种纯美的抒情，有的接近于吴冠中的作品。已深调黑红、黑黄、黑蓝为主调的，如《摸黑》、《争研大地》、《痴》、《栖》，画面则有一种磅礴大气、浑厚凝重，黑在强有力地控制画面，观念与形式相协调，较好地表达了自我的心绪和情感。
生命的激情产生了画面的汪洋。观念的逸出使艺术形式出现了许多难以预料的可能性，同时，又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中国画变革的难度引发人们思索：大量的漫画式的物象描写有程式化、雷同的缺陷，但是捕捉它们成群的动势和其美感又使之成为必要；斑斓的色彩与书法线条的配置，点彩与水墨韵味的结合，抽象表现的激情与色彩构成、分析的并置，繁多的绘画语汇与观念的结合，给人落花纷纷迷人眼之感，但是粗犷不羁的画风却由此形成；生命激情的充沛可能带来一些形式的杂乱，但是，它对生活、对生命的深切体验，常常突破传统的界线，改变观念，成为创作的引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