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辽宁省政府接收华晨资产工作组曾向仰融宣读了这封函。香港上市公司华晨控股证实说：仰融向公司确认过该函件的存在，但他表示，当时只是听到但未能过目该函。
根据整理出的5号函内容大意是：经批准，将香港华晨、圆通科技、珠海华晨、上海华晨实业公司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及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公司及以其亲属名义注册的公司，一并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所有债务一并划转，并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
据记者采访所知，仰融还曾在这个工作组担任副组长之职，并参加了工作组的几次预备会议。他出走后接受《********》采访时称，接收资产之初，他“是积极配合的”，但其后就与工作小组出现了意见分歧。
仰融说，工作组曾承诺管理层的职位不变、待遇不变，但对产权问题却没有丝毫解释，令他觉得管理层10年的心血没有保障。而且工作组认为，华晨在省外的投资属资产流失，不允许其投资宁波、湖北。仰融甚至认为，“工作组为达到目的，捏造了我反对华晨与宝马合作项目放在沈阳，公安部门也开始调查我侵吞5亿元国有资产、卷款潜逃等的经济犯罪，并可能对我双规。我眼看形势不对，于是在5月底持旅游证件去了美国”。
2002年9月，华博财务公司和大威德基金会有限公司（由仰融等5名自然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仰融占80%股权）在北京中级法院一分院，就财政部企业司的5号函提起诉讼。
王海向记者提供的诉状陈述了他们的两大理由：
“第一，事实依据缺乏。由华博财务公司先后发起设立的多家‘华晨系’公司名义上控股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但基金会是社团法人，既不投资，也不参与经营管理，事实上全部由华博投资经营而来，性质上就属民营企业。而被告（指财政部）无视事实，将华博所创建的华晨集团全部资产认定为国有资产，滥用职权，全部划转辽宁省政府的做法，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大威德基金会有限公司与国有资产更是毫不相干，被告也将其及下属的香港圆通科技（1188.HK）认定为国有资产并划转辽宁省政府，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第二，无法律依据。财政部作为国家财政管理机关，应当行使其财金行政管理权限，而其对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资产并无直接划转权利，原告至今未能见到被告有行使该项权力的法律依据。5号函未适用任何法律、法规；而又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2条。被告一纸函件就将原告的资产予以划拨，是毫无法律依据的。”
******期间，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郭廷标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否认了仰融“华晨集团是其私有资产，国家要夺走”的指控，并称曾与仰融谈判，包括同意给予他部分股权，以反映其贡献，但仰融“胃口太大”又“太急”，最后不欢而散。
而参与辽宁省华晨资产接收小组工作的知情人士也强调：“仰融离开国内之前，从未说过华晨资产是他的这类话，更没有说过要分得一部分股权。他现在所要争取的权益证据是不充分的。辽宁方面认定，仰融一直是在经营管理着国有资产。”他强调，5号函程序是否合法，与辽宁无关，财政部给了辽宁省一个函，辽宁就只对这个函说话。
不过，他同时也对5号函进行了分析：“国有资产谁能认定呢？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局隶属于财政部，国有资产跨省纷争，按法律规定是不允许诉讼的，即使你起诉了也不会受理的，有异议只有到国有资产管理局去。而据我们所知，国有资产管理局已于1998年撤销，其职能划给了（财政部）企业司。”
财政部企业司的袁处长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没有透露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但他称：“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认定‘华晨系’是国有资产，而且企业司是具有划拨国有资产的权力的。”
那位辽宁方面的知情人进而说：“我们退一步说，即使5号函程序不合法，但实体权利没错，程序权利改变不了实体权利。而即使没有5号函，仅是根据当年国资局下发的部门法规，我们也能认定华晨资产是国有资产。”他指出，原国资局有明确部门法规规定：“一切以国家名义的投资及由投资派生出的所有资产，都是国有资产。”
这名知情人对“华晨系”在国外的公司告中国财政部，并说把境外的私人资产也划归国有感到匪夷所思。他透露了或许是迄今对华晨迷雾的谜底最接近事实真相的一个说法：
“据我们了解，仰融在国外注册公司，是以国有资产代理人的身份去注册的。当时仰融也一再强调，钱不是我的，是国家的。这都有文字可查。也就是说，尽管名义上是仰融的公司，但仰融也只是个代理人。”
这名知情人说，当初仰融在国内拿资产（指国有资产）的时候，包括成立基金会，仰融拿的是什么钱，未来收益怎么办，当时的国资局都有文件，相关内容写得都很清楚。
那么，仰融究竟是为一笔“从何而来”的国有资产作代理人？这笔钱又怎么会选中他这个一度行为低调、背景神秘的商人？这恐怕是华晨事件中一团情节更为暧昧复杂的迷雾。至于这样一笔国有资产在境外注册公司，为什么却要以仰融的名义注册，这位知情人解释说，这是由于境外注册地的规定所致，“个人可以公布资产的最终所有者，但只要是你拿来的钱，在注册时就将被视为你的”。
本刊了解到，备受关注的华晨事件的最新内幕是：工作组已基本认定，仰融构成了犯罪，目前已进入核准阶段。罪名有两个，其中一个是职务侵占，据说“事实非常清楚，足以证明仰融侵占了国有资产”。至于另外一项罪名，目前不获披露。但辽宁省方面的有关人士称，“目前所掌握的仰融犯罪事实的证据，已足以发出一张全球通缉令”。
【人物】海归史美伦回家
当革命低潮时，当股市百无聊赖时，2004年9月13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回家了，说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主动辞职走的。第二天，14日，沪指上涨40点。15日，沪指又涨50点。股市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告别史美伦。
2001年2月13日，史美伦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以往中国证监会也曾聘任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及前副主席吴伟聪，但只是顾问名衔，而这次是首次委任非内地人士出任有正式官衔的职位。
史美伦于2001年2月底从香港证监会副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她的年薪几年前即达500万港元，被香港人称为“打工女皇”。史美伦是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的儿媳。查济民祖籍浙江海宁，身前创办了香港查式集团，并身兼中国染厂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兴业国际集团和名力集团主席。为履新职，史美伦已放弃美国护照。
在中国证监会，史美伦负责市场监管。据说，上市公司三九药业的巨额资金被大股东三九集团及关联方挪用，2001年8月在对三九集团采取动作之前，证监会内部曾有一种意见：是否与三九集团的党务行政主管方中央企业工委打个招呼？毕竟三九集团曾是国有企业的一面旗帜。而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一锤定音：证监会是按《证券法》查三九集团，不涉及归谁管的问题。证监会对三九集团的严辞令市场为之震慑。
史美伦说：“从工作层面来说，我对市场指数并不关心。指数总会有上下，别说中国内地是个新兴市场，美国那么成熟的市场，2000年它的科技股泡沫也是很大。评价证监会工作的好坏也不应该是指数，而是应该看整个市场整体监管、改革的力度。如果我在的时候股指翻了一番，你能说那是我的功劳吗？不可能。”
“A股加H股同时上市的成功有赖于内地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是一个完成的概念，是否成功要看以后才能作判断。但是这一步走得很艰难，很不容易，是个很大的突破。和以前比，现在信心有了，整个市场的氛围好了，改革也容易了。这方面是好的，但不能说现在就没有问题。”
“我在任上时，有人来求过情，说这是谁谁谁，我说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别人说不能怎样做，我总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他们都答不上来，就说反正不能这样做，也没人这样做。结果我还是做了，也没见什么后果。对海归派的指责很不公平，我感觉很可怕，有‘****’之风。你应该看每个个人，不应该说所有海归派提出来的都不对，所有土生土长的提出来的都对，反过来也一样。”
史美伦努力工作着，但市场上时有传言她将离去。2003年1月16日，证监会官员正式辟谣：史美伦是由******正式任命的副部级官员，没有年限的规定，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合同到期问题。但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真的想留她？尽管史美伦努力工作，刚正无私，找赵新先谈话，搞保荐人制度，但股市无可挽回地一跌再跌，百无聊赖。
过程是不重要的，而这等结果谁接受？大股东？上市公司？券商？中小投资者？甚至，国家发改委、证监会此等政府机构就接受这样的结果？就想留史美伦吗？
这样说话有点挑拨离间的味道，不好。但实际上，2004年9月13日下午史美伦离开上海浦东机场前半个小时，新华网上已经挂出史美伦正式被******免去证监会副主席职务的消息，而史美伦是在几个小时后到达香港才知道的。尽管史美伦对此不在意，说自己已经多次辞职，但搞得如此神秘如此不请客吃饭，总叫旁人有别样的感觉，觉得上级对不住史美伦，这又不是残酷的战争年代，喘口气捎个信儿的工夫都没有？
果然，史美伦回家的消息一出，各种评论迭起，最多的是“水土不服”。其实，这谈不上是缺点，也说不上什么重大原则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举个小说里的事例吧。
在小说《烈火金刚》里有个日军被俘了，一百个不服气，因为在日军的操练规则里，拼刺刀时要把枪膛里的子弹卸空，以免误伤战友，而他自己正是在拼刺刀时被八路军用枪打伤的。后来这个日军观念、感情转变了，看到八路军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地又刺又射战绩非凡，乐得他直拍巴掌。
这个日军对中国人的灵活机动有了初步理解，那么，香港人史美伦对此有何感想？史美伦有这耐心有这机动灵活吗？
史美伦铁了心是来治病的，笃志要对资本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造。有人认为，市场化的监管思路给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曙光；但也有人认为，史美伦一类的海归派应对近两年股市持续下跌和过分低迷负有一定责任。
这后一种人很多呵。史美伦离开的当天，9月13日******就开了会，第二天股市就狂欢，这是在欢送史美伦啊！
其实，史美伦三年前一到北京就被另外的规则困住了，来之前已经注定了难有大作为。中国股市从根子里是个“国有市”，是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在这个基本规则下，史美伦越努力，监管越加强，可能让市场中的炒家和庄家日子越不好过。但另一方面，股市离纯粹的市场意义也越远，结果市场食物链被破坏，生态环境被摧毁，大家都拔腿走路，市场上只剩下一个大庄家，百无聊赖。
如果说中央高层明知史美伦一个人扛不过这个大规则，还要请史美伦来，坏了史美伦一世英名，对不住她，却也不公平，因为史美伦自己也是清楚这一点的。当年史美伦就参与了《证券法》的制定，初稿定为大股东的股份禁售期为2年，而史美伦们查到的国际主要市场的监管规定是1年，但《证券法》最后定稿为3年。谁扛得过谁？
在《证券法》之前是《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另一位证监会前副主席高西庆参与了制定，争来吵去最后弄出个81条。海外的负面反应是：“东少一块西少一块，这么个烂东西！”高西庆说：“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怎么能够通过。”这就是机动灵活的意思。
如今史美伦、高西庆已经离开了证监会，周小川和许多海归派也离开了。回见，爷。
【第三十六回】·“国九条”让股市打了个挺
郎咸平令学者吵翻了天
“国九条”没能招来股市春天
熊市已经盘桓了年余。
2002年12月，尚福林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任上接替周小川。2003年1月14日，沪深两市放量大涨。上证综指涨幅为5.81%，深证成指则达到6.3%，两市的成交金额共计360亿元。与往常不同的是，此次上涨没有政策利好作为依据。显然，其诱因在于市场对尚福林充满了“新政预期”。
种种迹象显示，推行了近两年的证券市场国际化、市场化节奏有望放缓，股市有可能进入一些专家预期的休养生息期。但之后，股市并没有像年初那样火暴地持续给尚福林捧场，而是一路下跌。虽然证监会宣布不以调控股价为己任，股市的涨跌亦不是证监会政绩的标准，但大盘上的红红绿绿，确实在给证监会官员的脸上添彩或去色。尚福林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