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们又将一小条书简塞进鱼肚，上面写着陈胜理应顺天意而为王的字样。然后由人自集市上把鱼买回来，剖开鱼腹准备烹杀，这样自然就发现了里面的书简。众人大惊，将其与以前夜半狐鸣之事一联系，惊呼陈胜为天人，陈胜的号召力在戍卒中陡增。后来，陈胜和吴广借故杀掉了两个看送他们的军官，并揭竿而起，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人也跟着响应，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大风暴。
制造声势之法，关键在于以势取人，也就是兵圣孙武所说的“求之于势，不择于人”。只要声势造得好，就会取得群众的拥护，增长自己的实力，同时削弱对手的力量。
“虚张声势、引导舆论”还有一种运用手法，就是本来自己力量不够，但是为了迷惑自己的对手或敌人，故意表现得实力强大，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李宗吾看来，“虚张声势”主要用于自身力量不足，却又遇到紧急任务，必须进行的时候来自充门面。
隋朝时候，李世民的一次“救驾”行动无疑是“虚张声势”的典范。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此时杨广取得帝位刚刚一年，他打算去山西的雁门关巡查。
这时，突厥王始毕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起了歹心，发动全国之兵3万多人，提前赶到了山西雁门关，将隋炀帝杨广的銮驾仪仗及少量护卫兵团团围困，企图将其一举歼灭。
突厥向来骁勇善战，隋朝的护卫节节败退，眼看隋炀帝即将死于非命。这时有大臣提议，请隋炀帝写一份求救的诏书，钉在木板上，使其顺着汾河流出去。
无巧不成书，隋炀帝的求救诏书被李世民发现了，他一眼看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为今后夺取政权奠定基础的大好机会，便极力劝说屯卫将军云定兴领兵去救。
然而云定兴却为难地说：“我的兵力还不及突厥兵力的五分之一，怎么可以冒险去救驾呢？弄不好，连我们自己都会全军覆没。”
李世民说：“兵不厌诈。力量不够，可以虚张声势，只要不正面对敌，我们就能胜券在握；如果不去救驾，将来就难逃死罪了。”
云定兴听他说得有道理，就请他详细说明具体办法。
李世民说：“把我们几千人的队伍分散到几十里的区域，再多张旗帜，多鸣战鼓，只在暗道荫蔽处大造声势，几千人也能造出十万大军的威势来，那么何愁突厥三万围兵不退呢？”
云定兴权衡利弊后，决定听从李世民的建议，于是就前去山西雁门关通过虚张声势的方式救驾。按照李世民的计策，云定兴的几千人部队分散到了各地，突厥人顿时大惊，不知道隋军的救驾部队究竟有多少。
突厥可汗始毕自忖三万大军远不是隋军十万救驾部队的对手，于是只好撤兵，杨广终于被救了出来。云定兴、李世民自然因为立下大功而得到了重赏。
兵法有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虚张声势的用意，就在于利用诡道给对手设计一个谜局，再辅以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其不战自退，从而致使己方用最小的损失赢取最大的胜利。
借助神秘，故弄玄虚
人性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往往对自己没有经历过却又不断听别人说过的神秘力量深信不疑，他们相信世上存在许多人类未知或是已知但无法控制的力量。厚黑识人学认为，可以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大做文章。
在我国古代，君主被称为“天子”，即皇帝是上天派来拯救万民于水火的人，是“天意所授，天命所归”。
这自然是毫无道理的。但这种“人神结合”的性质，不仅可以使君主得到更多的拥戴，也可以使国家政权得到巩固。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当时人们对于未知自然力量既深信又畏惧的心理。
将人用神的概念进行异化，这就使得君主处在了某种介于人神之间的特殊位置。在中国古代的史传中，几乎每一个君主都有一段关于自己血统来源的神异记载。
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交龙于上，已而有身”。前赵君主刘聪之母“梦日人怀”乃生刘聪。北齐后主高纬之母“梦于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南朝梁武帝萧衍，“母尝梦抱日，已而有娠”……既然君主不是“凡胎”，出生之时就免不了会产生各种神奇的异兆，相传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满屋子都是红光；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呱呱坠地时，更是热闹非凡：“载诞之夕，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进”。元朝末年，又有一番奇异景象：一个婴儿降生时“红光满室”，其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规奔救，至则无有”，这个降生的婴儿便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
历史上，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和加强自己的权威，往往喜欢紧紧抓住天命这根救命稻草，千方百计地进行舆论宣传，制造一种太平盛世、“王道乐土”、天堂之国的假象，制造幸福、祥和、团结的气氛，敷衍民怨，混淆视听，从而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李宗吾认为，厚黑处世者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做法。
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可以成为搞阴谋政治的手段，当然也可以作为推翻某一封建王朝统治的方法。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典型。
刘邦本来是沛县的一个亭长，有一次，上面派下任务，要他押送一批奴隶赶赴骊山，为秦始皇修造宫殿。
结果没走到半路，奴隶们纷纷逃跑了。刘邦心想，这些被迫服役的百姓肯定都有逃走的打算，而自己由于势单力薄无法制止，这样下去，耽误了工程可是死罪难免。
刘邦权衡再三认为，与其勉为其难，押着他们赶路，最后落得个杀头的结局，还不如现在当机立断、起义反秦。
到了晚上，刘邦就召集全体奴隶，请大家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邦突然举起酒杯说：“诸位，我知道你们谁都不愿意去服苦役，这是人之常情，我也不便勉强。秦王不仁，视百姓为刍狗，我现在决心起兵抗秦，愿意追随我的，请留下来，不愿意的，各自回家。”
奴隶们一听，欢声大作，一部分如鸟兽四散而逃，另一部分围住刘邦，表示愿意跟随他一起做事。
于是，刘邦带着这些愿意追随他的人一同逃亡。数天后，一名探路的奴隶慌慌张张地赶回来报告：“沛公，不好了，前面有一条巨蛇盘踞在小路中，把路都堵住了，很难过得去，我们还是回头找其他出路吧！”
刘邦正在喝酒，听完之后醉醺醺地说：“壮士出行，还怕什么猛兽！”接着又猛喝了几口酒，便拔出佩剑，奋勇向前。大蛇遭到奇袭，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刘邦借着酒劲又劈又砍，终将大蛇劈为烂泥。
这时，刘邦卧倒在路旁，醉得不省人事。跟随在后头的人迟迟不见刘邦的动静，就上前去寻找。他们发现就在刘邦斩蛇的地方有位老妇人在抽泣，大家感到奇怪，便上前询问缘由。老妇说，她的儿子是白帝之子，有神仙说他将死于赤帝之子手上。今天化为蛇形，横在此路上，想不到果然被赤帝之子给杀了，所以才在这里痛哭。
说话间，老妇人却突然不见了。大家感到非常惊讶，于是找到刘邦，并告诉他这件奇遇。从此之后，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认为刘邦是真命天子，纷纷加入起义军，跟随刘邦打天下。
这件事情听起来过于玄乎，自然是无稽之谈。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君权神授”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个百姓的骨髓之中。刘邦借用这样的故事，使得更多人依附和归顺于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这个故事才得以一传再传。
在李宗吾看来，这种斩白蛇起义的传说，显然是刘邦在打下天下之后，为突显他是真命天子而制造出来的“神话”。因为刘邦出身的确太低，为稳定汉王朝政权，负责的官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装神弄鬼，做一番“形象包装”，以证明刘邦的确是真命天子。
李宗吾认为，“流言”同样是社会舆论的一种。人们往往对所谓的真实消息心存疑问，而对小道消息却深信不疑，所以很多帝王将相都曾用“流言”来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这种做法也是厚黑学中的一种手段。
大话欺人，引起注意
对于厚黑处世者来说，“吹牛”同样是一种生存的本领。“吹牛”的手法多种多样，目的各不相同，形式千奇百怪，效果也不尽相同。李宗吾认为，要想以厚黑之道处世，“吹牛”是必不可少的法门，即不仅要能“吹牛”，还要会“吹牛”，要达到“嘘枯吹生”的境界，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厚黑之道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