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白居易《盐商妇》
盛唐的中断是一个“突然事件”，好比通宵达旦的狂欢盛筵猛然间被一场粗暴的狂风所席卷，从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的100多年间，天下长治久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唐太宗时，虽然充分下放财权和兵权，但他用边将有“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唐玄宗即位之后，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100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安史之乱”历时8年，最终被平叛，这场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所有的繁华均如梦如幻如泡沫，怎么经得起兵戈的蛮横侵扰，在汹汹铁蹄之下，“数百里州县，皆为废墟”，“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据《唐会要》记载，战乱初起之时，全国在籍人口有900多万户，仅仅5年后就只剩下190多万户，所谓“生灵涂炭”，从这对数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乱被平息后，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气已被消耗殆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是：地方割据势力陡然坐大，中央财政收入锐减，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频频挑起战端，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只好把压力都留给地方，一切都变得捉襟见肘。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桑弘羊的“幽灵”再度出现，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乱”时期，朝廷急着用钱，第一个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向富商征敛。肃宗登基后，即派人到财富聚集的江淮、蜀汉地区向富商大族按资产征税，“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税率，称为“率贷”，各道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向商人征税以充军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处计钱收税，从此“商旅无利，多失业矣”，盛唐以来“天下关隘无一征税”、“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现。
除了这种极端做法之外，恢复国有专营政策是另一个便捷的方式。战乱期间，颜真卿据守河北抗击叛军，军费困竭，为了筹措军饷，他在河北首创了榷盐法，对食盐实行“官收官卖”。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设立了盐铁铸钱使这一职务，对全国盐业进行专营管制——“尽榷天下盐”，出任此职的第五琦仿行颜真卿的办法，在产盐区设置盐院，规定民间的产盐户（“亭户”）所产食盐一律卖予盐院，否则以盗卖罪论。
第五琦的专卖政策与汉武帝时期的办法基本相同，此举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开皇三年）以来，在170多年之后，再一次实行食盐专营。其令一出，盐价顿时上涨10倍，由原来的每斗10钱上涨到每斗110钱，盐价腾涨又造成粮食价格上扬，民间出现饿死景象。然而，以此为代价，政府收入大幅上涨，专卖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40万贯（一贯为1000钱）的收入。
第五琦之后，刘晏（公元716~780年）主管全国财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财大师。
刘晏自幼聪慧，其“神童”之名被写进了《三字经》。八岁那年，唐玄宗封禅泰山，刘晏献《颂》，因文辞婉丽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职，算是全唐最年轻的官员。《三字经》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刘晏从青年时就开始当官，从县令逐级升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即户部主管财政收支的副长官，到叛乱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刚刚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同时兼领人事和财政事务，成为帝国最重要的行政首长之一。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20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
在财经思想上，刘晏并无特别的创见，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桑氏之名已然败坏，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众议地褒扬商鞅一样，刘晏亦视桑弘羊为楷模，在一份致前辈长官的信中，他表示要“像贾谊那样为复兴汉室而努力，学习桑弘羊的功利之术，竭尽全力，以报答前辈的知遇”。与桑弘羊相比，刘晏身处于皇室权威急速下坠之际，所面对的局势当然更为凶险，为了重现中央集权，他的手段更加巧妙。
第五琦的盐政类似于战时政策，过于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价权，市场弹性丧失，导致盐价暴涨；二是官府卖盐，多设机构，开支浩大。刘晏主政后，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庞大的人员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13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定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
若比较刘晏的盐法与之前众人——从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发现，他的“民产——官收——商销”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10多年增长了15倍，以至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例的时期之一。
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相当于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旧唐书·刘晏传》记载说，“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改观了中央财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历来史家对于那些主张工商管制的历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认为他们是重农抑商论者，譬如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在《新唐书·刘晏传》中就说刘晏“排商贾”。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读，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为桑弘羊、刘晏等人比谁都明白工商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性。
刘晏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务无论轻重，都能在一日之内就做出决断。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达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执政将近20年，经济元气日渐复苏。
公元779年，代宗驾崩，37岁的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此时，中央财政已摆脱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计算，与“安史之乱”时相比，国库收入起码增长了15倍，治国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适是一个跟太祖父李世民经历很类似的少年英雄，20岁时就被父皇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在前线与安史叛军决一死战。平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和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像被画在凌烟阁上。他登基之后，决意学习汉武帝，彻底切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
然而，李适最终没有学成汉武帝。在财政上，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即位的第二年，听信谗言，居然处死了自己的“财神爷”刘晏。史载，刘晏死时家徒四壁，只有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天下为之喊冤。
刘晏被处死之后，专营政策并未更弦，不过由于后继者再无他的智慧和勤勉，便大大走样。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后世历代，概莫出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变本加厉，欲罢不能。
在刘晏去世的两年之后，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宣布对酿酒业进行专营，下令天下酿酒产业均归官办，委派各州县官员综合管制，所有私酿者一律抓捕治罪。其后，冶铁、茶叶等产业也相继被收归国营。同时，针对走私者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罚政策，民间盗卖食盐二石，就要被处死。
公元783年4月，朝廷又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间架税”和“除陌钱”。
所谓“间架税”，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两千钱，中等一千钱，下等五百钱；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罚五十贯。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贯征税五十钱，相当于百分之五的税率；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100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凡举报“间架税”的，赏钱五十贯，举报“除陌钱”的，赏钱十贯。这一制度无疑是从汉武帝那个臭名昭著的“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就在新税种推出的半年后，公元783年10月，长安城里的部分士兵以“反对间架、除陌”为口号，发动哗变。
即便这样，德宗还是觉得武装削藩的钱不够用。有人就建议，应该向京城的富商们“借钱”，每户只能留下一万贯，其余全部“借”给政府，如此，只要搞掂十几二十个富商，国库就满了。还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要对各路不听话的节度使同时动兵，每个月的开支约100万贯，如果有500万贯，可以支撑数月，大抵就够了。
于是，德宗下令在长安城内清查所有富商的财产，若有不从者以刑法伺候，长安令薛苹带着全副武装的军士，开着兵车，在各大坊市之中搜索，民众不堪忍受他的鞭笞，有当场上吊自杀的，整个都城乱成一团，好像被盗贼洗劫过了一样。这样搜刮一遍下来，得到了70万贯，德宗觉得不够，然后又专门对长安城里的钱庄进行了新一轮的清查，办法当然还是“拷索之”，结果，又拿到了140万贯，这才“鸣金收兵”。两次大行动共得210万贯，中唐期间每年最多铸钱32.7万贯，也就是说这两次“合法抢劫”一下子就搜走了六七年的货币发行量之和。
这个一心要学汉武帝的唐德宗，学到了后者的铁腕强悍，却没有学到他的技巧智慧。他杀了“桑弘羊再世”的刘晏，导致在财政政策上强硬过度而缺乏灵活性，在军事上，他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霍去病和卫青。
公元781年，就在处死刘晏的第二年，壮年气盛的德宗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的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各地节度使联合犯上对抗朝廷，中央军屡战不胜，甚至在两年后被攻破长安。德宗被迫出走，还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又历数年，叛乱的藩镇才分崩瓦解，叛乱平息。此后，灰心丧气的德宗再不敢轻言削藩，地方割据之势，此后再无改观。
中唐之后的100多年，与盛唐宛成对比，民间活力日渐丧失，国民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循环之中。其情其景，几乎是历代末世所共见。试以两个政策为证。
一曰“和籴”。和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代建国之后，就推行这一政策。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购买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新唐书·食货志》就明白记录说，宪宗即位之后，每当丰收之年，政府强买民米，比赋税还要严酷，“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一曰“白望”。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称为“宫市”，是专门向皇宫供应商品的地方，皇宫里的太监到这里购买商品，会有一些人充当“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张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有的时候，甚至“白取其物，不还其价”。《资治通鉴》中记录说，每当太监们出动，很多商贾都会“撤业闭门”。白居易在名诗《卖炭翁》中便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卖炭老翁在“宫市”上被欺负的景象——“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除了“和籴”、“白望”之外，国有专营制度的流弊更是逼现无遗。在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盐业上，政府对民间的盘剥暴露得尤为显著。自德宗之后，有政府靠山的大盐商控制了食盐的产销，盐价年年上涨，官民矛盾空前突出，民间出现了武装贩盐的盐枭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