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南方讲话
1992年1月，******南方视察，以特殊的方式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掀起最后一场风暴。原深圳市********李灏回忆说：
******1984年来过深圳，我是1985年调到深圳的，我年年请他都没来，到1992年他不请自来。小平同志是乘坐专列于1992年1月19日上午8时抵达深圳的，我和广东省********谢非、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在站台上迎接小平同志。那天上午他情绪那么高，本来安排休息，坐了没有半小时，他说，“不行，我要出去走走”，一上车，就聊开了。
“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不要怕，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外资占四分之一（指在深圳），公有制四分之三，四分之一我们还从服务、税收上拿回来些，没什么可担心的，深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允许试验，不试验不行，试一下就懂了。试了行的，就干，试了不行的，就改。不下水就学不会游泳，在试验中才能使干部成长起来。深圳有6万干部，是圣人。股票市场也有人不放心，让上海、深圳试验，现在看来还可以，资本主义的办法也可以用。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搞股票，中国人也懂，试验对的，就在全国推广，错的就改，改了就是了，有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运用人民民主****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的另一段话，被证券业奉为护身之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有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实际上，在******这段讲话之前，北京、上海、深圳的人们已经干了许多事。在这之后，更是高山平地起，大川兀自流，到了今天，“关了就是了”——可就使不得了。
【存档】印花税小记
1990年6月28日，深圳市颁布《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首次开征股票交易印花税，由卖出股票者按成交金额的6‰交纳。1990年11月23日，深圳市对股票买方也开征6‰的印花税。
1991年10月，为刺激低迷的股市，深交所将印花税率下调到3‰。10月10日上交所也开始对股票买卖双方实行双向征收，税率为3‰。大牛市行情从这里启动，半年后上证综指从180点飙升至1992年5月的1429点，升幅高达694%。
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股票交易双方按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虽然当天上证综指没有剧烈反应，但随后盘整了一个月，然后指数掉头向下，从1100多点跌到300多点，跌幅超过70%。
1997年5月12日，针对当时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倾向，印花税率从3‰提高到5‰。当时沪市下跌36.12点，达2.41%；深市下跌144.56点，达2.40%，形成熊市。
1998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将印花税率从5‰下调至4‰。但不起作用，沪市下跌18.05点，达1.30%；深市下跌92.40点，达2.28%。
1999年6月1日，为活跃B股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将B股交易税率降低为3‰。市场依然不买账，沪B股下降3.34点，达7.94%；深B股下降40.31点，达6.56%。但此后，上证B指在一个月内从38点拉升至62.5点，涨幅达50%多。B股至此步入牛市行情。
2001年11月16日，财政部将印花税从4‰调整为2‰。对买卖、继承、赠予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2%的税率缴纳印花税。当日沪市上涨23.13点，达1.40%；深市上涨14.60点，达0.44%。
2005年1月24日，财政部将印花税由2‰下调为1‰。当日沪市上涨21.30点，达1.73%；深市上涨55.59点，达1.82%。
2007年5月30日，印花税由1‰调整为3‰。当日沪市下跌281.83点，达6.50%；深市下跌829.45点，达6.16%。
2008年4月24日印花税从3‰下调到1‰。2008年9月19日，印花税从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只对卖出方征收。
中央与地方对印花税的分享比例也在变化。1993年之前全部归沪深两市，之后三七开，大头留地方。1998年改为中央拿88%，地方12%。2000年10月1日起又有调整，分三年调整至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
【第十二回】·国库券成就第一桶金
推门就进促承购包销
工资袋里塞进几张国库券
中国政府有很长一段时间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大家很自豪。后来中国人的想法变了，中国人愿借外债，也有人肯借了。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1973年冬，新中国第一次从西方国家借到一笔款，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提供了一笔93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引进一米七轧机（如果是在今天，武钢股票会大涨），进口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
中国政府也重新开始向人民借钱。
1979年和1980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哪哪都要钱用。1981年怎么办？要按过去的想法，咱勒紧腰带也得把花费压下去，量入为出，打死不弯腰，饿死不借钱。但在编制1981年的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之说：国债还是要发的，这只是个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
黑猫白猫，哪能为手段而损害目的，为面子而饿肚子？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国债叫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改革了就不能再用这些名字，西方国家有国库券，咱也叫国库券，不用给它们专利费。1981年中国开始发行国债。
国债是一张纸，要想叫人们接受，需要做工作。
政府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央宣传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友情加盟。第一届推委会主任由当时的******秘书长杜星垣出任，后来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也奋力担纲。
这个推委会是无比强大的，比当时北京市政府推销大白菜，比后来一些地方政府推销当地生产的香烟啤酒强大得多。强大是因为事儿难办。
国库券发行几年了，推委会经常收到来信，控诉有人不和大家商量，在工资袋里自作主张就用几十元国库券把工资换了，这算哪门子自愿？还有山里农民抱怨，国库券终于到期了，搭长途汽车到县城去兑换，一打听，好嘛，人家一三五办理，二四六不办，上午办理，下午学习，跑了几趟花的车钱比国库券本息还多，这国库券谁还敢再买？
这里说了国库券的两个问题，一是发行，二是兑付，都闹得大家不高兴。其中还有一个更不高兴的，就是国库券没到期想变现怎么办？
于是，钱贩子或翻山越岭去摆弄农人，或招摇闹市蛊惑市民，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农人市民忍痛割爱，不仅是金融意识问题，还是需求，就缺钱了怎么办，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诱使大家忍痛割爱的不仅有钱贩子，还有企业、机构和单位，于是从个人行为变为组织行为。
在湖南益阳市，1987年6月以来，一些企业收取国库券，推销积压产品，8月下旬达到高潮，有时三四百人手持国库券，围聚在一家工厂大门争先购货，工厂营业有时到晚上9点多，日收券高达2万多元。有的单位还公开贴出告示，以50%~70%的现金折合率，以国库券交易货物。8月下旬，益阳市政府组织了工商、财政、银行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到4家收券销货企业查账，共查获非法收取的国库券10余万元。
1987年10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了个内参，刊登静安营业厅经理黄显贵谈国库券买卖问题。其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内参上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
1988年3月，财政部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允许1985年和1986年向个人发行的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向机构发行的怎么办？）；交易价格随行就市；必须在国家指定开设的中介机构内进行买卖；国库券交易实行自营买卖和代理买卖两种形式，中介机构应每日公布自营交易价格，不得有行无市；自营买卖中介机构可以取买卖价差，价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所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1.5%，代理买卖价格由委托人指定，代理机构向买卖双方收取的手续费，最高不得超过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6‰。
1988年4月起先开放了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7个城市，6月又放了54个大中城市，1991年3月，全国约400个县级市都放开了。
两周内10亿元进账
国库券的发行走了一条有趣的弯路。
先是国库券一级发行用行政方式，后有了二级流通市场，再回过头来造一级发行市场，这种倒退着前进的例子还是有一些的。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先以落后的农村为基地，再取发达的大城市，进而要建设更为发达的新中国。1949年后，国家先收缴了个人的生产手段以建立较为高级的经济形式，1978年后又向低级的经济形式改革。
当国库券二级流通市场有了点眉目后，一级发行市场便显得吃紧起来。
1991年1月7日，财政部国债司张加伦和高坚两位副司长来到北京“联办”，商讨改革国库券的发行方式，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
承购包销规范的做法可概括为：财政部提出国债发行的量、期限、债息，供有条件参加承销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标，通过投标来确定发行价格。例如，要发100亿元为期5年、债息为12%的国库券，证券公司可根据自己对经济前景、市场状况的预测以及公司的能力来投标，比方说票面100元的券，有的愿以99元的价格买1000万元，有的愿以99.5元或101元的价格买进等，经过投标竞价找到双方都接受的发行价格。
这样，第一可以使财政部发债成本降低，第二承购公司按自愿价格承销，同时必须承担包销的风险，不能将券再退给财政部。简言之，包销公司们组成的承销团就像国债的批发商，财政部和它们商定条件后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政部可免去卖货之苦、退货之忧，证券商们则可靠自己的本事争取货源，赚取手续费和市场价差。
1991年1月28日，财政部国债司给“联办”一个总协调的名义，发出委托书委托“联办”组织1991年国库券承购包销团，“联办”负责包销团成员资格条件的拟定，包销团成员的初定，主干事的选定；拟定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草拟财政部与包销团的包销合同，在合同生效后，负责监督包销团成员履行合同；草拟包销团内部的分销合同；组织和实施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宣传广告工作。财政部负责审批。
在参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过程中，除去STAQ，“联办”蹦跶了近两年，真正主导并上了前线的是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于是全数好汉都扑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