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
第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第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由滨下武志的研究可见，在15世纪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它同时表明，中国与周边各国不存在武力征服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共荣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也印证了滨下武志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政治和文化方面，但它协助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货币制度。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了相同的奢侈品品味，各国商品的品质标准也趋于一致。这些商业网与国家密切相关，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独立生命。
郑和的七次远航，其实是对这一联盟体内“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军事实力和商品丰富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朱棣在委派郑和出洋的同时，在京城设立会同馆以待国宾，还设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永乐一朝中，先后有四位海外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其中三位乐而不归，留葬于中土。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而让人无比叹息的是，对其的率先破坏者，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
这一年——也就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发生任何交通、贸易行为。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据《大明律集解附例·附录》记载，朝廷在1585年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之以死刑。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终明代一朝，海禁政策时松时紧，但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向正西航行，去寻找那传说中“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泉州）”。在哥伦布的行囊中正有那本流传了将近200年的《马可·波罗游记》，他详读此书，在书上做了近百处眉批，凡是有黄金、白银、丝绸、瓷器和香料字样的地方，都划了特别的记号。出航两个多月后，他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1493年，梵蒂冈教廷颁布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则属于西班牙。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悲剧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掷书而起，面壁长叹。
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描述的：“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还曾用充满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国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那道转过身去的背影，成为未来400年的一个东方定格，中国将为此付出难以计算的代价。“郑和下西洋”留给后人的，与其说是赞美和惊叹，倒不如说是一声悠长而没有着落的叹息。许倬云在《历史大脉络》一书中评价说：“郑和出航是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闭关锁国让中国与世界隔绝，重新成为一个“孤立的天下”。在对内政策上，明代统治者向往和追求的境界则是——男耕女织。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一个很特别的皇帝，他的治国策略只有两个字，一是“俭”，二是“严”。
所谓俭，他痛恨商人，视之如****，曾下令“如果有不从事农耕，而专门做买卖生意的，全部看成是游民，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就在当上皇帝的洪武初年，他颁布法令，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戴绸纱，民间百姓的房子大小，不能超过三间、五个间架，不准用彩绘的斗拱。所谓严，就是实行了很严酷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根据明初法令，官员如果贪污达到60两白银，就会处以扒皮的酷刑。朱元璋下令把各州府县的土地庙，作为剥皮的场所，俗称“皮场庙”，扒下来的人皮，添之以稻草，立于衙门一侧，以警示继任者。
朱元璋平生读书无多，最喜欢的是《道德经》，尤其是关于“小国寡民”的那一段。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男力耕于外，女力织于内，遂至家给人足”，每个人都安于眼前，一生不出家乡，老死不相往来，如乡野之草，自生自灭，帝国将因此绵延百世，千秋万代。这种朴素的治国理想当然非他一人所有，从老子的《道德经》，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一不与此前后呼应。
为了建设这个“人间桃花源”，朱元璋剪灭了天下豪族，然后在“耕”和“织”两个产业上进行重大的变革。他进行了一次土地革命，大地主阶层被消灭，形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农耕经济。1397年，据户部的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万户。同时，朱元璋大力推广种棉技术。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棉是一种外来植物，原产于印度，在汉字中第一次出现是南朝的《宋书》。宋末元初，它已经在南方地区得到一定面积的普及。元代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华泾镇）的妇女黄道婆在海南学到了一种新的纺织技术，回到家乡教人制棉，改革研制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等，使得棉纺织技术得到重大突破。
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力推广棉花种植，他下令，农民有田5~10亩的，俱令种桑、麻、棉各半亩，10亩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处罚。这些政策的推行，不仅使荒废的土地尽量被利用，粮食产量大增，也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共有田地850万顷，比元末增长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为显著。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以丝绸和麻布为主的穿着传统，服装产量为之大增，棉纺织迅速成为全国第一大手工制造业。据吴承明的研究，明清两代，中国每年生产约6亿匹棉布，商品值近1亿两白银，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售的，总产量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早期时的6倍。黄道婆的家乡松江是棉布生产最集中的地区，《松江府志》记载，“在旺销的秋季，每天出售的松江布达15万匹之多”，这个数据稍有夸张，不过据吴承明的计算，全年估计约有2000多万到3000万匹，这也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产量了。
明代的这场“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样，再一次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提示的那样，只有当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时，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人均收入才会持续增长。很显然，“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都符合这一定律。《明史·食货志》中就曾这样描写朱棣时期的情况：“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如果将明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放在全球经济史中进行观察，我们将看到一个颇可参照的现象：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
至此，所有的读者均会生发出一个重大的疑问：为什么同一个产业的创新，在中国却没有引发与英国相同的革命性效应？
更让人吃惊的是，根据中外学者的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史料可以肯定地显示，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曾经有过一家棉手工业纺织场！赵冈和陈钟毅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十分确凿地写道：“中国传统手工业各大部门都曾有过工场雇用人工操作生产的记载，唯独棉纺织业没有任何手工工场的确切报道。”
那么，在一个小小的松江府中，每年2000多万到3000万匹的棉布到底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比英国产量大出6倍之巨的产能规模，为什么没有形成集约式的企业化生产？
在一朵小小的棉花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明代秘密”：每年6亿匹的棉布居然绝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户的农村家庭所织就的。
在明代的众多地方史志中，我们一再读到这样的记录——
“四乡之人，自农桑而外，女工尚焉。摧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作。”（《南浔镇志》）
“女红不事剪绣，勤于纺织，虽六七十岁老亦然。旧传有夜完纱而旦成布者，谓之鸡鸣布。”（《温州府志》）
“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汉川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