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0世纪末期，工商业非常繁荣的益州地区（今四川成都）出现了私人印刷发行的纸币，它用桑树叶纸印制，称为“楮纸券”或“交子”，那些从事交易业务的店铺称为“交子铺”，就是私人银行的雏形，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交易费。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担任益州知府的张咏对交子铺进行了一次整顿，指定由王昌懿等16户富商“特许经营”，这是政府干预私人银行业务的前兆。到了1023年，宋仁宗天圣元年，中央政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印刷交子的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在“官交子”出现600多年后，欧洲的英国政府第一次发行了官方纸币——英镑。
交子的发明，表明宋代工商贸易和金融活动的空前繁荣。与此相关，定金制度和期货贸易也出现了端倪。
南宋人黄干记载说，世间做买卖者，没有不预先留下货钱以为定金的，他称之为“定钱”。在四川一带，茶商向茶农收购茶叶时，都是在前一年的秋冬就预先谈定价格，先支付定金，所谓“秋冬先放茶价”。大学者苏辙在自己的笔记中也对此有过记录，并说这是当时的“客旅体例”。
因为有了定金制度，还出现了包销垄断的案例。福建荔枝自汉唐之后就闻名天下，蔡襄在《荔枝谱》中记录，每当花开季节，商人们就从长势来预判来年的收成，然后用“立券”（签订契约并支付定金）的方式，将荔枝全部包销，从而垄断了长途贩运和出口贸易，这种做法促进了专业化的生产和销售，福建荔枝远销到日本、新罗（今朝鲜）及印度等地，同时也让商人和农户都赚到了钱，出现了“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的景象。这是企业史上第一次有关期货交易的记录。
另外一个新景象是，职业经理人开始集体性地出现，这也是隋唐所未见的。
《夷坚志》中讲述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枣阳（今湖北枣阳）有一个叫申师孟的人，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江湖之间，住在临安的大富商裴氏三顾茅庐把他请来，交给他本钱10万贯，任由他经营投资。三年后，本钱翻了一番，申师孟就把钱押送到裴家，过几年，连本带利增加到了30万贯。后来，裴老爷子去世了，申师孟赶回临安吊丧，将所委托的资本全数交回，老裴的儿子把其中的3/10分给了申师孟，大约是银二万两。
在宋人笔记中，申师孟这样的人物一般被称为“干人”，他们自己的财产不多，以为大族世家理财而存活。《夷坚志》还记载了处州（今浙江丽水）地区有一个叶姓家族，世代为当地的大家族管理邸店——兼仓储、交易和旅店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类似于现在的Shopping Mall——也就是专业的经理人家庭。一些大家族在家训中还专门告诫后人，要选择有经商才干，同时个性淳厚、爱惜财物的“干人”来为自己打理资产。
有宋一代的工商经济如此发达，那么，后世读者必然会有如此一问：在此等如花锦绣的盛世之中，到底出现了哪些名声显赫的大商贾呢？
答案是：没有。一个也没有。
宋代留存至今的史料绝不旷乏，而且宋代文人有写笔记的好习惯，稍有离奇、异常之事都会被记录在案，所以，若有巨商出现，想要隐身遁迹是万不可能的。当代一位宋史学者、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做过一件事情：他检阅大量正史、笔记等史料，试图找到有名有姓的宋代商人，以写成一部《宋代货殖列传》。但一番海索之后，他却空手而出。在《寻找宋代大商人》的短文中，汪圣铎记录了自己的努力。
据他的考据，宋代知名度最高的商人是朱冲和朱父子。《宋史》为朱立了传，不过入的是《佞幸传》。朱冲是一个穷汉出身的小军官，级别是三班奉职（无品，大约相当今天的连排长），后来因卖药成了暴发户。他的儿子朱则官运亨通，一直做官做到节度使。朱家的真正发迹，主要还是靠当官。
汪圣铎又想，“北宋太宗、真宗时曾打击过豪强，豪强当中是否有大商人？一查，宋太宗时打击的豪强青州麻氏，本人是做官的，这个家庭似乎未见同商业有联系。宋真宗时打击的豪强李益是‘长道县酒场官’，钱是不少，放高利贷很多，然而也不像是商人。依次找下去，发现宋代豪强多是有官人或官员家属，偶尔有个把土财主，商人却没找到”。
接着，他想到近代盐商最富，宋代盐业也很活跃。于是，他反复查阅《宋会要辑稿·盐》，只找到二位有名姓者：北宋的康喜、南宋的吴傅。可惜两人各只出现一次。文中完全没有言及其资产数量，也没有在商人群内的地位，甚至连他们的籍贯等都未言及。查别的书，也是毫无线索。南宋洪迈又记述了关于盐商阎大翁的传说。称阎大翁“居鄱阳。以贩盐致富，家资巨亿”。然后讲他如何信佛，投资建佛阁，却没有讲他如何经营盐业。再查其他文献，杳无踪迹。
在考察宋代皇室女子出嫁时，汪圣铎“终于遇到了二位大商人”，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然而不幸：关于帽子田家，记载仅一处，关于他的经营规模、雇工数量等，一无所知。关于张家记载有二三处，但有价值内容也很少。只是知道他卖酒，兼营高利贷。连开了几处酒店、酒楼都无从查考”。汪先生的“人肉搜索”功夫算是用到了家，甚至连大理学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确都被“挖”了出来，“我发现朱熹的外祖父祝确可能是个商人，据朱熹自己说：‘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善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但朱熹却没有言及祝确经商之事。除了朱熹自己讲之外，似未见别人提起祝确，大约知名度很低”。
最后，汪圣铎发出的感慨是：“我寻找宋代大商人的路走得好苦，找到的大商人或者不够大，或者没有事迹，甚至不少连完整的姓名都搞不清。跟先秦的吕不韦、子贡、范蠡如何能比。”
那么，为什么在一个空前的工商盛世，却找不到著名的巨商大贾？财富到底聚敛到哪些人和利益集团的手中了呢？
这是宋代经济史上一个最让人吃惊的悬疑。
悬疑的答案埋在那个老地方——政商关系及因此而形成的经济制度。
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就是“弱宋”的另外一面——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汉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强化，经济层面上的国有专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宋代的官商经济达到巅峰，社会财富向政府和官商集团猛烈地聚集。
宋太祖登基之后，为了吸取晚唐教训，首要解决的问题当然还是藩镇割据这颗毒瘤。他没有采用杀戮功臣或武力征伐这些暴力方式，而是戏剧性地“杯酒释兵权”——在一次酒席之上，太祖对石守信、高怀德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军头们大叹当皇帝的难处，晓之以利害，动之以利益，让他们主动上缴了军权。从此，中央牢牢地掌握兵权，并确立了“文人治军”的原则，从汉唐以来一直困扰朝廷的藩镇割据问题得以冰解，自宋到明清的1000多年，地方挑战中央的能力大大减弱，这一方面开创了“百年无内乱”的升平局面，另一方面也造成地方自治的空间几乎丧失和中央财政负担的陡然增加。
与前朝相比，宋王朝对财政的需求是最大的。帝国的正规军总数常年维持在140万人左右，其中拱卫首都汴京的禁军就达80万之众——《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的官衔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其80万之数竟非虚指——中央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军备支出包袱，而且，随着北方边关侵扰的加剧，累年还有增加。据史载，在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这一年，国家收入为1.16138亿贯，预算内支出为1.2034亿贯，临时支出0.1152亿贯，财政赤字为0.1573亿贯，这一状况被后世学者批评为“冗兵”、“积贫”。南宋朱熹就指出，“自从削藩之后，地方的财政收入大多上缴中央。开支捉襟见肘，都是因为要养兵。常年的军备支出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八成，其余可用的钱，只占两成”。
所以，中央不得不加紧聚敛财富，与民争利势成必然。
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
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则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
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的“楚河汉界”，在宋代就完全分割形成了，这一传统衍续到了今天。这也就可以解释汪圣铎的那个疑问了：为什么在工商如此繁荣的宋代，却无法诞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过的那些巨商？
在确立了严格的国有专营制度之后，宋代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宋太祖一方面大幅度减税轻赋，同时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三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
此后的历代皇帝都一再重申有关禁令，在这一方面可谓是不遗余力。《宋史·刘蟠传》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转运使（掌管地方财赋和漕运的长官）刘蟠接受皇命巡查淮南地区的茶叶专卖工作，当地私自贩茶的民众很多，刘转运使就骑着一匹瘦马，假装成商人，到民众家里去购茶，民众不疑，拿出茶叶给他，此时，立即有人破门而入，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