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滞后注定了京东方只亏不盈的命运。以5代线为例，京东方5代线投产之际正值日韩及台湾6代线大量投产，到2006年3月，17寸液晶屏的平均价格已从当年峰值时的300美元降至133美元。面对在成本和效率上更占优势的众多6代线，京东方的5代线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恶性循环。之后，当京东方的8代线还在打桩的时候，日韩的10代、11代生产线已经产出成品了。
为什么这样一家屡战屡败的企业不仅没有死掉，还能不断募资投入一条条生产线建设？为什么证监会会三番五次同意它的定向增发计划？因为政府同意它吃市场。
京东方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呵护。政府算的是另外的账：即使生产线出现亏损，也可以利用前期大幅折旧所形成的价格优惠，引入新的投资者继续经营；一方面可以通过股市价格波动伺机退出，另一方面则可以成为保证项目在本地持续经营的重要砝码；尽管液晶面板投资有前期亏损的压力，但更有投资收益之外的产业拉动和税收、就业等考量，一旦液晶面板生产线投产，将迅速形成一个年产值上千亿元的液晶显示产业群。
国有企业当家人有一个嗜好：做大。做大有政府资金托底，政绩好看，有规模就有机会，就能安排干部。而能否做强，能否有效益，那是后任的事，自己可以把脸一抹不认账了。
在此背景下，京东方陆续兴建的4.5代线、6代线和8代线，都获得了成都、合肥和北京市政府从政府投资到税收优惠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地方政府的出资以国有投资公司购买京东方股票的方式来体现。
比如，据京东方公告，在合肥建6代线总投资为175亿元，项目资本金为90亿元，其中60亿元由合肥地方政府或者它指定的投资平台投入，这部分资金通过京东方定向增发的形式注入；其余30亿元由双方共同通过资本市场、战略投资者引入等方式解决。项目总投资与项目资本金的差额部分，由双方共同负责落实银团向项目公司提供贷款。另比如，京东方在成都投资31亿元建4.5代线也采用了同样的筹资方式，通过定向增发从地方政府手中募集了22.5亿元，而后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18亿元的贷款，从而筹足了建设资金。
京东方很爷呀，股民、政府、银行，通吃。
【存档】创业板从10年怀胎到青云直上
2009年3月31日，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10月30日，特锐德等7家公司挂牌，创业板正式诞生。
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上市，制造了125名亿万富翁。乐普医疗董事总经理蒲忠杰持有乐普医疗6043.67万股，按照发行价29元计算，蒲忠杰身价将增至17亿元。加上蒲忠杰妻子张月娥间接持有乐普医疗3099.21万股，蒲忠杰夫妻二人合计身价约合市值26亿元。至第二批创业板企业上市，胡润发布了创业板富豪榜，华谊兄弟王中军、王中磊兄弟俩以32亿元荣登榜首。在创业板富豪榜中，从事IT行业的人数最多，医药产业次之，制造业第三。
创业板的酝酿是在1998年1月，****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牵头研究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机制。1999年1月，深交所向证监会呈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及实施方案，但随后美国纳斯达克的波折，科技网络股泡沫破灭，中国创业板的呼声渐趋衰微。2007年8月，尘封近7年的创业板市场建设又浮出水面。
在创业板建立的一年间，已有158家上市公司，平均发行市盈率在60倍以上，融资额逾千亿，几乎全部超募。前135家创业板公司预计募资321.5亿元，实际募资992.4亿元。导致超募的原因有：一是上市公司强烈追求高发行市盈率，二是资金相对充裕，三是保荐机构承销收入与超募资金挂钩。
做实业100年创造的财富，可能不如一夜间在创业板发行上市而增值的财富。当一夜间钱多了，当初这些艰苦创业的人们还会继续苦干吗？按规定，公司高管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25%，但如果辞职，高管最快可在离职一年半内就将所持股票全部套现。果然，创业板仅一年，已有50余名公司高管辞职，涉及30多家公司，辞职的理由多是个人原因，或夫妻两地分居，或身体健康，或参加董事会不便等。
2010年三季度，创业板第一次大规模中报披露。蹊跷的是，在招股时过去三年业绩均高增长的创业板，在上市后的第一年中报时就业绩大滑坡。难道中国股市的业绩包装病根，早已潜伏进创业板？
创始人对自己都没有信心，还让股民期待什么？难道又是资源的严重错配？又是一场财富游戏？
【存档】IPO制度市场化渐变
自1999年以来的这十余年间，新股发行制度在市场化取向与强势监管思路中反复挣扎，艰难前行。
1999年3月，证监会发布《股票发行定价分析报告指引（试行）》，要求发行人提供由其与主承销商共同确定的定价分析报告，作为证监会依法核准发行价格的重要依据之一，监管部门不再规定具体的新股发行市盈率。这是股票市场在新股定价方面的首次市场化试验，此前，新股发行市盈率均由证监会设置上限控制。
但市场化定价不仅没有消除一、二级市场之间的价差，反而形成了一、二级市场价格互相促进，二级市场价格不断创新高。失败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当时二级市场市盈率较高，平均市盈率达50倍，一级市场价格必然也高；其二，坐庄普遍，庄家推高价格。第一次改革告失。
2001年下半年，股市大幅下挫，新股频频破发，监管部门重新对发行市盈率严格管制，上下幅度为10%，发行市盈率不超过20倍，改革开倒车。同时，在新股发售方式上全面推行市值配售。
2004年修订的《证券法》取消了新股发行价格须经监管部门核准的规定。当年年底，证监会推出询价制度，向基金公司等六类机构投资者累计投标询价。2006年新老划断后，取消了市值配售，代之以网下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相结合的发行方式，网上网下均为资金申购。
2009年6月10日，证监会启动新一轮发行方式修补，此次亮点有三：完善询价和申购报价约束机制，要求询价对象真实报价；只能选网下或网上一种方式申购；网上单个账户设上限，原则上不超过该次新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2010年11月1日第二轮改革启动，再添三大亮点：网下配售引入摇号机制，合理设定每笔网下配售的配售量，以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扩大询价对象范围，充实网下机构投资者，宣告以私募为代表的“第七类机构投资者”入场；增强定价信息透明度，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须披露参与询价的机构的具体报价情况。
【主张】证监会模糊的法律职责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罗培新对证监会的法律职能有许多不明白。当然，许多政府部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包括银监会和保监会。
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俗称《中国证监会三定方案》），证监会是******直属事业单位，而不属于行政机关，甚至有人认为公务员考试对证监会都不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证券法》修改建议稿中，赋予了证监会包括查封、冻结账户等在内的诸多准司法权。但如果证监会仍属“事业单位”，则市场极易以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来向其讨说法。
另外，2004年7月，证监会向派出机构下发了《关于做好下放派出机构行政许可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将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迁址核准、证券公司转让、互换营业部审批、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格核准和外国证券类机构驻华代表处地址变更核准等“下放”给各派出机构，由其实施行政许可。此外，证监会还将一些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基金等领域的从业人员资格审核，“移交”给证券业协会。不论下放还是移交，其本质都是证监会自上而下的许可权转移。如果这些行政许可权力本属证监会，证监会当无权下放或移交，如其原属市场的自律监管范畴，证监会更无从下放或移交，而应属“还权”问题。
证券监管部门与业界保持着过于密切的联系，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调控股市时，监管层与券商往往是合作关系，这更多地源于体制的路径依赖；其二，在人员流动方面，监管部门成为券商、基金公司重要的人才输送地，这是监管层与市场合作的必然结果。从2001年至今，从证监会或地方证管办（证监局）离职就任基金公司、券商高管的情形相对集中，且这种势头有加强的趋势。
就对券商而言，证监会对券商全面实施“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管制策略，接管了券商大量的内部事务：决定券商高管任职资格，责令券商撤换高管；责令券商股东出局或限制其股东权利；审批券商章程；一体规定券商的净资本、净资产与负债的比例，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净资本与自营、承销、资产管理等业务规模的比例等。对上市公司，监管层也正以监管之名行管制之实，如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审批。
【主张】异化的金融寓言
独立观察人士袁剑在《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前言中大发宏论。此书是2004年写就，但几年后，也许几十年后，这些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我发现，中国金融体系已经高度异化。它不仅很少起到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作用，反而经常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首选工具。中国金融的这种功能异化，在近年来中国改革逼近要素和产权阶段之后，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这就是说，中国金融系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财富转移的主要手段。
有趣的是，就在写作这个前言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位思想大师在一百多年前对当时金融的一个惊人相似的概括。他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说这话的人是卡尔·马克思。
究竟是什么制度缺失导致了中国金融功能的严重异化呢？中国金融虽然被一致公认为中国改革中成效最差的一个领域，但这并不表明这是一个改革最少的领域。实际情况甚至恰好相反。与其他诸多领域相比，金融领域在制度、技术、监管方面的创新和改革似乎一点也不少，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在加速上升。这个原因相当浅显，那就是，我们缺乏一个监督机制。
这个监督并非是那种行政监管，而是指那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指的是一种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当下中国，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舆论和信息开放。这几乎是每一个读书识字的人都能理解的东西，绝无任何高深之处。没有这种自觉的、从公民个人利益出发的监督，任何完美和严厉的行政监管都无济于事。已经有人指明，中国目前对金融体系的行政监管是世界上最为严苛的，但其令人沮丧的效果却尽人皆知。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属于行政权力机关，而非那种被置于法律管辖之下的市场组织，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必然成为社会监督的又一个例外。许多经济学家以专业的虚妄和良知的羸弱将自己局限于“纯经济”的自我陶醉之中，却对这样一个基本常识熟视无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开放舆论，实在是医治中国金融顽症的第一要务。
事实上，中国金融业中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争夺战略制高点的战役已经如火如荼。一位熟悉内情的朋友说，中国相当多的证券公司已经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沦入所谓民企之手，金融企业控制权转移的进程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然而，在没有经过任何公开、透明的产权买卖程序而能够独享进入金融领域特权的企业，难道是真正的我们定义中的民企吗？容易判断，这其中，周正毅式的企业将不在少数。
冷峻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在所有制上其实已经只剩下两类企业：权力企业和非权力企业，不管它们在表面上是挂着国有还是私有的牌子。这种分类可能比国企与民企的传统分类更适用于分析中国今天的现实。这种分类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久已淡忘的名词：官僚资本主义。如果在这个名词之后，对应了一种相同而且无可挽回的历史际遇，那么，我们这一代曾经为改革热情呼号的知识分子情何以堪？
一位著名的海归经济学家在中国转悠了几年之后，突然惊呼：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怎么看上去全都像骗子。是的，这是一个诞生了而且将继续诞生超级骗子的时代。曾经宛如黑箱的中国金融体系——这个隆隆作响的财富分配机器，是这个超级骗子时代最主要的推手。某些地方权力机构通过股市向全社会转嫁当地国有企业的危机；垄断资本利用股市洗劫社会财富；而中小投资者对股市的参与客观上成为了上述两种实质功能的掩护，他们更多成为证明股市合法性的花瓶。
在这个阳光照不到的黑箱中，一只巨手悄然代替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按照自己（权力）的意愿洗钱。这个典型的负和游戏一边制造了许多我们知道以及我们还远远不知道的富人，一边却为中国金融系统留下数以万亿计的不良资产黑洞。在大部分时候，富豪和不良资产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富豪慢慢从黑箱里走出来了，但不良资产却还没有走出来。金融只不过是这个黑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