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不是个好日子，后来被定为世界艾滋病日。
半年后，深交所终于正式挣出来了。1991年7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广东省代省长朱森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汤丙午、深圳市********李灏、深圳市市长郑良玉、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行长周道炯、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邱晴、香港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等出席深交所开业仪式，明灯高挂。
虽然这次正式开业比前次试开业隆重得多，但在业内，多承认深交所是1990年12月1日成立的。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对于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不同，王健总结出了几条：
“体制不同。上交所上下一致，券商愿意当会员，上交所顺利地实行了会员制。而深交所一开始实行公司制，为什么？因为深圳市政府没给钱，券商也没钱去雇人、去买系统，所以不得不实行公司制，深交所直到正式开业才改为会员制。但是，两个交易所尽管是会员制，章程也是由会员选举理事，由理事会任命总经理，但后来实际做法是证监会委派理事长及总经理，连起码的法规都不遵守。”
“交易系统不同。在委托交易指令程序方面，上交所是开放的，股民无须转入款就可以在上交所任何一家营业网点进行委托。而深交所的委托系统是封闭的，股民只能在一家券商的营业部进行委托。为什么这样？因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深交所这样做，说是防止交易混乱，其实这样极大地限制了股民的投资热情。就好像银行一样，如果不能通存通兑，不能在任何一家营业部存钱取钱，就太不方便了。”
“电脑系统不同。上交所采用惠普公司的小型机，速度快，成交量大。深交所是微机联网系统，这就形成了交易瓶颈。这是当时深交所开业时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先简后繁，先易后难’的指示造成的，深交所当时要求买TENDON机，可大可小，既不浪费资源，又可以进行大型和迅速的处理。”
“成交原则不同。上交所采用的是最高买入价与最低卖出价优先成交的原则，这样有利于增加成交量，但市价的波动也比较大。深交所采取以前一笔成交价为基础，向上向下各取一个价位，取截止价为成交价的原则，这种成交限制比较多，成交速率也比较慢，但市场波动却很小。就开盘价的产生而言，上交所不存在集中竞价，直接进入连续竞价，其实集中竞价是国际惯例，在这一点上上交所没有按国际惯例运作。”
“清算和交收系统不同。上交所没有把清算和交收分割开来，简便快捷。而深交所只负责一级清算，二级清算以及过户、登记都由登记公司和券商来完成。很明显，上交所统一交易统一清算效率高，内幕交易不易形成。而深交所的做法容易产生内幕交易，损害股民利益。这是三足鼎立造成的，是脱裤子放屁。”
1991年王健突发急病，之后淡出深交所，禹国刚以副总身份主持工作。1993年7月，中国证监会派夏斌出任深交所总经理，禹国刚淡出。王健认为，夏斌任内最大的业绩是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当然，其间周建南也功劳大大。
2007年，退休后的禹国刚到长江证券去开户，旁人觉得难以置信：“怎么搞了一辈子股票，现在才开户？”禹国刚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炒股票了。”
【人物】深交所王健“忍”字上墙
本来王健官运不错。1986年王健36岁，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当一个副科长，正逢深圳公开招聘12名局级干部，王健一考中的，正科、副处、正处、副局，连升4级。1987年3月，王健走马上任新组建的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两年半下来，深发展大有发展。
1989年10月王健下台，一肚子气。张鸿义原是王健的上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后任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对王健说：“过去的事就算了，要往前看。”想往后看也不成了，张鸿义把王健想去的招商银行的路堵死了。王健只好往前看。张鸿义所说的往前看，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说是证交所筹备组，除了一纸任命书外，一切皆空，无兵，无钱，无房。“这和深圳发展银行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在那边，出入都是豪华车，有的是钱，每年赢利几千万元，光总经理室的活动经费每年就上百万元。在这边，买资料也得自掏腰包。”
虽然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立已经有一年了，但没做什么事，上面给专家组的20万元一分也没花出去。也难怪，领导小组的成员都是各部门的领导，比如副市长张鸿仪、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董国梁、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王喜义和萧少联，经济发展局局长叶连捷、体改委主任陈道怡、财政局副局长金明、工商局局长龚培连、税务局副局长吴声文、法制局局长张灵汉、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总经理廖熙文等——都是领导，是挂名的，不是干活的。
要干活就要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当时王健的主张明显是少数派，这使他时时怒火冲天，他写道：
“我把一个巨大的忍字挂在客厅的墙上，一个满脸血气的硬汉，强迫自己在心头悬上一把钢刀，那滋味恐怕不会比断臂切肤好受多少。为了股市，不得不去忍！去忍辱负重！偏在这时，一位了解我的同事送来一把三尺宝剑，说是送给我镇邪。火红的剑穗，为我的斗室增添虎虎生气，一直被压抑的情绪从那火红的光焰之中得到安慰。世上难得几知己，在四周一片讨伐声中，得到同事如此支持，我真是感慨万千。于是在我的客厅中，出现了极难统一的格调：一面是忍字当头，一面是疾恶如仇；一面是忍辱负重，一面却是寒光四射，锋芒毕露。这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凝聚于一墙之上，足见得深圳股票市场的立法和体制建设的艰难。”
但本性难移。199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刘鸿儒副行长来深交所筹备组视察，操作人员当场进行了模拟运行表演。之后张鸿义副市长复来。“我们希望他能拍板尽快开业，但那天他可能心情不好，看后没说什么，只是掀起电脑摸摸下边，满脸严肃说这下边怎么这么脏啊？我当时也不知是哪来的邪火，简直是莫名其妙，你是在检查业务，还是在检查卫生？管他是谁呢，我说我不干了！甩手就走。”王健说。
王健注定要得罪领导。当1990年11月20日接到北京“联办”王波明的电话后，王健再也坐不住了，他再次越级向********李灏汇报。此时，张鸿义刚好进到李灏办公室，脸色自然好不了。“反正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下台不干了。”正是在这次汇报后两天，李灏拍板深交所开业。
1991年7月3日在深交所正式开业仪式上有个不好的兆头，庆贺的气球怎么也升不起来，一个升到半截就再也上不去了，另一个居然在空中爆了。此时正是深圳救市的节骨眼，7月10日深圳召开救市会，在会上，王健突发大面积心梗，从此离开战场，退居二线。
1992年深圳市任命王健为深交所上市委员会主席，能清闲些。此职使王健自然成为其后成立的中国证监会发行委员会的首批委员。王健回忆说：
“第一次让我去北京开上市发行审批会，到了北京，第一天给资料，一给就是十几家上市公司的资料，很厚，抱都抱不动，拿到旅馆里根本看不过来，连标题都看不过来，但第二天就要开会。公司资料里还夹有证监会某领导的条子——‘我认为这个企业不错’，就是暗示让评审会过关。于是我还就认真看了批条子的拟上市公司的材料。第二天我就没有客气，说，‘既然有领导条子，头儿都发话了，我们还走什么形式，不用审算了’。而那些委员都不说话，其中好多委员是我国的知名教授和学者。反正我是仔细看了有批条的那家企业的报表，那是家吉林企业，大股东却是深圳的一家私人公司，完全是拼凑的业绩，连主业都没有，所以我坚决反对通过。结果主持人让大家回去再看看。第三天我还是坚决不同意这家企业上市，并且希望今后表决不要采用不记名投票，而且要写明同意或反对的原因，上市委员应该承担后果。结果以后证监会发行委员会再也不让我去了。”
1993年3月，王健改任深交所副理事长，期间接待过许多中央首长。一次****总理来访，站在交易所二楼扶台开市敲钟的地方听讲解。那下面原有一个大旋转楼梯顶着上面的扶台，装修时把旋转楼梯拆掉了，扶台没有支撑，最多承重六七个人，只供开市敲钟用。当****上了扶台，王健就堵着后面的人，不让他们过去，其中可能还拦住了广东省********谢非。
事后王健受到埋怨。王健心里也不舒服，心想：“救了他们的命还受埋怨，不就是为了在旁边照个相、电视上露个脸嘛！”他心里总是不舒服，于是别人也不舒服他。爷的脾气。
【存档】深圳争取立法权遇阻
深圳人确实有想法。张灵汉时任深圳市市委政策研究室条法处处长、深圳市法制局局长，被认为是深圳取得立法权的第一功臣。他说，“深圳要搞立法，并不是深圳自己的要求，中央下文件颁布建立深圳特区的政策时，要求把改革开放政策法制化，通过立法对外公布和保障实施。只有法律才能让境外人士相信，人家才敢来投资。而深圳一直都是靠红头文件来操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暗箱操作’”。
随着特区的不断发展，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有些创新的东西通不过，深圳就更急着取得立法权。1987年夏，广东省经济法研究中心在深圳召开研讨会，张灵汉在会上抛出立法权话题。一位老干部说：“我不能苟同，广东被授权立法，你也要立法权，这样广东不是多头立法了吗？一个省弄得四分五裂的，违反国家法律的统一原则，我不赞成。”这个话题激辩了三天，没有结果。
1988年11月，中央决定同意给予深圳立法权，但不同意深圳设立立法委员会，要成立深圳市人大，并授权人大立法。1989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上，深圳立法权的议案遭到了反对，上海、广东两个代表团意见都很大，议案未能提交大会表决，而变通为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深圳市产生人大及其常委会后，再对******的议案进行审议。这意味着这一议案的讨论范围从全国人大代表层面缩小至全国********层面。
议案表决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说：“反对的举手。”即便这样，也有不少人举了手，反对和弃权率高达40%，彭冲看了一下会场后马上宣布“通过”。
后人所不知的是，深圳本来打算学习香港的做法，不设人大、政协，但为了争取立法权而作了妥协。
【第十回】·STAQ想学美国纳斯达克
超前设计被中国国情纠结
STAQ定位法人股
出书，办讲座，调研证券市场，帮着沪深兄弟建交易所，张罗国际研讨会，忙前忙后，山忙海忙，人家的田肥了、牛壮了，“联办”却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扎煞着不知该抓挠什么。
1990年3月8日，“联办”总干事宫著铭提到了纳斯达克，提到了自动报价系统。
宫著铭说：“根据外国的情况，证券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场内交易，一种是场外交易，也叫柜台交易。这两种各个国家都是分开管理。进交易所的一般是大公司，场外交易的大多是小公司。另外，股票在交易所，债券在柜台。”
“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大的交易所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有1300家，上市股票有1000多种，但美国有一个自动报价系统，它在华盛顿，上市的股票有3万多种，会员有6700家，其中有些同时又是纽交所的会员。从交易量来讲，原来纽交所比自动报价系统大，但1989年后者超过了前者，因为后者没有地区和时间限制。”
“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自动报价系统，实际上是受了美国纳斯达克的启发。这样在我国形成了上海的场内交易和北京的场外交易，也便于一些边远地区和小公司通过自动报价系统进行交易。”
“‘联办’把它的‘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定名为STAQ。”
STAQ看上去和纳斯达克相似，但差别很大。STAQ当时有10家上市公司，但它交易的是不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易的法人股，这才真的是中国特色：中国上市公司不仅有流通股，还有不能流通的法人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1992年发行法人股的定向募集公司有3000多家，绝大多数无法在深沪两个交易所上市。到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生效，宣布停止批设股份募集公司时，这一数字已突破了6000。给法人股设立一个单独的交易市场，这既是STAQ的历史性市场定位，也为它的短命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