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电话找她，她便到走廊上去了。雷蒙真高兴，妈妈想的主意这么好。他把小熊放到沙发上，撄好，以便打起来顺手些。雷蒙要拿它练拳了。小熊坐在他的面前，一身巧克力色。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小的是原来的——黄色，玻璃做的；大的白色——是用一个纽扣做的。小熊用它那不一样大的眼睛十分快活地瞧着雷蒙，两手朝上举着，似乎在开玩笑，说它不等雷蒙打就投降了……雷蒙瞧了它一会儿，突然想起好久好久以前自己跟它形影不离的情景来了。那时雷浆走到哪里都拉着它。吃饭时让它坐在旁边，用羹匙喂它；当他把什么东西抹到它嘴上时，它那张小脸儿十分逗人，简直像活了似的。睡觉时雷蒙也让它躺在旁边，对着它那硬梆梆的小耳朵，悄声地给它讲故事。那时候，雷蒙爱它，一心一意地爱它，为了它，把命献出来他都舍得。可它，自己往日最要好的朋友，童年的真正朋友，这会儿却坐在沙发上。它坐在那里，一大一小的眼睛对自己笑着，而雷蒙却想拿它练拳……“你怎么啦？”妈妈问道。她已经从走廊上回来了。“出了什么事？”
雷蒙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啦。他转过脸去，沉默了好长时间，为的是不让妈妈从声音里猜出自己的心事来。他仰起头，想把眼泪憋回去。后来，稍微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以后，他说：
“没什么。妈妈。我不过是改变了主意，不过是我永远也不再想当拳击家了。”
小孩对未来的世界充满幻想，什么都想干，持续不了三分钟的热度是可以理解的。年龄渐大以后却一定要目标明确，坚韧执著。
必须有专一的目标
春秋时候，楚国人养叔（养由基）很会射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楚王拜他为师，按照他教的方法练了几天，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就约养叔一块去打猎，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本领。到了野外，人们把芦苇丛里的野鸭轰出来，楚王搭箭刚要射，突然左边跳出一只黄羊，楚王觉得射黄羊比射野鸭容易，便连忙瞄准黄羊。这时右边又跳出了一只梅花鹿，楚王认为梅花鹿比黄羊有价值，又想射梅花鹿。到底射什么好呢？犹豫之时，突然一只老鹰从面前飞过，楚王又觉得射老鹰最有意思，就想向老鹰瞄准。可是弓未张开，老鹰已经飞远了。此时，野鸭、黄羊、梅花鹿早已不知去向了。楚王拿着弓箭比划了半天，什么也没射到。
养叔在一旁看得真切，便对楚王说：“要想射得准，就必须有专一的目标，不应当三心二意。在百步以外放十片杨叶，要是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一片杨叶上，我能射十次中十次；要是我拿不定主意，十片都想射，就没有把握能射中了。”
不论学什么和做什么，都必须有专一的目标，不应当三心二意。
瞄准一个点
在自然界，不管气候多恶劣，都有生物在顽强地生存着。在撒哈拉沙漠里，因为一连几个月不下雨，干燥的沙漠在阳光的炙烤下气温越来越高，就是极能耐高温的蛇也得小心翼翼，不然就有被烤熟的危险。白天，蛇只能躲在沙子里，因为沙子的覆盖能使它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它还可伺机捕捉猎物。它的猎物都是些耐旱的小动物，有蜥蜴、甲虫，还有一些小型飞鸟。加果必须走动时，蛇就将身子弯成“之”字形迅速前进，这样可以避免皮肤长时间与炙热的沙子接触，蛇就是以这种方式顽强地在沙漠里生存下来的。
可是，令生物学家不解的是，有一种类似于麻雀大小的鸟，它的生命力比蛇更顽强。因为鸟儿要到沙地上找食物，所以也不可避免地成了蛇的猎物。鸟儿不但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对付躲在沙子底下的蛇的袭击，如果它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战胜这一切。
美国生物学家克林莱斯有幸拍到了一组这样的精彩镜头。当鸟儿扑扇着翅膀刚刚停在沙地上准备找食物之时，潜伏在沙子里的蛇猛地张开大口蹿了出来。眼看鸟儿就要成为蛇的果腹之物，可是，顷刻间鸟儿便从劣势转为优势。克林莱斯惊奇地发现，鸟儿在用自己的爪子一下又一下地拍击着蛇的头部，尽管鸟儿的力量有限，它的爪子对蛇的拍击似乎构不成什么威胁，并且蛇依然对鸟儿穷追不舍，但鸟儿并没有停止拍击。鸟儿一边躲闪着蛇的血盆大口，一边用爪子拍击着蛇的头部，其准确程度分毫不差。就在鸟儿拍去了一千多下时，蛇终于无力地瘫软在沙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蛇口脱险的鸟儿停在沙地上从容地吃了一些甲虫类的食物后，才扑扇着翅膀慢慢地飞走了。
鸟儿和蛇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生物学家唯一能得到的答案就是，鸟儿在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后，终于掌握了一套对付蛇的办法，那就是瞄准一个点——蛇的头部，并持之以恒地用爪子拍击，鸟儿以自己坚忍不拔的抵抗方式，在这次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赢得了胜利。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瞄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干下去；而成功者则往往是由于沿着明确的目标持之以恒的人。
选定一把椅子
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卢西亚诺·帕瓦罗蒂回顾自己走过的成功之路时，他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父亲，一个面包师，就开始教我学习歌唱。他鼓励我刻苦练习，培养嗓子的功底。后来，在我的家乡意大利的蒙得纳市，一位名叫阿利戈·波拉的专业歌手收我做他的学生，那时。我还在一所师范学院上学。在毕业时，我问父亲：‘我应该怎么办？是当教师还是成为一个歌唱家？’”
“我父亲这样回答我：‘卢西亚诺，如果你想同时坐两把椅子，你只会掉到两个椅子之间的地上。在生活中，你应该选定一把椅子。’”
“我选择了。我忍住失败的痛苦，经过七年的学习，终于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此后我又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得以进入大都会歌剧院，现在我的看法是：不论是砌砖工人，还是作家，不管我们选择何种职业，都应有一种献身精神。坚持不懈是关键。选定一把椅子吧。”
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不要一下子给你自己太多的事做，最重要的是把最重要的一件事做好。
不能朝三暮四
好多年前，有人要将一块木板钉在树上当搁板，贾金斯走过去管闲事，说要帮他一把。
他说：“你应该先把木板头子锯掉再钉上去。”于是，他找来锯子之后，还没有锯到两三下又撒手了，说要把锯子磨快些。
于是他又去找锉刀。接着又发现必须先在锉刀上安一个顺手的手柄。于是，他又去灌木丛中寻找小树，可砍树又得先磨快斧头。
磨快斧头需将磨石固定好，这又免不了要制作支撑磨石的木条。制作木条少不了木匠用的长凳，可这没有一套齐全的工具是不行的。于是，贾金斯到村里去找他所需要的工具，然而这一走，就再也不见他回来了。
后来人们发现，贾金斯无论学什么都是半途而废。他曾经废寝忘食地攻读法语，但要真正掌握法语，必须首先对古法语有透彻的了解，而没有对拉丁语的全面掌握和理解，要想学好古法语是绝不可能的。贾金斯进而发现，掌握拉丁语的唯一途径是学习梵文，因此便一头扑进梵文的学习之中，可这就更加旷日废时了。
贾金斯从未获得过什么学位，他所受过的教育也始终没有用武之地。但他的先辈为他留下了一些本钱。他拿出10万美元投资办一家煤气厂，可造煤气所需的煤炭价钱昂贵，这使他大为亏本。于是，他以9万美元的售价把煤气厂转让出去，开办起煤矿来。可这又不走运，因为采矿机械的耗资大得吓人。因此，贾金斯把在矿里拥有的股份变卖成8万美元，转入了煤矿机器制造业。从那以后，他便像一个内行的滑冰者，在有关的各种工业部门中滑进滑出，没完没了。
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最忌讳的就是朝三暮四。
越过高墙
施耐德的父亲曾经拥有一艘名为迪西的摩托艇，后来他把制造模型的工具箱送给儿子。起初施耐德对摩托艇的故事一无所知，直到有一次他躲避了一项该做的事，父亲才借题发挥告之说：“把帽子扔过墙去。”
施耐德困惑不解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面对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如果你迟疑不决，那就先把帽子扔过去，这样你就会想方设法翻到墙那边。我就是这样来到芝加哥的。”施耐德一直弄不明白，父亲在威斯康星州的雷因长大，为何离家别友来到芝加哥。对此父亲解释说：“那年我才20岁，除了那艘摩托艇，什么都没有。记得在夏天的一个早上，我携带着一包衣服，驾船来到芝加哥的贝尔蒙特港。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我一度要放弃自己的梦想，驾驶迪西返回雷因。然而我没有那么做，而是把帽子扔到墙那边。考虑到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必须有一笔资金，我果断地将迪西卖掉，切断了自己的退路。”
后来父亲到爱迪森联合公司工作，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母亲。经过勇往直前的奋斗，不仅在芝加哥成就了事业，也使全家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施耐德搬进宅门前，原房主在卧室垒了一堵墙，多隔出一个小房间，却遮挡了外边的光线。长年以来，他和妻子一直打算拆掉这堵墙，终因嫌费事而没有动手。这天荷勃到施耐德家做客。获悉弟弟的这一困扰，他道一声：“这还不容易。”随手就拆掉了一块墙板。
既然墙壁已经毁坏，又早就想拆掉，也就别无选择了。在荷勃的帮助下，施耐德和儿子当即动手干了起来。经过大半宿的忙碌，一堵墙就折腾没了，期盼已久的阳光终于洒满卧室……无论做什么事情，自信不可或缺，但最关键的还是行动。人一旦把帽子扔到墙那边，就会打消一切疑虑，从而全力以赴地攀墙而过。
道路和人一样
沙伦的丈夫兰迪曾经告诉她：道路和人一样也有个性，这取决于在特定的时期你如何看待它们，感知它们。兰迪是一名运动员，体魄健壮，意志坚强。他担任中学的篮球教练，热爱自己的球队，潜心训练它们。
他还是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能一口气跑数公里而不感到疲倦。在25年的执教生涯中他极少生病，但是后来他突然患上了癌症。
于是，沙伦和他开始了为期4年的奔波：他们行驶于家与斯坦福大学医疗中心之间，为了给兰迪做诊断、化疗、紧急救护。
去医院必须经过一些让人不堪忍受的路面——150公里，2个小时。沙伦的憎恶之情与日俱增，她尤其憎恶那段拥挤不堪的瓶颈式的双车道。
兰迪从来没有抱怨过，可他的健康状况每日愈下。沙伦别无选择，只能经过这条道，可是她对它深恶痛绝。所以，当丈夫被注射吗啡睡在车上时，她紧咬牙关，死死握着方向盘，肺都快气炸了。
有一次，他们赶赴一个约会时被堵在了道上，确信兰迪已经睡着了，沙伦低声嘟哝道：“我恨这条该死的路。”
“只有六公里。”他说。她转过身去。他的眼睛却是闭着的。“你说什么？”沙伦问道。“这段路只有六公里长。”他的声音很平静，好像对学生一样循循善诱，“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六公里路程里你可以做任何事。”
沙伦看了一下计程表。他说得很对，六公里整。沙伦却一直相信它有足有30公里。
突然觉得车开起来轻松多了。六公里是可行的、易接受的。这是他们晚上步行到海边往返的距离；是他经常背着孩子攀登的那条山路长度的一半；是到他们和孩子们玩传球游戏的那个公园的4倍距离；是他在大瑟尔国际马拉松赛上跑过的42公里中的一小段。
六公里真的没什么，尤其是在他只有几个月的弥留时间的时候，牢骚和愤怒真是不明智的事，所以，她停止了抱怨。
在去医院的路上，大多数时间他的眼睛是闭着的，她的眼睛却是睁开着的。她开始真正用眼睛去看：绿色的田野有时在太阳下闪光，有时却消隐在浓雾之中。道路两旁摆放着成筐成筐的草莓和玫瑰。
破旧的小屋倒映在布满水藻、苍翠葱郁的池塘里。一匹不再能自由驰骋的老白马羡慕地注视着大道上的汽车飞驰而去。
这些景色一直在那儿，只不过以前沙伦从未注意。兰迪教会了她如何去欣赏它们。失去一个最爱的人能让人心碎，却往往也能让人眼睛开启。
现在当这条路拥挤不堪、漫长而难行时，沙伦会在心里将它分解成小段。她会把它切割成若干个六公里的路段。
你可以把任何比较大的目标都分割成容易完成的小目标，这样，你就容易感觉到“沿途”惊喜多多，风光无限。
我们还会来的
一群人穿着鲜艳的登山服，在皑皑积雪的安第斯山间艰难地行进着。很少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探险队伍，原来这是南美洲委内瑞拉的盲人们，希望实现登山的梦想，正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攀登。
这真是一次悲壮之旅，完全以生命为代价，走出每一步路，度过每一分钟，任何人看到这个画面，都不由得肃然起敬。
因为，他们活了一辈子，这座对他们来讲充满神圣意义的安第斯山，从来没有去接触，去实地感受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于是，就有了这次行程。盲人们每三个人结成一组，一个仍残存些许视力的盲人走在前面，两个全盲在后边，他们三人通过手里握着的长木棒，联结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脚和手，实地在感觉这座大山。
安第斯山脉平均海拔为3000米，最高峰为海拔7000米，对正常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次体能的极限考验。虽然有很多志愿者做后援，即使在可以使用驴子驮物的山路上，盲人们也是步履维艰，行进缓慢。那么，他们要想攀上最高峰，该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