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远古文明是多姿和多彩的。有学者把龙山时代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历史状况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然而，这“满天星斗”最后奇迹般地汇集到了中岳嵩山周围的所谓“中国”之地。
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走向嵩山呢？关键在于：这里有着优越适中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交通，土肥水美的生态环境，四方辐辏的文明轴心。而数千年文化的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底蕴。
从考古资料看，嵩山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活动的理想地区。洛阳凯旋路旧石器文化遗址，三门峡旧石器文化遗址，说明早在数十万年前就有嵩山人在这里生存、劳作、繁衍。
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嵩山地区有着极为丰富的考古发掘。那时的嵩山人已经生活在精心构筑的村落里，过着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定居生活，并饲养家畜，进行渔猎。使用非常精致（相对而言）的石磨盘、磨棒加工粮食，能够制造多种多样的陶器、石器、骨器。墓葬中随葬刻符龟甲和骨笛，表明当时的嵩山人已经有较高精神生活水平。
新石器时代中期，嵩山地区人类聚落更加密集，经济文化更加发达。人们开始用厚而高的夯土墙护卫自己的聚落，居住在地面起建的多间一体的房屋中，使用着绚丽多彩的陶器，陶器上用黑、红、棕等染料描绘着太阳纹、月亮纹、花卉纹、几何纹。石器多经过精细的磨制，种植粟、稻等农作物。
新石器时代晚期，嵩山地区社会发展又有了新的成就。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铜块、残铜器、熔铜坩埚，表明人们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开始迈向金属时代。那时已发明了水井，城堡增多，在登封王城登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个夯土城墙，面积约为1万平方米，城内有用人作牺牲的夯土建筑。新密古城寨城址，夯土城墙尚保留在现今的地面之上，城址面积将近1.8万平方米。平粮台古城约3.4万平方米，城门旁有用土坯砌筑的门房，城门路土下埋有排水陶管，城内有建筑在夯土台基上的土坯排房，城内还发现了铜渣块。在新砦文化遗址，发现了颇具“王气”的陶礼器，有了青铜礼器和工具。
嵩山地区连绵不继的古文化长链，把一个地区古代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发展轨迹，勾勒得脉络清楚、历历在目。这对其他地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而持续的向心力，使各地的“无数英雄竞折腰”。
大汶口文化据泰山，临大海，兼大陆与海洋文化之优势，纵横驰骋，北越渤海登陆辽东半岛，南走黄海直下江南杭州湾。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它就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大举西进，实现了临海文化与内陆文化的大交融，为中原大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就在大汶口文化大举西进之时，以长江中游为根据地的屈家岭文化也积极参与中原逐鹿，向着原本属于仰韶文化的南阳盆地一带推进。据有南阳后，继续北上，其影响直达嵩山南北。屈家岭文化据长江腹地，扼南北通衢，是当时稻作文化的主要代表。它越过淮水上游，直指黄河中游，把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体系进行了沟通，有力地推动了中原文化的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鹏先生在《华夏文明之根》一文中说：“三种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文化在嵩山地区的聚汇与融合，亦即来自海岱地区、江汉平原、中原腹地三个人群集团的聚汇与融合，对于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强劲的激化和推动作用。”
这当然是就主体而言的，其实，嵩山地区还吸收和融入了若干周边地区的其他文化因素，如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西北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还有一些来自豫北、冀南地区的文化因子。
可以这样说，在中华大地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嵩山地区那样，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早期那样，能广泛而大量地吸纳来自各地的文化精华。这既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作为世居嵩山的先民来说，又必须有一种广为吸纳的宽广胸怀。四面八方的文化潮流，蜂拥而至，是抵拒还是吸纳，这本身反映了一方居民的气度和胸襟。嵩山先民以其特别开阔的胸襟和特别浩大的气度，吸纳了四方文化，并将这些文化投入到嵩山这一文明炼炉之中，经过汇聚、碰撞、交融、升华，逐步形成了华夏文明。
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无穷尽地感谢嵩山地区的先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