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吕〕四块玉
关汉卿
闲适
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
这是关汉卿〔四块玉〕《闲适》这组小令的第三首。作者“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伏老》）之后，萌发了“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乔牌儿〕）的内心呼唤。曲一开始，就用了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佛教典故。《维摩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就是以人的名心利欲，比之奔腾的马、易躁的猿，要将它牢牢地拴起和锁住，才能安静下来。这“意马收，心猿锁”是元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态流露。连梦里功名，幻中富贵，也是“功名纸半张，富贵十年限”（庾天锡〔雁儿落带得胜令〕），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这表面上是逃避斗争、追求安逸的消极思想，实则是悲与愤的交织，血和泪的控诉。诗人是热爱生活的，但生活不让他织成五彩缤纷的颜色；诗人是很有才华的，但才华不让他为国分忧，为民作主。离开那名缰利锁般的牢笼，钻进那安闲自在的窝中，是被动的，是不得已的，是从历史教训和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全身远祸的办法。他认为范蠡的五湖舟，严陵的七里滩，陶潜的五柳庄，陈抟的少华山，确实是理想的“安乐窝”。那里不要“摧眉折腰事权贵”，那里较少“窝弓冷箭蜡枪头”，那里也不必“带月行，披星走，孤馆寒食异乡秋”。正因为如此，所以元人散曲中总是批评屈原、伍子胥、韩信、马援等不知急流勇退、全身远祸，而赞美范蠡、严陵、陶潜和陈抟“会作山中相，不管人间事”。这种思潮，自有其时代背景的。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空前的。从政治上看，“台省元臣、郡邑长官及雄要之职”，汉人皆不得担任（《草木子》）。从法律上看，“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汉人勿还报”（《元史·刑法志四·斗殴》），“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徵烧埋银”（《元史·刑法志四·杀伤》）。从科举来看，“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稍加密，汉人生则全”（《元史·选举志》）。一些法令是极不平等的，这使得大多数知识分子产生“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马致远《荐福碑》第一折）的悲愤，于是“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邾经《青楼集序》），“以其有用之才，一寓于声歌之末，以抒发其抑郁感慨之怀”（胡仔《真珠船》）。这就是诗人一再呐喊“急流勇退寻归计”、“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的思想实质，也是这支小令所表现的中心思想。
〔南吕〕四块玉
关汉卿
闲适
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
本篇是关汉卿《闲适》这组小令的第四首。同第三首一样，它也是倾诉自己为什么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三首主要是从名利虚幻的角度说，这一首主要是从贤愚颠倒的角度说。合而观之，作者的思想脉络就比较清晰了。
“南亩耕”用陶渊明典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来，“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之一），高风亮节，世所钦仰。“东山卧”用谢安典故。谢安曾在东山（今浙江上虞）隐居，屡辞征召，高卧不起。这两位古人都是作者心目中的榜样。然而，诗人为什么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呢？这决不是因为诗人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和陶渊明、谢安一样，都曾有过济苍生、安社稷的抱负，但在亲身阅历了纷纭万象的“世态人情”之后，他对于自己面对的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什么“世态”？何等“人情”？作者这里没有明言。但联系作者的其他作品，不难想像他所指的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窦娥冤》）的善恶颠倒；“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裴度还带》）的人才悲剧；“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鲁斋郎》）的钻营奔竞；“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鲁斋郎》）的浇薄世风。往事历历，发人深省。“贤的是他，愚的是我”用“倒反”辞格，一“他”一“我”，泾清渭浊，了了分明，这充分表现出作者傲岸的气骨和倔强的个性。
中国古代士人的处世态度，要而言之就是人世、出世两种。但大凡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不论人世也好，出世也好，总是要和现实产生矛盾，和世俗发生龃龉，因此他们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常常需要一反流俗，孤标独立。杜甫曾叹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不得实现，说自己“窃比稷与契”是“许身一何愚”（《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关汉卿此处又因归隐田园而宣称“愚的是我”：两位作家处世态度不尽相同，但其愤懑不平则是一致的。当然他们所自许的“愚”，都是“貌愚而志远”（葛洪《抱朴子》），这是不待言的。
〔商调〕梧叶儿
关汉卿
别情
别离易，相见难，何处锁雕鞍。春将去，人未还，这其间，殃及煞愁眉泪眼。
“梧叶儿”，又叫“碧梧秋”或“知秋令”。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作词十法》中把这支小令作为“定格”，并说它“音如破竹，语尽意尽，冠绝诸词”。王世贞在《曲藻》中又把它作为“情中悄语”的适例。说明它在选调、造语、立意诸方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就选调来说，自元燕南芝庵提出“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如“仙吕调唱清新绵邈”、“商调唱凄怆怨慕”（《唱论》）之后，明朱权的《太和正音谱·词林须知》、王世贞的《曲藻》均采其说，至王骥德更进一步加以具体的论述：“凡宫调须称事之悲欢苦乐，如游赏则用仙吕、双调等类；哀怨则用商调、越调等类，以调合情，容易感动得人”（《曲律·论剧戏》）。这支小令是写哀怨，写“黯然魂消”的离愁别恨，所以选择了宜于表达“凄怆怨慕”感情的〔商调·梧叶儿〕，从而容易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就造语来说，曲和诗词是有区别的，大抵诗词贵文雅而曲贵本色，诗词宜蕴藉而曲宜明爽。这支小令，没有堆垛学问，雕琢辞藻，而是用平常语道出人物的心曲隐微，贴切自然，感人至深。所以周德清说曲中的“‘这其间’三字，承上接下，了无瑕疵。‘殃及煞’三字，俊哉语也”（《中原音韵·作词十法》）。它巧妙地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把曲中女主人细微的内心活动委婉地表达了出来。“别离易，相见难，何处锁雕鞍”，是后悔心理的写照，是用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的句意。到底是什么地方把他的“雕鞍”锁住了呢？她怀疑了，她后悔了，诗人巧妙地运用了柳永的“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定风波〕）的词意，既怀疑有人这时锁住了他的“雕鞍”，又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把“雕鞍锁”，真是语少而意多，语浅而意深。“物换星移”的季节，容易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闲愁。曲中的女主人公早就在倚楼凝望了，可现在“春将去”而“人未还”，怎么不引起“意夺神骇，骨折心惊”（江淹《别赋》）的悲伤呢？“殃及煞愁眉泪眼”，正是这种感情的表现。如果说“何处锁雕鞍”以前，只是淡淡的哀愁，那么“春将去，人未还”，便是深深的埋怨了，到了“殃及煞”一句，便是爱和恨交织起来的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坦露。寥寥数语，把这女主人公隐曲的感情发展的过程，很有层次表现了出来，使人感到这情是从肺腑里流出来的，这话是从心坎里说出来的，因而具有强大的感人的艺术魅力。
〔双调〕沉醉东风
关汉卿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对于以抒情为主要艺术使命的韵文诗体来说，人类怅惘凄恻的离情别绪，自然是它们的重要题材，正如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羁旅之愁、风月之叹一样。在这类作品中，又可因时、地角度不同而分作两种，其一是久别长离之后的深深怀想，另一则是描写话别饯行之际的两情依依，分手瞬间的骤然心紧。前者继承的是汉乐府游子思妇的传统，后者的佳篇可举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无题诗，柳永“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的〔雨霖铃〕词。关汉卿的这首〔沉醉东风〕，正是属于后者的曲之佳构，是一首声情并茂的用散曲写就的“长亭送别”。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虽眼下近在咫尺，但即刻便要各分南北了。咫尺，所指自然是空间上的距离。而与之对仗的“霎时间”，则表示时间上的短暂。虽说月有阴晴圆缺，花亦有开谢盛衰，自然现象的变化本在人的意料之中，但这“霎时间”的“月缺花飞”，人何以堪！可见此处之“月缺花飞”并非眼中之景，实为心中之情：花好月圆，能有几时？
如果说柳永“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句，讴歌的是一种无声之别的话，那么关氏笔下，则是有声之别；柳词的千言万语竟无从说起，自然写尽了分别之伤感，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也；但关氏笔下的“有声”，却较“无声”毫无逊色，且令人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关键在于，作品中女主人公的话语被处理成一断一续。“保重将息”与“好去者望前程万里”之中夹一句“痛煞煞叫人舍不得”的叙述。而“痛煞煞”又“舍不得”的，是送者，亦是行者。送别的场面正是这样，送行人“眼阁着别离泪”，而游子，又何尝不是透过晶莹的泪膜在凝望着恋人的泪眼呢？真所谓“搁泪眼望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也许正因为意识到“保重将息”过于缠绵而使对方不堪，送行女子这才提高嗓音补了一句勉励：好好去吧，愿君前程万里。她是有意把话转移到这唯一令人振奋的题目上来的。这是她的祝愿，亦是淡释离恨的唯一心理助剂。
〔双调〕沉醉东风
关汉卿
忧则忧鸾孤凤单，愁则愁月缺花残。为则为俏冤家，害则害谁曾惯？瘦则瘦不似今番，恨则恨孤帏绣衾寒，怕则怕黄昏到晚。
这首小令写女主人公与心爱的情人离别之后那种茕独凄惶的幽恨和刻骨相思的愁绪。
开头两句写离后的孤独凄凉。妙在两个比喻能暗中唤起对昔日恩爱欢聚的美好回忆，而与今日之景况形成鲜明对照：从前****甚笃，鸾凤和鸣（鸾凤：凤凰一类鸟，古人常用以喻夫妻。）。今日却劳燕东西，鸾孤凤单；从前是花好月圆，良辰美景，今日是月缺花残，四壁萧然。离合悲欢，迥乎霄壤；抚今追昔，能不令人销魂断肠？故以“忧则忧”、“愁则愁”的重叠句法，来反复加强这忧伤离愁的感情分量；其中又隐含着对未来的希望：何时才能再度鸾凤比翼、月圆花好呢？两句用了对偶（合璧对）、比喻、重叠三种修辞手法，只写眼前，却能包前孕后。
三、四两句写离后的相思哀怨。“俏冤家”是对她心爱情人亲昵的称呼。“俏”，表明男方的俊俏可爱；“冤家”，本是咒语，意谓对头，一般也用作对情人的昵称，义亦兼含幽怨。“害”：指害相思。“谁曾惯”：何曾过惯。两句是爱与怨的交织，因为害相思的熬煎正是“俏冤家”离去所致，故聚时爱得越热，离后也怨得越深。“谁曾惯”，既明含哀怨，又点明她以往不曾经受过这种熬煎，破题儿头一遭领略这相思的滋味，当然使人不堪，难以习惯。两句由昵爱而生相思，由相思而生哀怨，曲尽闺妇心灵深处复杂细腻的感情波折。
第五句写其形容消瘦憔悴，是前四句内心忧、愁、爱、害折磨的外化结果。六七句写其既恨且怕的心理。孤单一人，独守深闺，空空荡荡，惟有冷清清的罗帷和绣花被；黄昏降临，长夜难眠，形单影只，将怎样熬到天明！“独坐黄昏谁是伴，怎叫红粉不成灰”！这种孤寂凄凉的生活怎能不令她既恨且怕呢？“恨”，是忧、愁、爱、怨的递进深化；“怕”，是感情波澜的高峰浪尖。它使人想到：日日如斯，夜夜如此，这孤独、寂寞、凄凉、可怕的日子何时告了？
此曲属重句体，通篇多用同样口气的重叠句法，从各个侧面反复铺排，淋漓尽致地渲染出离情别绪的浓度。通篇无一景语，纯系抒发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不仅语语真切，令人沉醉感动，而且感情线索极有层次：忧、愁、怨、害、恨、怕，层层递进，步步深化，而核心和基础却是爱，诸种情愫皆由爱所生。“瘦”则是诸种内在感情作用的外化结果，亦由爱所致，王国维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人间词话》）此曲正是通过层层揭示人物心灵深层的一系列心理状态，一个痴情笃爱，茕独凄惶的思妇形象便活脱脱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语言虽通俗浅易却包孕深厚，句法虽重叠却极富于变化。其缠绵悱恻确“如琼筵醉客”（《太和正音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