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尼采的预言在今日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应验，而且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现代人是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快节奏的生活使人的精神生活变得异常紧张，人与对象之间相对空间的缩小，使人感到一种生存的焦虑。大量信息的涌入，使人显得渴望了解而又无所适从；人生活在紧张而嘈杂的环境里，“并无可挽回地告别了宁静、直觉和诗意般的生活，变得日益忙碌而焦躁，生活充满机会而又充满着危机。”现代人没有了上帝但却有金钱，金钱成了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它给人带来诸多方便的同时，也使人变得不仅冷漠，而且矜持。金钱助长了人们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而个人精神和个性在欲望和行动目的面前遭到严重的破坏，人不但失去与外在自然的和谐，而且自身的身体和心理之间、特别是内在的心灵也失去了和谐，人时时处在占有金钱而又难以满足对金钱的占有的焦虑之中。时间对人们也无永恒的价值，人不再注重延续过去和未来的意义，只注意眼前的“瞬间”。生命成了短暂的一瞬、偶然的邂逅，人似乎觉得只能抓住这当下的感受，对过去和未来则变得茫然和麻木。由于竞争和隔离，人与人之间日益疏远，他们不再愿意与陌生人接触，甚至与熟人的接触也成了负担：人变得日益孤独、自负、逃避责任，当人面对着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时，就会产生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定感，他渴望创造一个诗意的世界来消除这种焦虑。这就造就了现代人的特殊的追求方式，一方面，他们渴望爱并不惜一切努力去追求，但另一方面，他们由于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同时他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的恐惧，竭力逃避竞争，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
对古代希腊悲剧的歌颂和赞赏，对现代社会非酒神时代的失望和批判，并没影响尼采对人类的信心与希望，他把自己的希望和理想投注在未来，他在呼唤着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人物来承担这一复兴悲剧的重任。他在后来的自传体著作中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的：“这部著作表现了一种极其远大的希望。我简直没有任何理由打消对狄奥尼索斯的音乐未来寄予的希望。让我们放眼一个世纪，你们就会看到，我要消灭违逆自然亵渎人类的壮举定会成功。那崭新的生命之党，担当了最高天职即掌管驯育人类权力的党，——包括无情地消灭一切败类和寄生虫的使命在内——将有可能在地球上重建生命的繁荣，这样就会使狄奥尼索斯现象再度出现。我预言，悲剧时代必将来临，因为，当人类经历了认为战争虽历尽千辛万苦、但又绝对必要这种意识之后，即不以为苦之后，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必将再生……”
我们当然不能把尼采这个信誓旦旦的宣言当做未来社会的行动纲领和蓝图，但他的确从艺术的角度阐述了未来悲剧再生的可能性。
尼采认为，在现代，我们不能指望用科学来克服它自身的灾难。要想消除苏格拉底的科学精神，在希腊悲剧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一种悲剧文化，能承担此任的，那就非德意志民族莫属了。这并不是什么种族主义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宁可把“德意志”当做一个被尼采理性化和美化过的符号，一看到真实的德意志时，他会把它骂得狗血喷头，不管它是自己的祖国，还是俾斯麦的英雄时代。现在，尼采与德国还处在蜜月期，他愿意将美好的愿望赋予自己理性中的德意志。
因为，在尼采看来，德意志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许多世代受到洒神灵魔最强烈痉挛的刺激，业已深入骨髓，其后还能同样强烈地流露最单纯的政治情感，最自然的家乡本能原始的男子战斗乐趣。”它的德国精神就是最努力地向希腊人学习。在这方面向来有着优良的传统，如早在18世纪，以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为先驱、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莱辛等人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文学，由歌德、席勒等人所创造的德国古典文学，坚持古典人道主义的理想。尼采认为，这些启蒙运动，大都注重学习希腊人的精神实质，而不拘泥于其一些过时的形式。尤其是歌德和莱辛发起的古典文学运动更是如此。虽然说，此后的文化复兴运动一度衰弱，这些启蒙运动的领导人“在一切关键方面”也没能“深入希腊精神的核心，不能在德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建立持久的情盟”。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能动摇尼采通过德意志来复活希腊精神的信念，他认为在当今文化荒芜和凋敝的时代，能够对未来令人欣慰的期待的就只能是德意志民族了，只有坚定这个信念，“才有希望用音乐的圣火更新和净化德国精神。”尼采非常崇尚浮士德精神，认为叔本华就像那个与死神和魔鬼做伴的骑士，“身披铁甲，目光炯炯，不受他的可怕伴侣的干扰，尽管毫无希望，依然独自一人，带着骏马彪犬，踏上恐怖的征程。”
尼采认为，是康德和叔本华撑起了德国的哲学精神，他们依靠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战胜了苏格拉底的乐观主义，揭示了其逻辑体系中的时间、空间和因果必然性等问题的有限性和虚妄性，他们把人类的认识限定在现象或表象，公开申明人是不能认识物自体或世界的本质的。这就摧毁了苏格拉底乐观主义的根基，使人们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由此产生一种“悲剧文化”，其重要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的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这里的智慧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智慧”，它在深刻的哲学思想中引申出新型的伦理观和艺术观，是德国哲学和德国音乐的统一。
德国民族本来是一个充满神话和酒神力量的民族，只是由于外族的长期入侵，才使其生活在野蛮和绝望之中，悲剧时代的诞生，就意味着它向自身的回归，德国精神在其生命的源头——希腊悲剧中大放异彩。
酒神精神总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在歌剧时代，音乐已经不再是酒神的镜子，而沦落为现象的奴隶。而德国音乐却始终蕴藏着一种“壮丽的、本质上健康的古老的力量”，特别是经过路德的宗教改革，德国的音乐“第一次奏响了德国音乐的未来曲调。路德的赞美诗如此深沉、勇敢、充满灵性地奏鸣，洋溢着如此美好温柔的感情，犹如春天临近之际，从茂密的丛林里进发出的第一声酒神的召唤”。德国的音乐和神话都将在这宗教的音乐序曲中再生。
酒神精神在当代德国正在逐渐苏醒，这表现在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从“德国精神的酒神根基中兴起”的音乐，它与苏格拉底文化毫无共同之处，尽管它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围攻，但它依然如“纯粹的精神净化之火”，在燃烧中实现着生命的循环。其中，瓦格纳的音乐剧是新悲剧产生的标志。在这新型的音乐悲剧中，音乐精神代表着酒神精神，神话精神代表着日神精神，瓦格纳的音乐悲剧就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统一的产物。“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着生命、痛苦和快乐之中，在庄严的欢欣中，谛听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他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痛苦。——是的，我们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洒神生活，信仰悲剧的再生吧。”
而希腊悲剧必将在德国精神中再现和复生。
三、人生的悲剧
1872年1月2日，尼采收到了新出版的《悲剧的诞生》，这本书曾耗费了他无数的心血，他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疾病使他的写作时断时续，飞扬的思绪常使他处在激动和痴迷的状态。虽然说尼采后来对他这本书并不满意，但在当时，捧着书就像抱着自己新生的儿子。他多么希望能让人听到这“孩子”发出的声音，但他更希望听到人们对它的真实的评价。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怕的不是被批评，而是寂然无声的冷落。
尼采首先收到的是瓦格纳的表扬信，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亲爱的朋友，我还没有读过比您写得更好的书。书中的一切都好极了。”这话出自一个该书受益人之口，让尼采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因为他毕竟没对著作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倒是瓦格纳的妻子科西玛一语中的，她在书出版两周后，写信给尼采说：“你在这本书中用魔法召唤来许多精灵，我相信它们仅仅是为我们的大师服务的。”他的其他一些朋友也随声附和着。
让尼采费解的是，学术界对此却鸦雀无声。原以为自己的“发现”能搅起一团思想的风暴，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术界会因为自己的著作而争论不休。如今面对沉默，尼采的心有些忐忑。1月30日，他试探性地给自己的恩师里尔奇写信，想征求他对此书的意见，“这本书是一本宣言性质的东西，最不希望得到沉默。如果我告诉您，我推测在您，我尊敬的老师那里大概有什么印象，也许您会感到惊异：我想，如果你在生活中碰到某种充满希望的东西，那么恐怕就是这本书，它对我们的古代科学，对德国的本质是充满希望的，尽管许多个人将因此而毁灭。”里尔奇在当天的日记中以“自大狂”三字回答了他的弟子。
这期间，尼采在报上看到的唯一的一篇书评是这样写的：“不管是谁，写了这种书，他的学者生涯就算到头了。”这哪是什么书评，简直是在给尼采报丧。
5月26日，好心的罗德出面给尼采捧场，在刊物上盛赞《悲剧的诞生》是“哲学艺术批评”的力作，“从哲学上丰富了美学”。
不说也就罢了，这一吹捧却招致更有分量的批评。年仅24岁的语言学博士、也曾就读于普尔塔中学的维拉莫维茨，在《文学中心报》七发表了一篇长达32页的论战文章，题目是《未来语言学：对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的回答》。文中对尼采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坚决捍卫被尼采批判和否定的古代科学。这是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的讨伐，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尼采批判理性主义，维拉莫维茨说：“我觉得最高的思想是世界的合乎规律的，充满生机和理性的发展。”尼采反对苏格拉底的科学，维拉莫维茨说：“在充满我的生活的科学方面，我努力跟随解放我的判断的科学的踪迹。我心甘情愿地贡献出全部力量。”尼采反对宗教，崇尚艺术。维拉莫维茨则冷嘲热讽道：“有人把神像打得粉碎，与此同时诗文和造型艺术布满我们的天空，为在神像的粉末中向偶像理查德·瓦格纳顶礼膜拜。”
如果这是思想上的分歧的话，更要命的攻击是维拉莫维茨居然指出了尼采在文学知识上的常识性错误，而且说得有板有眼，如他嘲讽尼采对“本专业的创造性的研究居然毫无所知，温克曼的著作他很少阅读和了解，对戈特弗里德·赫尔曼和卡尔—拉赫曼的著作也是如此。尼采还把一些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不注意历史年代，把荷马以后的文章误认是荷马以前的文章”。这些常识性的小错误本不算什么硬伤，诗人气质的尼采向来不大拘泥于文字材料的束缚，他所注重的是那天马行空、气势恢弘的思想。可是，作为语言学教授，出现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还是让尼采很跌面子。
应该说，维拉莫维茨的批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常识性的错误不必说了，连尼采本人后来也承认是本“成问题的书”，“它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我是说，它写得很糟，笨拙，艰苦，耽于想象，印象纷乱，好动感情，有些地方甜蜜得有女儿气，节奏不统一，无意于逻辑的清晰性，过于自信而轻视证明，甚至不相信证明的正当性宛如写给自己看的书。”这些批评的话，自己说了倒没什么，可是让一个无名小辈批评，尼采心里就不舒服，他准备亲自出马与其辩论，还是罗德给他打了圆场，你与这样的人辩论有失身份，还是让别人来吧。结果，瓦格纳和罗德各写了一篇为尼采辩护的文章。瓦格纳的公开信虽充满激情，但由于专业不对路，说不到点子上，因而显得苍白无力。罗德的文章题目是《伪语言学》，于1872年10月发表。文章责备维拉莫维茨愚蠢和虚假，在没搞清尼采文章的意思的前提下便对其大加鞭挞，这是对作者本人的不尊重。维拉莫维茨根本就没把罗德的反击当回事，认为这种文章义气多于学术，只不过是任尼采使用的一支“枪”而已。
这次争论不但没给尼采挽回面子，反而使他丧失了语言学家的名望，罗德也为此伤了元气。其实想来这也在情理之中。尼采向来就不是个正统的语言学家，他对古希腊罗马著作的研究，也不是呆板的考据。他虽然戴着语言学家的帽子，真正研究的是他所喜欢的哲学。
《悲剧的诞生》对这位年轻教授的直接后果是：哲学界不理会他，语言学界嘲笑他。听课的人数越来越少了，尼采精心准备的课程《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辩论术》只剩下两个学生了，而且还不是本专业的学生，其中一个是研究日耳曼语言的，另一个则是法科学生。到1873年，在别人的唆使下，专业科的大学生们都纷纷离开巴塞尔大学，另投高明。尼采的心情很复杂，当年自己离开波恩投奔巴塞尔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此时真是时过境迁，痛苦难受的竟然是自己。对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来说，这是不是悲剧诞生的先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