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例如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乍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一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明钞本《慎子》，谬荃荪所藏，最近上海涵芬楼所印《四部丛刊》采之，诧为惊人秘笈。缪氏号称目录学专家，乃宝此燕石，故知考占贵有通识也。）
（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例如汉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因来历暧昧，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据张湛序言由数本拼成，而数本皆出湛戚属之家，可证当时社会，绝无此书，则吾辈不能不致疑。
（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古书中有许多经各时代无数人踵袭赓续而成者，如《本草》一书即其例。吾尝欲详考此书成立增长之次第，所搜资料颇多，惜未完备，不能成篇耳。）
（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书初出土时诸人所亲见，信而有征者。（看《晋书·束哲传·王接传》及杜预《左传集解后序》。）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决非汲冢之旧也。
（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例如《越绝书》，《隋志》始著录，题子贡撰；然其书既未见《汉志》，且书中叙及汉以后建置沿革；故知其书不惟非子贡撰，且并非汉时所有也。又如《管子·商君书》，《汉志》皆著录，题管仲、商鞅撰；然两书各皆记管商死后之人名与事迹；故知两书决非管商自撰；即非全伪，最少亦有一部分羼乱也。
（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例如《史记》为司马迁撰，固毫无疑义；然迁自序明言“讫于麟止”，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汉以后事，且有宣元成以后事，其必非尽为迁原文甚明。此部分既有窜乱，则他部分又安敢保必无窜乱耶？（看今人王国维著《太史公系年考略》，崔适著《史记探原》。）
（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例如今《道藏》中有刘向撰《列仙传》，其书《隋志》已著录。书中言诸仙之荒诞，固不俟辩。其自序云，“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上距刘向之没，将二百年，向何从知有佛经耶？即据此一语，而全书之伪，已无遁形。
（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例如《涅槃经》佛说云：“从今日始，不听弟子食肉”；《入楞伽经》佛说云：“我于《象腋央掘魔涅槃》《大云》等一切《修多罗》中，不听食肉。”《涅槃经》共认为佛临灭度前数小时间所说，既《象腋》等经有此义，何得云“从今日始？”且《涅槃》既佛最后所说经，《入楞伽》何得引之？是《涅槃》，《楞伽》，最少必有一伪，或两俱伪也。
以上九例，皆据具体的反证而施鉴别也。尚有可以据抽象的反证而施鉴别者：
（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例如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比诸今文之《周诰》、《殷盘》，截然殊体。故知其决非三代以上之文。又如今本《关尹子》中有“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故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等语，此种纯是晋唐繙译佛经文体，决非秦汉以前所有，一望即知。
（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例如《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自注云：“六国时诸子托诸神农”。此书今虽不传，然《汉书·食货志》称晁错引神农之教云：“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此殆晁错所见《神农书》之原文。然石城汤池带甲百万等等情状，决非神农时代所能有。故刘向、班固指为六国人伪托，非武断也。
（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例如今本《管子》，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等语。此明是墨翟、宋钘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素问灵枢》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看今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二十一、二十二页。）
以上十二例，其于鉴别伪书之法，虽未敢云备；循此以推，所失不远矣。一面又可以应用各种方法，以证明某书之必真：
（一）例如《诗经》：“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经六朝唐元清诸儒推算，知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确有日食。中外历对照，应为西纪前七七六年，欧洲学者亦考定其年阳历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北部确见日食。与前所举《胤征篇》日食异说纷纭者正相反。因此可证《诗经》必为真书，其全部史料皆可信。
（二）与此同例者，如《春秋》所记“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食”，“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食”。据欧洲学者所推算，前者当纪前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后者当纪前六○一年九月二十日，今山东兖州府确见日食。因此可证当时鲁史官记事甚正确；而《春秋》一书，除孔子寓意褒贬所用笔法外，其所依鲁史原文，皆极可信。
（三）更有略同样之例，如《尚书·尧典》所记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
（四）书有从一方面可认为伪，从他方面可认为真者。例如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之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亦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定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若据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情状，固绝佳的史料也。乃至《周礼》谓为周公作固伪，若据以考战国秦汉间思想制度，亦绝佳的史料也。
（五）有书中某事项，常人共指斥以证其书之伪，吾侪反因此以证其书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书纪年》中“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之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时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本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踵孟子而已；何足据以难《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六）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吾侪只得暂认为真。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吾前所举十二例绳之，无一适用者。故其书虽诡异，不宜凭武断以吐弃之。或反为极可宝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论鉴别伪书之方法竟，次当论鉴别伪事之方法。
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今请举伪事之种类：
（一）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如汉魏六朝篡禅之际种种作态，即其例也。史家记载，或仍其伪相，如陈寿；或揭其真相，如范晔。试列数则资比较：
（《魏志·武帝纪》） （《后汉书·献帝纪》）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曹操自领冀州牧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曹操自为丞相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此等伪迹昭彰，虽仍之不甚足以误人；但以云史德终不宜尔耳。
（二）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觏。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征李勣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呜呼读者当知，古今妄人非仅一王通，世所传墓志家传行状之属，汗牛充栋，其有以异于《文中子》者，恐不过程度问题耳。
（三）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常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
（四）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子贡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闽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五）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例如《左传》庄二十二年记陈敬仲卜辞，所谓“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苟非田氏篡齐后所记，天下恐无此确中之预言。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晋后所记，恐亦无此确中之预言也。乃至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日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世．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
（六）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手，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错引“神农之教”，非神农之教，殆许行之徒之教也。岂惟许行？诸子皆然。彼“言必称尧舜”之孟子，吾侪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阴阳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则愈举己所怀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乱，《韩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使定儒墨之诚乎？”是故吾侪对于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