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常给家长一点意外
杨淑理
一次批改作文，看到一位作文进步很大的学生，又想起他近日来令人欣慰的种种表现，情不自禁地拨通了这位学生的家庭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妈妈。可是，家长刚弄清我是谁后，还没等我说什么，就接连说了几声对不起，一直检讨自己没有教育好孩子，毫不给我讲话的机会。好不容易等到个她的“检讨”间歇，我连忙见缝插针：“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想说的是，您的孩子最近进步极快，写的作文跟以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对不起，我弄错了，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说着说着，电话的那一边竟哽咽到一时没了声音，我几乎听到了家长那泪水滑落的声音。
哎，我怎么就弄得家长只会说“对不起”了呢？我心中禁不住一阵酸楚。是啊，在成千上万的家长中，也包括我们自己，又有多少人有幸接到过老师主动打来的报喜的电话呢？难道高度发达的通讯设备，只能为老师的“告状”增添更多的便利，却不能让家长们一同来分享孩子成长历程中点点滴滴进步的喜悦吗？难道这样满含喜悦的电话仅仅只是优等生的专利吗？我们平时不都说每个孩子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吗？所谓的“享受教育的权利”难道指的仅仅是批评，而无表扬？的确如此，平日里，祸事刚刚发生就能传达给家长。难怪有学生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师打电话。这难道不是我们教育的悲哀吗？
反思那个“报喜的电话”，我在班上对那些被表扬久久遗忘了的同学做出了一次特别的承诺：只要你在某一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我就在班上同学面前给家长打报喜讯电话。承诺一出，同学们就议论纷纷，可以看得出他们脸上所洋溢着的兴奋与热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班上一位最调皮捣蛋的男孩子的进步，同学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一节班队课上，经全班同学一致评定认为他为近日里进步最大的学生，让我给他的家长打电话去报喜。
“喂，刘洋的爸爸吗？我是杨老师！”“怎么啦？”听得出，孩子父亲十分紧张，生怕孩子又在学校里惹是生非了。“噢，是这样，班里最近开展了一项活动……（介绍这个活动）刘洋近日来有了很大的进步——”说着，我便把手机递给学生。一下子，手机在同学们的手里传递开来，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被同学们抢说着，有的还不断地重复，那都是真心的赞叹。我只笑着，听着。而那些持续了那么长时间的说教、批评、告状，却只会加大师生间的情绪对立。
手机重新回到我的手中，什么也不用我说了，我把手机面向全班同学高高举起，“哗哗哗……”掌声如潮水般地响起，久久不息，正如孩子们说的那样，“如此热烈而又真诚的掌声我从没有听到过”。
再看看那位受到同学们表扬的“捣蛋鬼”，脸红红的，使劲地抿着嘴，身子因激动而左右微微晃动，头不知道怎么摆，手不知道怎么放，眼睛不知道看哪儿才好，从来没这么害羞过，看着看着，眼角便闪现出一点亮晶晶的东西来，从没看他这么腼腆过啊。
“……掌声是孩子们送给他的！更是他自己努力争取来的……”
“谢谢老师，我也要好好地表扬，一定要表扬，我马上到学校里来，我要带他去吃肯德基，我要……”家长已经语无伦次了。
事后，“捣蛋鬼”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时间在那一刻永远停滞不前……”而其他几位调皮学生也纷纷在日记里写出了自己的心声：“何时才能轮到我呢，我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一定要让我妈妈在办公室里，在许多同事的面前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要让她把工作的疲劳忘记……”而有的则写道：“噢，老师的电话我再也不用怕！”还有一位学生竟然这样写：
“杨老师，对不起，上次你给我家打电话，因为我怕你又向我妈妈告状，告诉你打错电话的人就是我。请原谅我……”
从这一天开始这样美丽的电话就从没间断过，一次又一次地回响在我们班里，我和那些调皮捣蛋鬼们的关系愈来愈好，愈来愈亲密。他们一天天的进步，让我真的很感谢那个“报喜的电话”，是它让我感受了教育理念在内化为具体行动的真实感觉。“赏识教育”，在日常学习中注意发掘他们的点滴进步，特别是对差生要更呵护、关爱。这些教育理念转化为行动——向家长打“报喜电话”，汇报孩子的进步表现，让家长感受到孩子的成长，看到新的希望，不再为孩子的成长担忧，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学生都充满了希望与自信。
教育观念只有真正被教育者认同，并内化为一种理念，才能外化为行动，因而行动才是最有效的。今天通讯设备如此发达，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报喜的电话响起，持续这样的行为呢？我想，让这样动人的电话响起，让爱在大家周围荡漾，我相信，每一个老师都可以做到，包括你、我、他。
二、遥望当年
何捷
“遥想公瑾当年……”每每读此首令人心潮澎湃的词时，便顿感壮志凌云。然而人到了想当年的时候，一般是老了。但也有例外，我跟几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就经常聚在一起“想当年”。因共同的职业追求我们走到一起，没有组织领导，没有时间限制，没有上交讨论稿、总结报告的要求。全然就像我们或坐或卧的姿态般慵懒、随性，但彼此争论的话题却是沉甸甸的。
这天下午，沙龙里正热火朝天地争论时，我的电话响了。是一个熟识的家长打来的，诉说他的孩子在学校被当班的青年教师“打”了，一道惹眼的红痕还留在了脖子上。家长既拍了照，又制定了几种投诉方案。很荣幸，给我打电话是第一种。我是谁？一个普通教师，多有杂文见诸报刊，在学校人缘颇好。安抚他后，我恳求他把一个协调解决的机会给我。之后马上致电那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朋友，满以为他会给我“面子”，马上主动道歉，没想到他却说：“我就不信你们当年会不急、不气，遇到事情就像佛陀般淡定……”我面红，无语。的确，我的当年更是“往事不堪回首”。
我在沙龙里提出新话题：想当年，诸君是何种面目、何种姿态？没想到，在座的如今小有名气的青年教师们都曾经“劣迹斑斑”。刘老师说：“想当年，我曾经在课堂上打过孩子的耳光呢！那脆响，让我还至今心有余悸。”李老师说：“想当年，我发威时当堂推倒过几张课桌，虎着脸，台下鸦雀无声。”看着他二人的壮硕身材，想象一下孩子们犹如看到“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般的愕然场面，大家纷纷笑责。齐老师回忆道：“想当年，我将孩子在课堂上看的小说撕碎，纷纷扬扬的纸屑落在我和孩子之间，像隔着厚厚的墙。”大家都出乎意料，他这样的爱书之人竟然也有过“毁书罪行”。
最后，大家用目光逼着我“坦白”——不需遥想，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四年前，我还用“戒尺”将孩子的手心打得又红又肿……我又产生了新问题：“既然青年男教师的脾气、秉性有共性，那么诸君今天的修养又是如何有的呢？”话音未落，我就发现大家脸上有不同的表情：愧疚、羞涩、温润、默然。黄老师叹口气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我曾经是校长的‘常客’。庆幸遇到好领导，他不恐吓，不胁迫，总是给我说话、辩解的机会，和我一起摆出事实分析后果。这样几次后，我心悦诚服，就慢慢改正了！”我们会心一笑，是啊，吃一堑，长一智，人在碰壁、伤痛后成长更快。
周老师有些冲动，他说道：“我是看多了，这才悟出一个打没用的道理：孩子常因为作业不做、在课间时调皮捣蛋、在课堂上自由懒散等原因挨打，可是屡犯屡打，屡打屡犯。如此往复，只能提示这么做无效，不如不做。二十多岁时朱自清就做了父亲，那时他也常打孩子。可是孩子越打越皮，打的成效只剩下他自己的深深悔恨。我可不想入其之辙哦！”一个“悟”字代替了“打”字，大家鼓掌。
黄老师胸有成竹地说：“我同意‘打’不是好办法，但也必须找到更好办法的替代。书教久了，孩子见多了，我也总结了许多新方法，和大家共享一下：做情景模拟，由大家来判明对错；让他写‘情况说明’，给孩子说话的机会，然后因势利导；同伴互助、协管；到高年级，我还喜欢借助孩子对异性的喜好来相互约束、促进；给予恰当的惩罚也很有必要，但要变化‘打’的方式。上海大学李白坚教授有一本名为《我怎样打孩子》的小册子很有趣，他将‘打’变化为‘立壁角’、‘自己打自己小屁股’等方式进行。这种特别的惩罚教育有趣，有效，孩子记得牢。”他的话提供了许多可行性方案，也再一次阐释了“不打不成才”这句古训，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张老师提醒大家说：“多读书，慢慢就有好转的。看书能滋养心灵，能使善根得到生长。‘纸上得来终觉浅’，理论再加上实践，效果更好。我想，每个青年的成长都需要跨越这个过程。请大家坚信，曙光在前方！”
大家又是掌声一片。我也骄傲地说：“我是‘过来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并伴随着他的成长，我知道很多事情是由孩子的性格、脾气使然，只不过成年人不理解孩子的心罢了，爱尚且晚，怎么舍得‘打’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成年人希图安逸、清闲，是自私促使自己做出‘恶劣行径’。你想啊，孩子听话、安分了，他就清静下来了。可是这份清静的代价巨大，孩子受罚算小，若殃及其智力发育、能力均衡、个性完整可就祸国殃民了。”周老师对我的观点做了补充：“徐志摩曾经说中国家长的一大怪：越是不像孩子的孩子我们越爱，的确精辟。很多时候孩子犯错，错不在其自身，是教育体制的局限、考试制度的缺陷、教师个人教育教学手段不当的综合结果。但‘黑锅’要孩子一人来背，未免残忍。”言罢，期待中的掌声没有了，代之以一片思考的沉寂……投诉事件大家一定想知道结果。当然是好结果，否则此文也不会问世。我手执电话，听筒旁是多只拉长的耳朵，身后更是诸多的智囊。我们致电那个小伙子，大家“车轮大战”。终于把他从固执、抵触、怀疑中拉回来了……后来，大家纷纷给他推荐书目作为奖励：《坚守讲台》、《大师如何做父亲》、《写给世纪父母》……诸君戏称此为对症下药！我们下的是中药，长期服用，渐渐滋润温补，最后方能去病断根。急不得，遇事还要多想“想当年”。怕要怕到心里，认识也要根植于心，爱才会逐渐盈满于心。晚上，家长再次来电，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其实，应该是我感谢他，谢谢他的理智、宽容、信任。互相致谢后，话题又回到“想当年”了：想当年，家长和老师之间就是如此和谐、融洽；想当年，老师和孩子之间就是这样互相尊敬和爱护。
三、“家访”的变迁
张行
今年正月初一，一个20多年前教过的学生从广州打来电话向我拜年问好，一阵热情的问候祝福之后，他迟疑了一会儿才问道：“张老师，毕业离校24年了，您还记得起我吗？”我立刻回答：“记得，记得。你不就是‘小个头’吗？家住老街西头，戴着近视眼镜，第二粮店隔壁老房子的第四排，房门朝东，父亲在化肥厂工作……”一连串的描述后，电话那头的声音变得颤抖起来：“啊，啊，张老师，您还这么清楚地记得！记忆力真好！”说实话，60岁的人了，记忆力怎么会好，只不过当年这个班的50名学生，50个家庭门槛都快被我踏破了，因为我家访是很勤快的。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话还没有普及，除了定期的家长会外跟家长联系基本得靠家访。那时，我有一辆自行车，因为破旧得连小偷也不屑一顾，外出家访，骑到哪停到哪，不用上锁。不过大多数家访，我还是靠两条腿走，总觉得一步一步走过去，上学沿途的状况、对学生家庭周围的环境了解得更细致些，因为这些会影响学生的成长的。梅雨时节，一双“解放鞋”，一把油布雨伞，就是我家访的“全部装备”。冬天的晚上，北风呼啸，我便蒙一个大口罩裹一件军大衣，戴一顶“雷锋帽”。到了学生家中，这种“全副武装”，常会迎来学生家长惊讶的目光。家长们朴实，虽不会说太多感激的话，但是感激之情会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来。家长的热情烤得人不得不脱下外套，然后就是一杯热茶，一段家常，一屋笑声。氛围是轻松的，话题是广泛的，但多是围绕孩子的学习、孩子的爱好、孩子的未来、孩子的生活。还有的家长跟我探讨家庭教育方法，偶尔我也谈谈自己生活的艰难、工作的辛苦。孩子坐在老师的身旁，在家长的提醒下隔一段时间往老师杯子里加一点水，偶尔会插嘴向老师泄露一些班上同学们的“小秘密”。有些老师跟我说：“你眼中的学生，给你一个名字，你就能讲出一串故事来，总是活生生的。”诚然，因为我得到的信息是十分丰富、十分鲜活的。
当年家访，我有两个习惯：第一个习惯是，喜欢带科任老师“陪访”。征得科任老师同意，我带着他们走家串户，了解学生，拜访家长。“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当家长读懂老师的关爱，老师感受到家长的信赖，学生感受到老师、家长的期待时，和谐教育的局面就出现了。我的第二个习惯是，到学生家中，一定要看看学生的书桌和卧室。书桌与椅子的高度是否合适，卧室是否整洁，看书写字的灯光是过亮或过暗。实地体察之后，我总会提一些合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