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身接着跑,沉迷花草消磨意志。顺一条汽车路往山上跑,过玉米地,见松鼠上树、鸭子下河,绕过一片苹果树林下山。从高处再看这片荷花,如见一队迎亲的队伍:荷花骑马坐轿,在一片绿叶的拥簇下,涉江而来。我觉得红花、圆叶、绿叶都是民间故事的题材,仿佛荷花比别的花更有故事,要不然,荷花怎么会骑马坐轿?它高高在上,左顾右盼都是涟漪。老百姓发明了荷花仙子之说,月季比它更艳丽,也未佩仙名。
陆地上的花长在泥土里,花边上还有青草、树木,还有爬来爬去的蚂蚁。而荷花的背景干净,只有水。水如一面镜子,映衬荷花娴静。风把水面吹起皱纹,荷花因而多情。它在风中微微俯仰,似颌首、似含笑,最似欲言又止,姑且如此罢。
其实荷花颜色很艳,算是桃红。我猜这种颜色并非出自荷花本意,是上帝指定的颜色。其它的花佩上这种颜色会显出俗,人穿荷花色的衣服会极俗,而荷花却不俗。一来它的艳红有白色在下面托衬,二来水面实为暗调子,显出它新鲜,甚至童稚。它如婴儿般的手掌即有童稚意趣。画荷花是文人画的主要题材,源头是八大山人朱耷。数不清的画家仰慕朱耷,心摹手追,但画出来就俗。荷这种东西容易画出败意,不鲜灵。从技法说,中国画的看家本领——皴法在画荷中基本用不上。传递荷花精神,关键看画者能不能掌握骨法用法。好笔法笔笔是中锋,苍润鲜明,这是功夫,也是境界。用晕染一类手段画荷只算刚入门。
黑河白水
北地,当白雪覆盖河岸的时候,黑色的河流探缓流过。这么冷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结冻,袅袅升腾白雾。这的确是一条黑河,凝重而坚定地前进,虽然并不宽也不激壮。在冰雪世界,任何有动感的事物都令人感动,况且是一条河流。
这样一条黑水流淌着,在白雪的夹裹下充满苍郁,让观看的人心软了,坐下来叹息。
而所谓“白水”,也难见。德富芦花称:“日暮水白,两岸昏黑。秋虫夹河齐鸣,时有鲻鱼高跳,画出银白水纹。”水白不易见,水清与水混则常见。对“水白”之景,我曾困惑过,后来在回忆中想起来了。的确是在“两岸昏黑”之时,天几乎黑透了,穹窿却还透散澄明的天光,无月之夜,星斗密密甫出,河岸的树林与草丛织入昏瞑里,罩着虫鸣。这时,河水漂白如练,柔漾而来。在远处看,倘站在山头,眼里分明是一条曲折的白水。
雪中的黑河像一群带镣的囚徒,水流迟滞,对天对地均含悲愤。像弦乐低音部演奏《出埃及记》。雪花穿梭而落,却降不进河里。人不禁要皱着眉思索,漫天皆白之中,这条黑河要流到什么地方去呢?这是在初冬,雪下得早。若是数九之后,此地所有的河流都封冻了。
观白水,如静听中国的古琴,曲目如“广陵散”。在星夜密树间,白水空濛机灵,如同私奔的快乐的女人。白水上难见波纹,因为光暗的缘故。这时,倘掷石入水,波纹扩充,似乎很合适。在此夜,宜思乡,宜检旧事,宜揣测种种放浪经历。如同站在缓重的黑河前,应有报仇雪恨之想。
黑河与白水,我是在故乡赤峰见到的。他乡非无,而在我却失去了徜徉村野的际遇。人生真是短了,平生能看到几次黑河与白水呢,虽然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河上的景色。
红绿蚂蚁
雨后,碧桃树枣红色,像缎子一样发亮的树皮分泌亮晶晶的胶。它们一簇一簇地粘在树皮上,像玻璃闪亮。风吹过,树顶有拇指大的碧桃掉下来,像一个找不到路的旅行者。在刚才的暴雨中,已有许多碧桃纷纷而下,被老太太们拣走,晒干去皮,作念珠。
雨后的桑园,最先出现的是鸟儿。看不见它们,叽喳声从树顶的密叶传出。然后是孩子。孩子们的眼睛牢牢盯着地面,仿佛雨后的大地应该呈现一些奇迹。地上零散的碧桃、蚯蚓在地表拱起的沙痕,都算奇迹,平时看不到。
一个孩子捉蚂蚁放进透明的盒里。他只捉小蚂蚁,黑黑的;手指想捏住,又怕捏死。他把捉来的蚂蚁分别放进两个盒子。
“捉蚂蚁做什么?”我问。他一愣。当感觉出我并不阻止他捉,反瞪了我一眼,仿佛说:“问这个做什么?”
小孩儿不愿回答的干脆不答。
“为什么不捉大蚂蚁呢?”我觉得大黄蚂蚁更好捉。
他不理。
蚂蚁们纷纷出来晒太阳,它们也许听到了小鸟儿的召唤。在一个伐掉的桃树的树桩上,小蚂蚁在疾走,年轮好像是跑道。树桩边上蹿出几枝新枝。
我借雨后的清新空气练罢一套太极拳,看那孩子俯在树墙后的窗台上鼓捣。我悄悄走过去。
窗台上放着水彩盒子,他调好之后,用笔给一个盒子的蚂蚁涂红色,另一个盒子的涂绿色。蚂蚁在粘乎乎的颜料里蠕动。
“你会把它们弄死。”我说。孩子瞥我一眼,意思是说“你别管。”
我离开的时候,看到桑园里走来一队队孩子,他们用手捏着蜻蜓的翅膀,兴致勃勃。这些蜻蜓即使丢开,也不会飞了。孩子们的眼睛仍然在树间滴溜溜转,企图捕捉到新的生物。
现在是暑假。城里的孩子除了蜻蜓和蚂蚁,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生物了。
我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忽然想到那些蚂蚁。如果它们还活着,会给那孩子带来多么大的惊喜——阳光照进塑料盒子,红蚂蚁亮晶晶地跑过来,绿蚂蚁亮晶晶地跑过去。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红绿交织奔走,像团体操也像卡通表演。
以后,这孩子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观看这些红绿蚂蚁,久久的。
胡杨之地
人类为自己所赋予的最为自负的词叫灵魂。人用灵魂这个词跟动物划分了距离。唯有灵魂,人才有喜悦和悲伤、良知与禁忌。人在灵魂的导引下,会哭泣和欢笑。人并没把“灵魂”这个词送给动物。动物——无论多可爱的动物,会翻跟头、会算术——在人看来都不具备灵魂而只有本能。人更不觉得植物有灵魂。一株草,由青到黄,从春到秋,怎么会有灵魂呢?草木由于没有灵魂,因而不会学习,无知卑贱地活着并死去。然而,这只是人对动植物的看法,人其实证明不了它们没有灵魂。
如果你见到胡杨林,这种看法也许会发生转变。我在四子王旗的速亥看到的不仅是胡杨林,干脆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悲泣的灵魂。
胡杨是树。但它跟树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姿态如人。它似互相搀扶、涉江而来的妇孺,像仰天叹息的壮士,像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士兵。我只想说它们“像”或者“是”有灵魂、有苦痛的人。我来到速亥的时候,正迎夕阳,落日把一腔英雄的块垒吐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沙上。胡杨树虬曲纠结,坐地视天,身子骨披一层滚烫的金红,让我想起罗丹那幅雕塑《拉奥孔》里面,一个壮硕的男子与身上缠绕的蟒蛇搏斗,其痛莫名。
人见到松柏、垂柳,手抚其枝,并不会问“为什么”。松柏青青,垂柳依依,没什么可问“为什么”的,一切如常。可见了胡杨,真想问它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了一个词:灵魂。
胡杨树一定因为有灵魂,或者说有记忆而痛苦过,并有此态。
速亥,蒙古语为“红柳”,如今是白茫茫的沙地,谁也想不出它在六十年前的样子。这里的人告诉我,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速亥人的主要工作是打黄羊。上级给牧民们发冲锋枪,用冲锋枪扫射黄羊;给县和公社干部每人定指标,打不到规定数目的黄羊要扣工资。速亥当年是有什么样的植被?风吹草摆,不见牛羊,植被太茂密了。当年打过黄羊的老人说,速亥这地方黄羊多,它们集群飞跑,不少于几百只。不光有黄羊,还有蒙古野驴,有藏羚羊。老人说:你们不要认为只有西藏、青海才有藏羚羊,乌兰察布草原当年有很多藏羚羊。蒙古语管藏羚羊叫“奥仁嘎”。这个地方鸟啊、花啊多的是。当年这里是湿地。
这个老牧人指着白茫茫的沙砾,说:“当年这里是湿地”,真的像痴人说梦。如今除了天上的云朵和地上的胡杨属于有形状的东西,其他皆为空荡荡的虚无。
打死的黄羊呢?我问老人。
上级都拉走了,老人说。我们自己养牛养羊,从来不打黄羊。打死的黄羊变成了政治任务,肉和皮子都出口换汇了。我们整整打了二十年黄羊,现在什么野生动物都没有了。那些年,每天都有枪声。枪声停了,黄羊、灰羽鹤、野鸭子、兔子、狐狸,什么都没了。
我抬眼四望,速亥这地方在一个盆地里,是二连盆地的一部分,依靠的山叫大红山。可是,打光了黄羊,植物也不能都灭绝啊?
老人说,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这儿又遭一劫——挖发菜。你想象不到有多少人到我们这里挖发菜,可以叫成千上万。从宁夏来的人,整列火车全都是挖发菜的人。我觉得全国的人都到这里挖发菜来了,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有人挖,有人收,有人运。运到东南亚一带。发菜这东西怪,这片地上午挖没了,落点雨,下午又长出来了。挖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老人说“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不情愿,声音迅速被脚下的沙子吸收。
如果土地和天空也会死亡的话,就会是“这个样子”。这里的天空虽然高远,却毫无生气,与绿洲之上湿润的天空绝不一样。没有飞鸟、没有层层叠叠的雨云,这是一片失去了肌肤的天空。土地上只有沙子,连蜥蜴爬过的痕迹都看不到,见不到土,地已经死去很多年。今天的速亥,不要以为它籍籍无名,它名声大得很,早就传到了北京和天津等地,出现在专家们的文案里。
速亥,现在成了京津风沙最主要的源头。这片地,每年不知向北京输送了多少沙尘。可谁还记得当年它堪比肯尼亚野生动物园的情景,谁还相信此前这里竟然是一块湿地呢?
假如黄羊有灵魂、灰羽鹤有灵魂,野兔、芦苇有灵魂的话,如今它们一起附体在胡杨树上。胡杨死去后为什么不倒?倒了为什么不烂?它实在是有话要说,它是无数野生动物与植物的灵魂,请它们保持苦痛控诉的姿态留在人间。有胡杨的地方,都是动植物们的受难地。差可欣慰的是,速亥至今还保持着一“怪”,下点雨,马上就长出绿茸茸的草。人们盼着这里多长草、快长草,一直长出黄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