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生，改善医疗服务，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群众看病就医的一些突出问题得到初步缓解。
北京医改：取消公费医疗
于2012年3月，召开的北京“两会”上，一条扩大医保公平的消息被正式确认：今年元旦起，北京市级机关、市级事业单位、市级高校员工共22万人的公费医疗全部并入城镇职工医保。这项顺应时势的并轨改革2010年启动，当年底北京区县一级享受公费医疗的45万人，已先期纳入北京市城镇职工医保体系。
还有，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确定，中央在京机关33万名公费医疗享受者也将于2013年纳入北京市城镇职工医保体系。如果北京“公改社”能按已公开的改革时间表进行，意味着最迟至2014年元旦，包括卫生部长陈竺上医院看病，也得使用北京市城镇职工医保卡--至少理论推导须如此。
2010年闻北京从区县开始向公费医疗待遇开刀时，评论员曾撰文分析，这不只是地方行为，是至少得到中央认可甚至指定的全局性改革试点，北京的任务是获取试点经验以便适时在全国推开。作此分析的逻辑依据在于，这是一项得罪“一个群体”的改革，没有上面要求和部署，地方不必也无须站出来当“出头鸟”。闻北京试点从今年起向在京中央机关覆盖，评论员再次预判，在不远的将来，全国所有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估计都将纳入城镇职工医保体系，届时，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只供少数人享受的公费医疗，将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曾经“欠公”的历史记忆之一。
公费医疗相对于城镇职工医保，可供公开讨论的“待遇”有三：一是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在城镇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多次上调后，前者仍明显高于后者；二是公费医疗享受者每月无须支付参保费，而城镇职工医保则须由个人缴纳参保费在前；三是巨额公费医疗支出长期由财政承担“无限责任”，花的全是纳税人的钱，而城镇职工医保则由个人、用工单位共同承担，财政至多承担为医保统筹基金托底的“有限责任”。所以，旧制不改，基本医保公平就是一句空话。
北京取消公费医疗后的个人缴费比例与眼下城镇职工医保的缴费比例一致，并按照职工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如此简单并轨，意味着原公费医疗享受群体门诊或住院的待遇将双双降低。但据媒体报道，原公费医疗人员还可享受补充医疗保险。所谓“补充医疗保险”，是用人单位或个人自愿购买的，以提高职工保险待遇水平，受到国家政策鼓励。不少央企、地方国企包括“非事非企”机构，但凡手头能额外弄来银子的，都在争先恐后购买。当然，眼下人们仍不清楚，原公费医疗人员享受的补充医疗保险由谁及从何种渠道出资？
经此衡量，北京此项改革所追求的社会公平依然系“相对公平”，但能顺风顺水达到此目标已属不易。原因是，对已到手的既得利益，采取“赎买”而不是一次性“剥夺”，改革的推进就会相对容易。所见，舆论对此项具体改革的渐进，要抱有足够耐心。
评价此项改革的价值，我们更愿用“新医改”作为参照物。“新医改”实施已三年，每前进一步都十分不易，回潮与反复始终相伴相随。“新医改”所重点确立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实际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政府究竟肯承担多大的财政责任--以此观之，哪个地方的公费医疗早些并入城镇职工医保，哪个地方的“新医改”推进就会提速--这背后隐含的“利益逻辑”是，一旦公费医疗不复存在，医改的组织者也就变成了“新医改”的直接受益方。而在此前，他们“超脱”到仅需扮演“蛋糕”分切者的角色。
安徽医改：“双信封制”真能从采购起降低药价？
基本药物政策调整之年，对医改“安徽模式”的质疑并未平息。
对于一直以来对安徽模式的头号质疑--“安徽模式实际上就是低价原则”，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恒秋昨日在于合肥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医药企业营销高峰论坛会上称，“双信封”模式并不是唯低价中标，只有技术标合格的才有资格参与商务标的竞争。
徐恒秋援引数据称，以160万单位的青霉素为例，共有14个生产厂家投标，技术标评审中，淘汰了7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包括报价最低的四川制药制剂公司。
核心是“双信封制”
徐恒秋说，安徽是在医改的大背景下推进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从药品的降价入手。
按徐恒秋表述，降价的方式包括两点，“第一，招标，把价格压得低低的。第二，实行零差率销售，政府对于零差率部分进行补助。”
而这正被视为安徽模式的核心。2010年8月，安徽省出台《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实施方案（2010年版）》，由于方案在包括双信封招标、量价挂钩、单一货源承诺、生产企业承担配送责任等方面实施了诸多“创新”，被业内归纳为“安徽基药采购模式”。
徐恒秋透露，安徽省已经在探索公立医院非基药招标。
他说，在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目前安徽省已经形成“总量控制、量价挂钩；遴选前置，招采合一；提高门槛、保障药品质量；上下联动，左右联动”的公立医院非基药招标政策。
“关于公立医院非基本药物招标还不能完全采用双信封办法。但是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有突破、创新。”徐恒秋说。
“安徽模式”中，基本药物采购最核心的是双信封。双信封一个是技术标，一个是商务标。
所谓“双信封制”，即投标人要将投标报价和工程量清单单独密封在一个报价信封中，其他商务和技术文件密封在另一个信封中。在开标前，两个信封同时提交招标人。在基本药物招标中，“双信封制”让供应方不得不压低报价。
徐恒秋说，双信封的作用是增大了企业的竞争力度，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最大程度降低药品价格，增加招标的透明度。在该模式下，由安徽省药监局帮助把质量关。
“对中标企业生产的药品，对企业而言，你所有生产的药品，你一年之内有两次被省级以上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告为不合格的，你就出局。对于中标的药品而言，如果一年之内有一次被省级药监部门公告为不合格产品，你就不合格了。”徐恒秋称。
然而一位与会人士指出，“双信封制”实际上的漏洞是，在基本药物招标过程中，技术标合格的企业并没有计算质量权重，这导致合格的基本药物招标取向实际上由“质量优先价格合理”变成“质量合格价格最低”。
平均降价逾50%”
颇有意味的是，在同一会议上，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提醒，把所谓“安徽模式”（零差率、收支两条线、选最低价格中标）推行到公立医院是2012年最大风险。
于明德说，“如果你全盘把安徽经验照搬到公立医院，就要出大问题。这里有若干条完全不适用于公立医院的经验，你要是硬搬过来，为了一时的成绩，会害了国家，也害了老百姓。”被视为全国试点的安徽模式本身已经难以为继，存在“在省级招标平台上，很多厂家虽然有百分之百的配送率，但是实际配送的入库率并不高”、“药品供应短缺”等问题。
徐恒秋在会上援引相关数据逐条否认了对安徽模式的质疑，称该模式“进展顺利，运行良好”。2011年，与国家最高零售价相比，安徽省的国家基本药物平均降价率为52.8%，安徽省补充药品平均降价率为51.7%。与此同时，仅2011年，安徽省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包括补充药物）采购费用与国家零售指导价相比，节约了22.8亿元。
“我们当时觉得平均降价52.8%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现在和其他省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徐恒秋称。我们的基本药物本来是300多亿，因为平行药物招标现在只有十来个亿，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安徽全省乡镇卫生院、二级、三级医院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加在一起一年的医疗总收入是160亿左右。
安徽模式实施以来，基层药品省级统一采购，不仅使药品价格下降了，还提高了用药安全性。据监测，2011年，安徽省基层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降低了60%。然而尽管有徐恒秋的种种解释，但是药企的感受与这些数据的差异非常大。一位与会产业研究者表示，为什么企业的感受和政策制定者披露的信息会有产生那么大的差异。以什么作为基数比较重要，数据的增长关键看以什么作为参考。而安徽模式到底怎样并不重要，关键是对药品形成定价的机制。目前看来，这一机制远没有理顺。
看得到的医改未来？
看病，对于富人或许不算什么；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或许就只能“小病拖着，大病等死”，或者砸锅卖铁了。一场大病，就可能把一个不富裕的家庭拖到贫困线上。看得起病，看得上病，既是一个人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一个国家的民生必答题。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即使是举全国之力勾勒的蓝图，在向理想高亢迈进的途中，总有一些看似不经意实则必然冒出的不和谐插曲，有意无意地消耗着我们的信心指数。2009年4月，新医改出台。仅仅一年后，在湖南就冒出了医药丑闻--药品高达1300%的利润。私以为，要彻底改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可尝试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保证新医改方案坚定不移扎根现实土壤。
如果新医改方案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切实贯彻，那么，人们就能从医改中获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更多的人被纳入医保范围，人们“看得起病”；公共卫生服务水平提高，人们“预防得上病”；有更多的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成立，人们“看得上病”。
然而，政策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当各项政策欢欢喜喜从中央的文件一层层向现实的土壤渗透时，现实的反应并不能与政策达到分秒不差的吻合，可能会出现偏离，甚至南辕北辙。
所以，政策的执行力直接决定着政策到底是哗众取宠的噱头，还是真刀实枪的作为。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督，保证各项政策有序落实，以免惠民的政策打了水漂。
其二，掌握好公立医院公益性与利益性的度。
新医改方案提出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药品加成收入被强行砍掉，似乎可以解决医生漫天要价的问题，患者药品负担有所降低。
但是，政府的财政补贴并不多，难以满足医院的支出，谁来补偿这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