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民（1176—1260）是一位不大与封建统治阶级合作的人。他虽于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以经义举进士第一，并为应奉翰林文字，但因不满朝政、政见不合，便毅然辞职，教书于乡里，一时从者甚众。金室南渡后，他便隐入山林，不问世事，可谓看透了现实。后来元世祖忽必烈曾以安车召请他，他也隐居不出，抗志遁荒，洁身净虑，最后以老寿而终。他工诗善文，诗风清新奇绝，内容充实丰富，感情真挚感人，语言畅达生动；文风冲淡雅致，内容多关切时事，抒发忧愤，在金王朝也是一位大家。其赋仅存两篇，更是精悍拔萃，为金代赋苑增彩生色。其《醉梨赋》以比拟的手法咏物，赋予醉梨以耿介愤世的性格，表面上他认为这是一种醉态，从而把“以醉醒醉”作为全赋的中心思想和脉络，其语意的曲折、起伏和转换，是令人深省的。其《驯鹿赋》也是一篇咏物小赋，突现了在充满祸机的社会里的恐惧和不安，典型地表现了社会现实对知识分子的桎梏和威胁以及他们的时代心态，语言简古、峻洁而凝练，意蕴丰富而深厚，给读者以启发和联想。两赋皆多有言外之意，表现出他无可奈何而隐居避世的心情，正如史秉直在其《庄靖集序》中所说：“格老而意新，辞径而旨远。”
元好问（1190—1257）是金王朝文学创作最有成就的大作家。他亲遭亡国离乱之苦，因而在赋作中也反映出了乱离之感和故国之思。今存赋4篇，《秋望赋》就是他的代表作，也是金赋中最成熟、最有价值的一篇作品。它以望秋中的所见和所感，抒发了忧虑国势的哀愁和郁愤，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安危的急切心情和希望报仇复土的强烈愿望。感情沉雄慷慨，笔力刚健苍劲，意境崇高悲壮，在金代赋坛上，从内容到手法，确是胜人一筹。他的《行斋赋》，赞扬友人张仲经安于贫贱，不计荣辱、抑身扬志而刻苦学习的坚毅精神，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可见，金赋是宋赋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其总的艺术成就赶不上唐宋，却有着自己的成就和特色。它表现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感情较广，其艺术风格也是丰富多彩的。前人对金赋多不重视，实际它恰是由宋赋发展、衍化为元赋的过渡和桥梁，在中国赋史上亦应有它的价值和地位。
四从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1279），到朱元璋建立明王朝（1368），前后90年的时间，是元王朝统治时期。根据其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一般史学家多把它从统一全国至元英宗末年（1323）的45年称为元前期，泰定帝之后至元朝灭亡的45年为元后期。
元王朝的统一，虽然结束了我国三百多年间王朝纷争和疆土割裂的政治局面，使我国的疆土扩大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地步。但这个政权是用掠夺性的战争和屠杀政策取得的，是建立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剥削基础上的，因而建国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个王朝的残酷性和反动性。由于元蒙统治者在土地掠夺过程中，汉族世族大地主充当了他们的帮凶，因而广大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也就更为悲惨和深重；由于元蒙统治者所实行的是一种种族统治，因而民族矛盾也就比任何时期更加尖锐和激烈。所以，从元朝建国起，各地就不断掀起反元斗争。特别到了元朝后期，统治阶级极为贪暴、奢侈和腐化，致使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起义斗争，几乎是连年发生，以至最后，这个王朝还是被消灭在人民起义的浪潮中。
元朝统治者以武得国，建国后的政权结构依然是以武功为主，因而在思想文化上基本上是采取轻儒贱文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处于比较低下的社会地位。早在元世祖定鼎中原的时候，具有远见卓识的耶律楚材（1190-1244）、郝经（1222—1275）、刘秉忠（1216—1274）等人就曾提出过尊儒重文的建议，期望将蒙古政权纳入汉文化的传统轨道，但并未得到统治者的真心支持和采用。比如长期影响士人仕途和社会地位的科举制度，虽然在没有统一中国之前的元太宗十年（1238）就进行过“戊戌选试”，但正式的全面的科举考试制度，并未决定实行。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虽然颁布实行了，但到了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却又停止。过了五年才又恢复起来。这种时断时续的科举考试，虽然曾列词赋为一科，但考试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律赋，而且还不断遭到人民的反对；而经义科的考试，又以程朱理学家的思想注解为准绳，显然大大削弱了人们的思想开拓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元仁宗皇庆二年“施行科举”，鉴于种种不同的政见和矛盾，曾改试律赋为古赋，其目的仍然在于政治教化的加强和实用。这样，一些知识分子感到仕途茫然无望，自然也就产生了与统治阶级的离心力，即使一些受到统治者青睐或礼遇的儒生和文士，也多沉酣于理学、经学中，而以维系纲常来自命。所以，元代的词赋作家和文人，除了某些遗老或骨鲠之士外，大多以修身养性、悠游闲适为主旨。内容平淡狭窄，不敢或很少关心现实。一些生活丰裕、游离朝政的知识分子，更多在楼台亭阁、斋房池苑上做文章，抒发些个性淡情，讲些思虑哲理，思想内容也是相当狭窄的。明宋濂等人撰修的《元史》，不列文艺或文学传，而只列“儒学传”，就是这种儒生和文士合一的现实反映。所以，元朝的赋家赋作虽然很多，但从整个形势看，其成就是不能和唐宋相比的。
不过，这样的现实对文学创作来说，也有它有利的一面。一是促使词赋的写作开始向抒写个性、表达感情方面发展，使宋赋的尚理、崇理、以说理议论入赋的赋风向重情、抒情、以情志入赋方面转化；一是赋作本身的发展，使律赋更失去它在文坛上的地位，由宋代的散体文赋向以骚体为主的古代赋衍变，从而形成了元赋自有的特点和规律。
从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形势看，元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和成就，主要是表现在散曲和杂剧上，这是下层知识分子创作和市民文艺相结合的结果，而且前期好于后期。元前期的文学艺术是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当时出现了很多著名而艺术高超的散曲、杂剧的作家和作品，元朝以杭州为中心的后期文学艺术，则相对的衰落多了。但赋的写作却有些相反，它的前期却大不如后期。据初步统计，元朝共有二百四十多人留有赋作，存赋大约九百多篇，仅清人陈元龙所编的《历代赋汇》，就收录元代128家的323篇作品。但仔细分析起来，元后期的作家作品却占了大多数。据《历代辞赋总汇》主编马积高教授初步统计，元前期的赋家约有35人左右，存赋二百多篇，其中有赋十篇以上的只有耶律铸、郝经、王旭、王恽、戴表元、袁桷、任士林等人，袁桷的存赋最多，也仅有22篇；而后期赋家却多达二百多人，作品在七百篇以上，其中有赋10篇以上的就有刘诜、陈樵、马祖常、王沂、吴师道、许有壬、朱德润、杨维桢、吴莱、傅若金、汪克宽等人，杨维桢存赋竟达109篇之多。单从数量上看，已为洋洋大观，充分说明了元代赋作的繁荣和昌盛。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元代赋作的繁荣和昌盛，在元代还出现了赋集和赋学理论的专著，祝尧的《古赋辨体》就是典型的代表。这既是一部赋作总集，又是一部赋论。它选录先秦至两宋46位赋家117篇作品进行评述，从中表达他的赋学思想和观点，意欲因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著述之不同和体制的沿革变化。他以“情”作为赋的审美标准，提出了“祖骚而宗汉”的主张，这对元后期的创作，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生活的时代，正是由律赋向文赋、再向古赋转化的时期，宋赋的尚理、以论入赋和行文的散文化，到了南宋有的甚至成了押韵的议论文，魏晋的骈赋发展到唐宋的律赋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祝尧重情而崇尚古体赋，对元赋的如何发展当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是元代科举制度变化的产物，是元代儒生和文士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赋的发展中的自身要求。元仁宗延祐年间（1134-1140）科举以古赋命题，而不考律赋，正表明了这种衍化，自然也就为以后的赋的写作开拓了新的领域和道路。
再者就是元代赋作的结集。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就有郝经《皇朝古赋》一卷，虞延硕《古赋准绳》一卷，元赋集《青云梯》一卷。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还著录冯子振《受命宝赋》一卷，无名氏《青云梯》三卷，无名氏《古题赋》十卷。有些书现在已经佚失了，但从其书名来推测，可能是当时人们学习古赋的范本。其中，《青云梯》有两种，三卷本今尚存。清嘉庆年间黄丕烈还见过一种三册本的《青云梯》，其中皆为元人作品，而杨维桢一人的作品就收了69篇（见清抄本《铁崖赋稿》黄丕烈跋）。从书名来推测，当是为士子应付科举时考试古赋而汇编。至于个人的赋集，杨维桢的《丽则遗音》四卷，收录了自作32篇，《铁崖赋稿》二卷，收录自作50篇，另有27篇散见于其他文集中。
以上这些，是以往历代所没有的，可见元代赋作之盛。不过从整体来看，元代这么多赋家赋作，气象不如两汉，藻采不如六朝，气势不如唐宋，但上承几代的优秀传统和体制变化的情势，以创作繁荣昌盛和独特的抒情审美视角，构造出了元赋在赋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元前期，由于当时的一些科举考试仍以律赋命题，再加以统治者重儒生而轻文士，所以赋作者多是儒生兼文人的身份。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不同，情况就比较复杂，总的倾向是作品虽多而反映社会问题的较少，表现出一种以文合儒、文儒合一的思想和文风。不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虽然科举仍以律赋取士，而有作为的作家文士却热衷于写作古赋，即使写律赋也只作为仕进的阶梯而已，著名的作家耶律铸、郝经、王恽、王旭、戴表元、刘因、赵孟、袁桷等人，几乎都写古赋，这也是祝尧所以特别轻律赋而重古赋的文学理论的基础。
耶律铸（1221-1285）是耶律楚材的儿子，幼聪慧而善文，曾继父任为蒙古中书省事，关心国事，后至中书左丞相，参修国史，晚年在政治派别斗争中被贬。他的《双溪醉饮集》中存古赋15篇，以《天香台赋》及晚年以“独醉”命题的赋作最有名，《独醉园赋》就是其中的代表。《天香台赋》前部分以主要篇幅描述天香台牡丹的奇姿异彩，并以类比的方法把牡丹园以至整个天香台描绘成一个尊卑有序、次序井然的封建等级社会，然后以从前的残败景象为衬托，借以突出醉隐居士如何苦心经营治理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直到最后才点出了全赋的主题：“九土，一台也；六合，一园也。百花一王，万物一君。为国之道，在布此花之政也；经国之要，实理此花之任也。”显然，此中寄托了他的从政思想和对当国之道的理解，抒发了他对开明政治的期待和渴望，并委婉地倾吐了他对朝政混乱、贤愚不分的不满情绪，以供统治者借鉴。全赋气势恢弘，言辞瑰丽，特别最后用主客问答、抑客扬主的问答体和骈偶句式，更使结构新奇而音韵和谐，表现了元初古赋写作吸收汉魏以来赋作传统的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