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忆昔》
公元750年前后，大唐开元年间。某日，唐玄宗李隆基晨起，站在长安城的含元殿上眺望远山，猛然间，看见一条白龙横卧于山中。他问左右的人，是否看见了什么异象？大家都说没看见。玄宗急忙下令，速把王元宝叫来问问。王元宝到后，定睛看了一会儿，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横在山中，但看不清它的形状。”玄宗叹息说：“我听说至富可以比得上贵。我是天下最贵的人，元宝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见。”
王元宝是长安城里最富有的商人，从事的是商贸业，据说他用金银装饰居屋，墙壁上涂以珍贵的红泥，时人称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于王公”。有一次，玄宗问他：“你到底有多少钱？”元宝悠悠地说：“皇宫的后面有一座南山，我用一匹绢捆一棵树，树都捆完了，我的绢还没有用光。”绢在唐代可以当货币使用，一匹绢在开元年间可换得十多石粟，元宝之富可以想见。
王元宝的故事被记录在《太平广记》之中。此时的中国已经承享了整整130年的太平，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极盛时刻。
经历400年的南北分裂后，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
中国史专家、当过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世界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他对此的回答是，“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欧洲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时期，并从此再未“统一”——20世纪末期出现的欧盟是一种新的联合体模式。而中国则有一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公元581年，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几年之内征服大江南北，于589年结束了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
而诡异的是，这个实现了统一大业的王朝与800年前的秦王朝一样，竟又是一个短命帝国，它从统一全国到丧失政权前后仅仅29年（公元589~618年）。更为诡异的是，这两个短命帝国却都各自完成了几个影响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确立了符合大一统需求的郡县制度，修筑了万里长城，隋朝则创造了科举制度，同时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科举是政府通过定期举行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其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人计算过，它们的总数在90万字左右。它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实行了1300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作科举。
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从西汉中后期以降的数百年间，困扰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无不与此有关。一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切断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朝廷主持的考试来变成统治阶层的一分子。如果说商鞅发明的军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晋升的“武力通路”，那么，科举制度则开拓了“文学通路”，这显然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从此，优秀的人才均被纳入到体制之内。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本质上，科举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当这一制度被确立之后，其他成才途径都被认定为“异端”，其中就包括通过经商成为优秀的商人。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评论说：“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科举制度之弊，应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个重大工程，是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
隋文帝于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长安东至潼关，是为广通渠，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继续广征民力，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1700余公里的大运河。自此，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改变，中原文明自东晋渡江之后开始出现南移景象，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北风南渐，终成定势。
隋炀帝因开拓大运河消耗了巨大的国力，《隋书》中说是“举国就役，开为御道”，终而激发民变，炀帝被缢弑于南巡途中，李渊在太原起兵，创建唐朝。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文明记忆中一段精心雕刻过的辉煌时光，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唯此而已，是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现，与汉初“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蔑视商人的国策，不过在经济上却营造空前的宽松环境。
唐初诸帝对商人的压抑仍然是不假颜色的。开国皇帝李渊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紧闭商贾从政之门。李渊驾崩，辅佐父亲打下江山的次子李世民即位，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后世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称，视之为一代大帝。就如同秦始皇和汉高祖都非常讨厌儒生和商人一样，李世民也讨厌两类人，分别是世族子弟和商人。
唐太宗对世族力量十分警惕，尽管科举的推行已在制度上解决了问题，可是民间思维却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他让礼部把天下的姓氏谱牒全部收集起来，修成一部《氏族志》。礼部呈上来的资料，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这让太宗大为光火，他说，“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现在定氏族，是要崇尚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293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评论说，“尽管太宗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对于民间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亲一样，主张将之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们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特别的识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军士是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是黑色的。
高祖和太宗的蔑商做法，一直被他的子孙们所沿用。唐高宗时期，下令工商人士不得骑马——“禁工商不得乘马”。文宗时期，规定商贾及其妻子不得乘坐有檐的马车，并指出最近出现了商贾骑着装饰华丽的高头大马四处驰骋的景象，再度重申商贾不能骑马的命令。
这些对民间商人的压抑及限制，可以说是中国历代集权统治者的“惯性思维”，不过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因局势之艰困，治国者不得不大为放松。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末唐初，全国人口约4600万，比东汉末年的7200万还少了三分之一，国贫民穷，亟须休养生息。李渊开国之后，大手一挥，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民间一片欢腾。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1/50，远低于汉代的1/30，徭役则是每年20天，也比前朝要少。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8月，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说经商牟利是老百姓的本业，所以要改革前弊，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交易。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
唐代中央政权与地方的关系也比较宽松，实行的是财政下放的政策，地方州县上缴中央的很少，所以地方很富足，而中央又把最大的财政支出——各地养兵的军费让藩镇自己承担，所以中央的支出也少。
这些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无疑对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有重大的意义。而国家的统一更为商业流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步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铁自卫，这当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从公元618年开国到742年（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政权对工商业的宽松政策衍续了120多年，其中也颇多反复争议。
《新唐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703年，当时执政的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有关部门要求重新课征关市之税。一位叫崔融的大臣当即上疏制止，洋洋洒洒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征了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阻碍商品交易，最终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得不偿失。武则天采纳其意，放弃了课征的念头。
对于盐铁之利的争论则更大。
白寿彝在《秦汉到明末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一文中细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制度衍变：在北魏初期，河东郡的盐池原归官府所有，以收税利，后来罢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拥有；孝文帝延兴年间（公元470年），朝廷复立监司，再收税利；到了世宗时期（公元499~515年），再次解禁；神龟年间（公元518年）又归国有，“其后，更罢更立”，数次反复。隋文帝立国，宣布罢禁之令，唐朝则衍续隋制，达100多年之久。
到了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大臣刘彤上《论盐铁表》，重新拾起专营之议。在他看来，把山海之利放于民间，只会造成更猛烈的贫富悬殊，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跟历代所有主张国营化政策的人士一样，刘彤的立论之本是“夺富济贫”，而实质还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讨论刘彤之议，大家都觉得“盐铁之利甚益国用”，于是设立机构，“检校海内盐铁之课”，不过这一专营政策只执行了10年左右，到开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盐铁产地“无须巡检”，再度放还民间。
中国历代君王要休养民间，都必须轻赋薄徭，然而税赋收得少了，政府就可能没有钱来养活庞大的官吏阶层。
唐朝严禁官员经商，高祖李渊下诏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唐太宗更下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分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不过，因为大幅减免税赋，政府的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不堪支付。在大一统的集权制度下，这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治理矛盾。作为一代雄主，唐太宗想出了一个“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来养活政府的官员。
早在高祖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不过，没有像汉武帝那样通过告发的方式来进行清算。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70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9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000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100%。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城里最富足显赫的700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的。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
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唐太宗在全国特别设立了7000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的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从7000个官位设置可见，当时被征收特别税的商人家庭约为7000户。唐朝初期，官员人数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政权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也就是长安城的700来位“捉钱令史”，每人养活一个官员。
公廨钱制度在唐代执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为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制度盘剥，它虽然比汉武帝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100%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