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之作《文献通考》，虽篇目较繁备，征引较杂博；然无别识，无通裁（章学诚《文史通义》评彼书语），仅便翻检而已。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梁武帝敕吴均等作《通史》，上自汉之太初，下终齐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迁书，厥意甚盛。但其书久佚，无从批评。刘知几讥其芜累，谓“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尝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文史通义·释通篇》）其所以推奖者至矣。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怠窥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之一彗星焉。
右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来斯学进化轨迹，略可见矣。自馀史部之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凡十一门。《史通·杂述篇》胪举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凡十种。此后累代著录，门类皆小异而大同。以吾观之，可中分为二大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类，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的或一时的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书：则如起居注、实录、谕旨、方略之类；如仪注、通体、律例、会典之类。其在私著：则或专纪一地方，如赵歧《三辅决录》，潘岳《关中记》等；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如陆机《建康宫殿记》，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杨孚《交州异物志》等；或专纪一时代，如陆贾《楚汉春秋》，王度《二石伪治时事》等；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如《晋修复山陵故事》、《晋八王故事》等；有专纪一类人物者，如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有纪人物复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等；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如江统之《江氏家传》，范汪之《范氏家传》，慧立之《慈恩法师传》等；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或采录异闻，作半小说体，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或拾遗识小，聊供谈噱，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其第二类，则搜集许多资料，经一番组织之后，确成一著述之体裁。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其性质为局部的，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此类之书，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常璩之《华阳国志》，其标本也；其流衍为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次则法制史，如《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类。次则宗教或学术史，如《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类。其余专明一义，如律历，金石，目录，……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观者实稀。盖我国此类著述，发达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驷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书·经籍志》有刘宝之《汉书驳议》，姚察之《定汉书疑》，盖此类书之最古者。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劄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偻指焉。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盖《左传》《史记》已发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皆因之。亦有泐为专篇者，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是也。宋明以后，益尚浮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如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说之资，于史学无与焉。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虽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夺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知几之自述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善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樵之自述曰：“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之儒所不得而闻也。”又曰：“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通志总序》）学诚自述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与汪辉祖书）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脩，吾议一家著述。”（家书二）读此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为何如；又可知彼辈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也。窃常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章氏谓其所议仅及馆局纂脩，斯固然也。然鉴别史料之法，刘氏言之最精，非郑章所能逮也。郑氏之学，前段已略致评。章氏评之谓：“其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文史通义·释通篇》）又谓：“《通志》例有馀而质不足以副。”（与邵二云书）皆可谓知言。然刘章惟有论史学之书，而未尝自著成一史；郑氏则既出所学以与吾人共见，而确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仅限于方志数种，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吾草此章将竟，对于与吾侪最接近之清代史学界，更当置数言：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远，其文集杂著中所遗史迹，尚累累盈望。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殆无馀物可以相饷；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难察焉：试一检康雍乾三朝诸文字之狱，则知其所以箝吾先民之口而夺之气者，其凶悍为何如。其敢于有所论列而幸免于文纲者，吾见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鲒埼亭集》）窃位者壹意摧残文献以谋自固；今位则成闰矣，而已湮已乱之文献，终不可复，哀哉耗矣。虽然，士大夫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故压于此者伸于彼；史学之在清代，亦非无成绩之可言。章学诚之卓荦千古，前既论之矣。此外关于史界，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其一，如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其书有组织，有断制，全书百三十卷一气呵成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其善于驾驭史料盖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其二，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则于一时代之史迹能深入而显出矣。其三，如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其书有宗旨，有条贯，异乎钞撮驳杂者。其四，如赵翼之《廿二史劄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自万斯同著《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补缀无遗，且所补常有突过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证，考证本为清代朴学家专门之业，初则仅用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对于古籍，订讹纠缪，经此一番整理，为吾侪省无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县志，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时名士，乃至如章学诚辈之所怀抱，皆借此小试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观，为前代所无。（四）年谱之流行，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大率皆精诣之作。章学诚所谓“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谈边徼形事，渐引起研究蒙古史迹之兴味。洪钧之《元史释文证补》，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围益扩大，渐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学之成绩也。虽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学界者而仅如是，固已为史学界之不幸矣。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今刺取累代所著录之部数卷数如下：
《汉书·艺文志》 一一部 四二五篇
《隋书·经籍志》 八一七部 一三二六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 八八四部 一七九四六卷
《宋史·艺文志》 二一四七部 四三一○九卷
《通志·艺文略》 二三○一部 三七六一三卷
（图谱在外）
《文献通考·经籍考》 一○三六部 二四○九六卷
《明史·艺文志》 一三一六部 三○○五一卷
（限于明代人著作）
《清·四库书目》 二一七四部 三七○四九卷
（存目合计）
右所著录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万三千余卷，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明志》之三万余卷，采入四库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现存之四库未收书及四库编定后续出之书，尚无虑数万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箸竹帛者，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