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像经幢居十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环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景教碑》今在长安碑林。其原文，自《金石萃编》以下，诸家书多全录。前人或疑为波斯教、回回教等，今则景教确为基督教，已成学界定论。今人钱恂《归潜记》有跋一篇，考证最精确。）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像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居庸关有一地如城门洞者（行人必经之路），圆顶及两壁，满雕佛像，椠工精绝。间以佛经，用五体字；学者考定汉字以外，则一蒙古，二畏兀，三女真，四梵也。畏兀亦名畏吾，即唐之回鹘。此刻盖元时物，今完好无损。莫高窟有六体字，摹录如下。其何体属何族，则吾未能辨也。）如唐长庆间（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唐蕃会盟碑》，吾未见拓本；今人罗振玉《西陲石刻录》有其全文。碑阳刻汉文，碑阴刻唐古忒文，两文合壁皆盟约正文也。两侧则刻两国莅盟人之官衔姓名。此刻石文中之最特别者。）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入中国之久。（开封之挑筋教寺，据钱恂《归潜记引》清同治五年英人某报告，称寺中有两碑，言寺创设于宋隆兴二年（一一六四）改筑于明成化四年（一四六九）。今碑已佚矣。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记此事，犹云“地有犹太碑、碑文附后”；然今洪书无碑，殆刊时失之。此孤征之史料，恐从此湮灭矣。）诸如此类，良可珍贵。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东部之《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年），《刘仁愿纪功碑》（唐麟德龙翔间）等；西部之《裘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沙南侯获刻石》（汉永和五年），《刘平国作关城颂》（无年月），《姜行本纪功颂》（唐贞观十四年），《索勋纪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阙特勤碑》（唐开元二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平蛮颂》（唐大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开宝五年）等；皆迹存片石，价重连城。（各碑录文，多见清王昶《金石萃编》，陆耀遹《金石续编》。惟《丸都纪功》乃新出土者；《苾伽可汗》，《九姓回鹘》乃俄人以影本送致总理衙门者；诸家皆未著录。）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钜；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至如内地一般铭窆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与其从长篇墓铭中考证事迹，毋宁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例如观西汉之《赵王上寿鲁王泮池》两刻石之年号，而知当时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此两石实汉石最古者，录文见《金石萃编》。）观汉碑阴所纪捐钱数，而略推当时之工价物价。（汉碑纪此者，有《礼器》、《仓颉庙》、《成阳灵台》、《鲁峻》、《尧庙》、《曹全》、《张迁》等碑。）此所谓无足重轻之字句也。
例如观各种买地莂，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宋周密《癸辛杂识》言在洛阳见一石刻，其文云：“大男杨绍从土公买冢地一丘，……值钱四百万，即日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任，太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对共破莂”；此类券莂之刻，唐以后颇多，今存拓本尚逾十数。见《语石》卷五。）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元圣旨碑，现存者如泰安狱庙，襄阳五龙庙，尚十馀通。《语石》卷三，曾全录其一，文词之鄙俚怪诞，殊可发噱。《岳庙碑》有云：“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拘拣甚么差发，休当者。”文见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其所云“也里可温”即天主教徒；“先生”即道土；“达识蛮”即回教徒；“每”者，们也。意言释道耶回教徒人等皆独免赋役也。此亦可考当时信教自由之制。）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书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像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像千馀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像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希，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术方面之价值矣，今更从文字款识上有所论列。金文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例如周宣王伐狁之役，实我民族上古时代对外一大事，其迹仅见《诗经》，而简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盘》、《不敦》、《梁伯戈》诸器出世，经学者悉心考释，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今人王国维有《鬼方昆夷狁》考及《不敦盖铭考释》两篇，考证兹役，甚多新解。）又如西周时民间债权交易准折之状况，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书中一无可考；自《曶鼎》出，推释之即略见其概。（清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释《鼎》文最好。）馀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藉以传者盖多矣。又如《秦诅楚文》，于当时宗教信仰情状，两国交恶始末，皆有关系；虽原器已佚，而摹本犹为瓖宝也。（《诅楚文》摹本见《绛帖》；《古文苑》有释文。）若衡以吾所谓抽象的史料者，则吾曾将金文中之古国名，试一搜集，竞得九十馀国，其国在春秋时已亡者，盖什而八九矣。若将此法应用于各方面，其所得必当不乏也。至如文字变迁之迹，赖此大明，而众所共知，无劳喋述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无数，所称“殷墟书契”者是也。初出时，世莫识其文，且莫能名其为何物；十年来经多数学者苦心钻索，始定其为龟甲兽骨之属，其发见之地为殷故都，其所椠为殷时文字，字之可识者略已过千，文亦浸可读。于是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今不先举。要之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殷墟书契最初影印本，有刘铁云之《铁云藏龟》。其治此学最精深者为罗振玉，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考释》、《书契待问编》等。又王襄著有《簠室殷契类纂》。）
（庚）外国人著述 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晋法显，唐玄奘，义净，皆游历印度之高僧。显著有《佛国记》，奘著有《大唐西域记》，净著有《南海寄归传》，此三书英法俄德皆有译本，欧人治印度学必读之书也。）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马哥波罗，意大利之维尼斯人。生于一二五一，卒于一三二四。尝仕元世祖，居中国十六年，归而著一游记。今各国皆有译本，近亦有译为华文者矣。研究元代大事及社会情状极有益之参考书也。）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拉施特，波斯人。仕元西域宗王合赞，奉命修国史。书成，名曰《蒙古全史》，以波斯文写之。今仅有钞本。俄德英法皆有摘要钞译本。清洪钧使俄，得其书，参以他书，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为治元史最精诣之书。但其关于中国本部事迹甚少，盖拉氏身仕宗藩，详略之体宜尔也。）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钜，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日本以研究东洋学名家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于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于佛教，内藤虎次郎之于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于古石器，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彝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竞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研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