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
晋宋之际是赋在魏晋之后的又一转变时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这个转变在东晋之末已见其机。首先是陶渊明之作基于社会现实，又联系自身经历有感而发，完全摆脱了东晋以来玄言诗和辞赋的空谈玄理，而着力于描写田园风光，标举兴会，情景交融，给人以清新之感。当然，陶渊明对东晋赋，也是有革有因，其“革”者，摒弃了玄言的空谈，其“因”者，保持了平淡的文风。其次，由晋入宋的傅亮为文颇有气骨，辞多慷慨，从另一个方面与晋末空泛玄虚、孱弱平淡的文风划清了界限。其因乃是必然，其革决定于时运。承前启后之家，各有因革，而共开一代文风。至刘宋立国，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齐书·王俭传》）。文帝、孝武帝、明帝俱好翰藻《南史·临川王义庆传》：“（文帝）好为文章。”又《孝武纪》言孝武帝“才藻甚美”。《宋书·明帝纪》言“帝爱文义”。宋明帝并亲撰《江左文章志》。几个宗室王如南平王休铄、建平王弘、庐陵王义真、江夏王义恭、临川王义庆等，也都着意于诗赋，富于辞采。所以一时成为风气，风雅之林，“霞蔚而飙起”（《文心雕龙·时序》）。所以赋坛在经过东晋沉寂之后，又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宋武帝刘裕崇尚实际，不好望空虚谈。这对文风的转变有很大影响。这些都同建安时代的文学创作环境相似。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别立文学馆；明帝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都明确将文学同史、哲等学科分开，文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加强。上承西晋挚虞《文章志》，傅亮著《续文章志》，宋明帝撰《江左文章志》，沈约又撰《宋世文章志》，当时对文学之重视，也可以想见。这些对后来《文心雕龙》一书的产生，以及《昭明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标准的确立，都有一定的影响。故宋代文学，可以说是对建安精神的恢复和发展，刘宋时代的辞赋也能上追建安风骨。
晋宋之际著名的赋家有傅亮、谢晦、谢灵运、颜延之。傅、谢都是建国功臣，身负重任不专以文为务。傅亮的《感物赋》是少帝时值宿禁中，见“夜蛾赴烛”，有感而作。少帝荒唐胡闹的情况，颇同于西汉的昌邑王和东汉的灵帝。傅亮在赋中想到前代的历史教训，由国家而虑及己身，表现的情感极为深沉。后来他与谢晦等行废立之事，然终未能免祸。谢晦的情况与傅亮同。傅亮被杀后，他举兵并上书自明，兵败为故吏所执，在被解入京途中作《悲人道》，叹人生之艰难，直抒胸臆，情感激烈。二人之作同东晋恬淡虚无、寄寓玄理的文风大相径庭。
宋初赋成就最高的是颜延之与谢灵运。颜延之的《赭白马赋》系奉宋武帝之命而作，不敢过于随意，故堆砌辞藻典故较多。然而写马的迅疾，颇有气势。而且对仗工整，语言凝练。他的《行殣赋》伤悼道上饿殍，可谓触目惊心，反映了战乱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颜延之今存赋仅4篇，且多非完篇，但体物写貌，颇能传神，且语言新奇而华美，时有警句。谢灵运今存赋13篇，多有残缺。其《撰征赋》述东晋末年奉命慰劳刘裕途中所见所想，写入了不少晋朝历史事件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其中写到作者经过其祖父封地：“于是采访故老，寻履经迹，而远感深慨，痛心陨涕！”其中可能暗寓着对东晋陵替的感慨哀痛。其《山居赋》为六朝长赋之一，布置开阔，气魄宏大，以山水之美与楼馆亭台之美结合起来，全方位多侧面地描写了他的庄园，使庄园及周围山水景物穷形尽相。其《归途赋》写作者离永嘉太守之职归始宁故居时一路所见秋色，表现出一种解脱的轻松感，描写也颇有诗意。其《伤己赋》是怀念庐陵王刘义真，从对其知遇之恩的回味中，表现出对人事难料的伤感，一往情深，甚为感人。《逸民赋》表现了离开官场后自由自在的生活，同《归途赋》一样具有陶渊明诗赋的风格气韵。
南朝赋作虽也有篇幅很长的，但总的来说是进一步趋向抒情化、小品化，向诗靠拢，即使咏物之作，也常常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色彩。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就是突出的代表。这两篇都是借古人以抒情。《雪赋》写司马相如受梁孝王之命即景赋雪，形成全篇的主体部分，末了由邹阳作歌，枚乘赋乱。赋中系诗，起于东汉中期，盛行于魏晋；乱辞本是楚辞的特征。本篇继承此两种形式，而构思安排颇为巧妙，总体上合于散体赋“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及“卒章显其志”的形体特征，又有创新与变化。作者对于雪景观察细致，笔墨飞动，写得很美。《月赋》的抒情性更强。作者着力于创造出种种极富诗意的月夜妙境，处处见月，而又不是直接写月。如果说水月镜花式的间接看物更能体现出物的朦胧之美，则由人的心境而反照出物的形象、性质，更具抒情的意味。《月赋》的这种写法对唐代近体诗追求意境的创作风气有一定影响。这两篇赋都是历来传诵不衰的名作。谢庄的《赤鹦鹉赋》《舞马赋》描写物貌风情，也颇细致，但特色不够突出。
鲍照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最重要的赋家之一。他继承魏晋以来辞赋创作的艺术经验，在诗赋两方面都创造出南朝文坛的辉煌。鲍照今存赋10篇，都激扬凌厉，含慷慨不平之气，使读者听到他的心声。他出身寒微，大才难展，又亲见政治腐败及上层统治者既苟且偷安又争权夺利的情况，悲伤感愤，溢于篇章。其《游思赋》为赴江州佐吏所作，所描述景象既壮阔，又悲凉，英雄之气与不平之气俱见。写思乡之情的部分，情景交融，意境清远。其《观漏赋》《伤逝赋》和几篇咏物赋同南朝很多赋作一样追求藻饰，但时见精彩之笔；既带有南朝赋的共同风格，也有个人精神、气质、才华的卓越表现。抒情作品中多流露出忧生之感。“昔伤矢之奔禽，闻虚弦之颠仆。徒婴刃而知惧，岂潜机之能觉”（《观漏赋》），典型地反映了作者的心情。《舞鹤赋》写白鹤之貌与活动，按篇首标出之“仙禽”而写，“匝日域以回鹜，穷天步而高寻”，然及至“掩云罗而见羁”，则自此永离自由仙境，而“归人寰之喧卑”，成为王公大人的玩物。其中写景之句如“冰塞长河，雪满群山”等，既富诗意，又显得胸襟开阔。其写仙鹤在被羁养情况下“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怅以惊思”，有很强的抒情味，应该说是作者情绪的发泄。《芙蓉赋》《园葵赋》同样流露出不遇于时的感慨。《尺蠖赋》表现了作者处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夹缝中，既要保持操守，又要避免被作为牺牲品的处世态度，而《飞蛾赋》则反映了作者重义轻生的根本品质。这两篇所反映的思想，可以不矛盾：死有一个为什么而死和如何死的问题。当然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作者思想上的矛盾还是有的。鲍照最有代表性的赋作是《芜城赋》。十年之间，广陵两次颓夷荒芜，民命微如草芥，其为何故？不过是南北分裂及上层统治者争权夺利造成的。赋开头先说：“沵NFEBA平原，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而深悲南北分裂，金瓯残破。则其感慨，实不限于一般王朝兴亡盛衰。该赋语言生动凝练，音韵和谐，色彩鲜明。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薰歇烬灭，光沉响绝”等，甚见锤炼之功。
大体说来，刘宋时代赋的创作有建安之风，也产生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这自然同作家的经历、思想、艺术修养及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关，也同当时的政治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及文化政策有关。萧齐之后，南朝统治者虽然也重文、好文，尤其是热衷于诗赋创作，但生活范围狭小，专注于宫闱园囿，文人起而仿效，辞赋创作中的刚健之气便一去不返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作品的成就不只取决于作家艺术技巧的修养，很大程度上还同作家的思想意识及阅历有关。
二
齐、梁、陈三朝禅让的闹剧接连，权力的转移与更迭成了政治的主要内容。由于在位者与篡权者（下一轮回的在位者）都希望能以自己为中心集中权力，所以总形成皇族力量扩大的局面。齐、梁、陈的国君和宗族人物都喜好文辞，有的唯以诗赋为务。至梁朝，武帝萧衍极重翰藻，“旁求儒雅，文学之盛，焕乎俱集”。这些都为赋的发展从一个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齐梁时期的赋进一步骈俪化，语言清丽流畅，与诗歌更为接近。这时期的重要赋家有沈约、江淹、谢朓、丘迟等。
沈约所提出的“四声八病”的理论，虽针对诗，但也影响到赋。他又提倡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这对于纠正受汉赋影响堆砌难字和魏晋以后兴起的用典过繁之风都是有意义的。沈约今存赋11篇，《郊居赋》是其唯一长赋，叙己之家世、仕宦与郊居景致，其中贯穿了对王朝兴废更迭的回顾，层次分明，描写细致，时化用《诗》《骚》句意于其中，有自己的风格，当时颇负盛名。《愍涂赋》写齐时出为东阳太守仕途受挫的心情，情调暗淡萧瑟。《悯国赋》写永元三年冬齐宫城被围事。沈在此次出围后即奔萧衍。虽为短章，但写围城中情形能抓住特征，简单几句，读之使人惊心动魄。其《丽人赋》写“狭斜才女，铜街丽人”，刻画其容貌、神态、动作都细腻生动，又通过行动表现其娇羞犹豫的心理，颇能传神。沈约协助萧衍篡齐，至梁武帝即位，沈约总感到梁武帝对他重视不够，故他的一些咏物赋，多忧生叹逝之意。《全梁文》所收《愍衰草赋》，《玉台新咏》中题为《八咏》，作为诗收入，而《艺文类聚》作为赋收入。这反映了南北朝时期赋的诗化已到了诗赋难以分清的程度。从总的创作风格上来说，沈约承谢惠连、谢庄之风，以清丽见长。
谢朓的赋在实践沈约的创作理论上成就高出沈约本人。其语言之自然，炼字之奇警，都为历来评论家所称道。其《游后园赋》《临楚江赋》皆短章小制，写景在雄毫挥洒之中，亦见工笔刻画之妙，为读者展现出几幅极富特色的图景，充满了诗情画意。《思归赋》当是自荆州返京迁新安王军中记室后作，表现出幽隐的思想。序云：“夫鉴之积也无厚，而纳穷神之照。心之径也有域，而怀重渊之深。”全赋可以说都是内心真实的反映，无论对往事的回忆还是对田园生活的想象，都颇为动人。《高松赋》《杜若赋》皆奉命而作，并能借以抒情。谢朓赋中徒为咏物的则无。谢朓的赋作大部分是骈赋，语言凝练，属对精工，音韵和谐，读起来上口。《临楚江赋》基本上为骚体句，杂有四言句，毫无板滞之感，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
江淹之赋同他的诗一样，有不少拟作。他拟各种风格的作品，不仅形神毕肖，且能有所创造并更胜一筹。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风格，形成多样性。但总体说来，情绪以忧思为主，风格以苍劲见长。江淹与沈约都是宋齐梁三代俱得重用的人物，由于二人风格不同，没有来往。沈约是齐梁时的文坛领袖，领导潮流，江淹乃属潮流之外，无意趋时。入梁后的诗风普遍更趋轻艳，江淹更难合俗，时人因有“才尽”之说。江淹今存辞赋31篇。其《别赋》《恨赋》主体部分均由骈联的几段组成，写人的情绪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俱含无限悲情。其以景物描写来衬托情感的抒发，遣词造句注意到历史文化的蕴含，丰富了诗意，增强了联想性。《别赋》婉转流畅，《恨赋》慷慨悲壮。其《泣赋》《哀千里赋》也是情景结合，很富感染力。江淹赋作以抒情见长，尤以抒发哀情为主。这类作品都自然流畅，句式又富于变化，如《待罪江南北归赋》《去故乡赋》。他的赋作中描写的部分，则绮丽浓艳，体现了南朝赋风。如《水上神女赋》较曹植《洛神赋》更为绮艳。有的描写光色炫耀，令人精飞视乱。他在《伤友人赋》中说：“爱诗文之绮发，赏赋艳兮锦起”，正反映了他对赋的看法。因为雕琢过甚，有的句子显得艰涩而难于疏解。
此时以赋名家者颇多。裴子野今存赋3篇，似均为摘录。其《卧疾赋》写病中所见及当时心理状况，表面上是“迫衰老而殷忧”，实则表现出一种豁达的胸怀。这是从一种特殊的心理背景表现个人胸怀，很有意思。其《寒夜赋》描写夜景，充满苍凉之意，有建安风骨。吴均存赋5篇，其中《八公山赋》和《吴城赋》吊古凭今，意蕴深沉，既带有汉大赋铺排的特征，又善于作特征性描绘，诗情画意，情致宛然。何逊今存《穷乌赋》，仿赵壹《穷鸟赋》，借以悲叹个人遭遇，同为短章小赋，而各有意趣。其他如丘迟、陆倕俱是赋坛名家。陆倕的《感知己赋赠任昉》是歌颂朋友的真挚感情，提到不少历史人物，从各方面来比喻、赞美任昉的德盛学高与关爱后辈，也表现了自己仰慕与追随的心情。任昉较陆倕年长十岁，同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在所谓“竟陵八友”之中。但陆视任为师，而任视陆为友，可以看出陆倕的谦恭好学与任昉提携后学的美德。其《思田赋》写当深秋灯下辗转不寐时对田园之乐的怀想，言及“行难言易”，有人生如寄之慨叹，是在仕途或生活中受到挫折后心绪含蓄的反映。以悬想之法借景抒情，手法高妙。萧子晖是齐宗室，与其兄萧子恪、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皆仕于梁，也并能作诗赋，子范、子云、子晖均有赋存于世，也均不染宫体习气。萧子晖《冬草赋》写当“山火灭焰，汤泉沸泻”之时“直木先摧，曲蓬多陨”，未若兹草“挺秀色于冰途，厉贞心于寒道”。其末又效仿《离骚》结尾用“已矣哉”引出结语，含义深沉，则其借以明志之旨甚明。赋虽不长，而造语新奇，思路开阔，充满感情，非同一般咏物之作。萧子晖兄弟在诗赋上崭露头角较早，但创作主要在梁朝。他们与以上各家共同形成梁代赋坛的兴盛局面。
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梁朝由他所建，也在他手上趋于衰败。他的几个儿子并以辞赋见称，所以也都成了影响到辞赋兴衰和当时创作风气的人物。简文帝萧纲辞藻艳发，其《与湘东王书》及《金楼子·立言》中将文学与经、礼及应用之文截然分开，体现了当时文学独立发展的普遍意识，但同时又将文学限于“吟咏风月，流连哀思”的范围，将文学的风格导向轻靡绮艳。萧纲的赋今存23篇，题材尚较宽广。如《晚春赋》《秋兴赋》《临秋赋》写时令，《悔赋》《大壑赋》写悔，《围城赋》《述羁赋》《阻归赋》写败亡而为外藩的思归情绪，《悔赋》缕述历代可悔之事，虽然是借古人以立言，但无切身之感痛者不能及此。其《舞赋》《筝赋》《对烛赋》《眼明囊赋》《梅花赋》《采莲赋》等以宫廷戏乐为题材，文字艳婉纯美，虽情趣不高，但表现比较含蓄。元帝萧绎富于才情，但从小盲一目，心理变态，“性好矫饰，多猜忌”（《南史·梁本纪》）。今存赋8篇，其述行言志之作矫行饰伪，不值得一读。唯写艳情之作如《荡妇秋思赋》《采莲赋》都精心结撰，文情并茂，曲折地表现出对妇女的喜好与玩弄，也算是王公贵族生活情趣与心理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