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名著《历史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样一个概念。他讲到了大海和陆地，讲到了人：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面，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人们历来相信这话。但是，河姆渡人的活动给了黑格尔论断以重重的一击。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不能“超越土地限制”吗？不！亚细亚人，特别是中国人，“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吗？不！
生活在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人，他们是中国水作农业的代表。那里出土的稻谷的外形、颗粒大小都已经接近于现代栽培稻。对河姆渡人来说，土地应该是他们的命根子，但是，他们却“超越土地限制”，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走向了世界。
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地处江南的宁绍平原。这里河湖交叉，是著名的“水乡泽国”。解决水上交通成为他们生活上最重要的事务。船，是这里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在当时条件下，木制船只的制造大约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和规模。
从河姆渡出土的房屋建筑形式及结构看，它的建筑技术上水平已相当的高。在木结构的交叉连结上，河姆渡人开始突破捆扎式，那采用榫卯工艺，其中有柱头榫、柱脚榫、梁头榫、带梢钉孔榫，以及平身柱的透卯、转角柱互成直角的卯和企口板。这些榫卯制作精巧，结构科学，而且能根据构件的不同受力情况进行处理。这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而这种奇迹般的建筑技术，除了用之于房屋建筑外，必然为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创造条件。从种种迹象看，当时的造船业是有一定规模的。
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河姆渡人制作的大型船只，但我们却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木桨，有桨必有船，那是十分肯定的。
1973年，在河姆渡晚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件用整块木料加工而成的木器。上部截面略呈方形的柄部已残断，下部如柳叶形，中间厚而外侧稍薄，两侧并不对称。残长为16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从制作方法、形状及使用后磨损状况看，这显然是一支船桨。
1977年，又在河姆渡出土了6支船桨。都是用整段木头加工而成的，十分的坚固。柄部粗细适中，断面有圆形、方形两种。桨叶多呈扁平的柳叶状，且自上而下减薄，制作精细。其中一支残长有92厘米，另一支残长有62厘米，其他大、小不等。
但是，我们敢断言，这些还不是河姆渡人的代表作。他们走出大陆，走向大洋大海，需要的将是更精巧、更有分量的鸿大制作。
在遗址中，发现了河姆渡人制作的两件模仿的陶舟玩具。一件为方形体木舟玩具，另一件舟体看起来好像半个月亮，俯视略呈菱形，两头稍尖而微上翘，头部下还附有穿孔小耳，形态逼真。这两件精美的陶舟艺术品，反映了河姆渡人与舟的密切关系。
在河姆渡人遗址中，有大量水生动物遗骸。这些水生动物，不仅有生长在内河的，还有生长在大海中的鲸鱼、鲨鱼。他们能出海捕鲸、抓鲨，不只说明他们造船和捕鱼能力的高超，还说明他们有着一种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别样的文明。正如张自成、钱治在《复活的文明》一书中指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与中原风格迥异的早期海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