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古语有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一点点积累壮大的，人类的知识财富也是慢慢地发展的。具体到个人的成功与财富当然也要耐心地慢慢积累。中外众多的富豪绝大多数都是一步一个脚印，靠汗水与智慧才积累起巨大的财富的。
20世纪30年代，何善衡来到香港寻找发展机会，他和几位友人合资，在中环永乐街七十号开设了“恒生银号”。虽然起初股本有限，但何善衡工作勤恳，又善于经营，所以生意慢慢有了起色。随着生意愈来愈好，其他亲戚朋友都如蚂蚁嗅到蜜糖一样，争相主动提出入股建议，于是资本渐渐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当时的主要股东除了何善衡外，还有林炳炎、梁植伟、盛春霖等。
恒生银号的业务分布在香港、上海、广州三地。林炳炎是香港总部的领导，何善衡则留在了广州，他们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41年圣诞香港沦陷，为了逃避日军统治，恒生银号的股东便带着资金离开香港，逃到澳门暂避，因为当地已有另一家老字号的“恒生银号”，所以他们在澳门改名为“永华银号”，依然是个不大的企业。
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永华银号立即迁回香港经营，当年9月复业，重新改回“恒生银号”。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市民经历过“银纸无用论”的教训，很多货币钞票，在战争当中几乎变成废纸，只有黄金才能保值。因此，战后，百姓依然以黄金作为主要储存资产的方式，只有在需要购物时，才把黄金换成货币。因此，很多人都需要银号的服务，于是恒生银号生意兴隆，何善衡再一次返回广州坐镇。1947年，香港兴起了炒金热潮，黄金涨价速度甚快，银号的生意变成以炒金为主，兑换反而成了次要业务。炒金之道，何善衡最擅长，因此，何善衡到香港主管炒金。仅一两年时间，何善衡就为恒生银号带来了巨额收益，成了恒生银号的头号功臣。自从恒生银号成立开始以来，林炳炎一直是银号的领导人，1949年林炳炎病逝后，何善衡凭借经验和成绩，当上了恒生银号的领导。这时候，何添、利国伟等相继加入成为股东。恒生银号资本再一次扩大。
战后生意发展愈来愈好，香港金融业日益兴旺。
1959年，恒生银号以巨资在中环兴建了总行；1960年1月1日，恒生银号正是更名为“恒生银行”。此后，恒生银行陆续成立分行，到了1965年，总共开了九家分行。1965年是恒生银行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当年，香港经济起飞，地产物业市道兴旺，无论实业家还是地皮炒家，都向银行银号借贷，银行业生意火暴。为了吸引存户，银行以高息作招徕，争相做借贷的生意。过热的业务必有迅速冷却的机缘，过度借贷的银行如果出现呆坏账，未能及时收回现金周转，便可能会出现信任危机。有些银行银号便有此情况，最后连并无财务危机的恒生银行也给卷入挤提漩涡，提款的客户挤满总行分行。无奈之下，何善衡只能以出让51％的股权换来汇丰银行的支持，最终才渡过难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恒生银行创作了一首很优美的银行宣传片，鼓励市民储蓄而且把钱存放在银行。由60年代开始，“恒生银行”这个名字，渐渐为香港人所知，而恒生银行亦伴着不少香港人成长，由小银号发展成大企业。到1969年，恒生银行的分行已经开了39间，同年，恒生银行制订了“恒生指数”的股票概念，以33只最有实力的股票，作为计算股市升跌势的工具。自此，恒生指数就成了香港股票市场的正式指数，极有权威性。
1972年，恒生银行上市后，资本得以大大扩张，生意亦愈做愈大。
集腋可以成裘，聚沙可以成塔。做生意的目的是赚钱，只要有钱赚，不分多和少。不仅是何善衡的恒生银行，世界上许多富商巨贾，也是从小商小贩做起的。美国的亿万富翁沃尔顿，是经营零售业起家的；鼎鼎有名的麦克唐纳公司，是经营小小的汉堡包发财的；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创业之初也是做小小的塑胶花生意的。不仅仅是做生意，任何人生的成功都离不开积累和努力。俗话说：滴水可以聚成大海，累土可以成高山。从一棵树到一片森林，需要阳光雨露的长年照耀与滋润。从一介平民到超级富翁，需要一种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韧劲。
只有耐下心来一点点地积累，一天天地努力，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收获自己的那片“森林”。
真诚为善，智慧做人
真诚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正因为这世上太多的算计与欺骗，所以人们往往容易被真诚感动。人与人之间不是只有战争，即便是对立的双方，也有化敌为友的可能。当你想让你的敌人成为朋友的时候，真诚经常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三国时期，诸葛亮以机智胜人，以计谋称雄。但所谓计谋也并不都是黑暗里的算计，有时候真诚也是一种计谋。
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南方的少数民族发生武装叛乱，诸葛亮决定亲自南征。诸葛亮带军出发前，接受了参军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当时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在南方很有威信和影响，诸葛亮为了使蜀汉政权和少数民族和谐发展，采用了“攻心”战术，即要以真诚来打动孟获，于是他下令军队在同孟获作战只能生擒。
经过一次交战，孟获果然被活捉了。孔明对他不杀不辱，为了使他心服，还有意在他面前显示自己士兵的战斗力，命令军队列阵，亲自把他领在阵前并对他说：“这样的军队你能打得赢吗？”诸葛亮就是想以这种毫不隐瞒军力的真诚打动孟获，同时，也让他知道双方实力上的差距，知难而退，以达到使双方和平共处、“以和为贵”的目的。谁知道孟获是个不服输的人，回答说：“以前我不知你军的虚实，被你用计策打败，现在看了你军的阵势，只不过如此而已。如果给我机会再打一场，我肯定能够取胜。”诸葛亮见孟获没有心服，就把他放了。
孟获回去集合部队再战，结果仍然是兵败被擒，他还不服气，诸葛亮就又把他放了回去。就这样，七擒七纵，孟获确实感到诸葛亮智谋高强，又不是存心与自己为敌，而且他对自己七擒七纵，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确实深深打动了自己，便心悦诚服地投降了。他对诸葛亮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
诸葛亮七擒孟获，一向被世人津津乐道。可人们注意的一直都是诸葛亮在“七擒”中高超智谋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往往忽视了诸葛亮对孟获的“七纵”所表达的诚意。
诸葛亮“七擒七纵”不仅达到了使孟获真心降服的目的，更是其大智慧的体现，是一种对他人的承认和尊重，是为了互相包容，求同存异以达到共生、共长、共赢的目的。
为人做衣，甘当配角
生活就像一个大舞台，主角往往只有一个，而配角却有很多。当力量不足以做主角或不适合做主角时，你是甘当生活的匆匆过客，还是甘当配角，发挥自己应有的价值？著名诗人鲁黎曾说：“总是把自己当成珍珠，就有时时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成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路！”有时候，“为他人作嫁衣”，甘当配角，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气节与胸襟，从而赢得人们的尊重。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黄兴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在许多人看来，中等身材、外表刚毅倔强、宽肩膀、体格强健有力、面貌丰腴、蓄黑髭的黄兴乃是“中国革命之拿破仑”。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的说法。而黄兴那种甘为孙中山的配角，不考虑私利，努力为革命的精神更是令很多人对他肃然起敬。
1905年之前，孙中山与黄兴没有任何联系。1903年，湖南人章士钊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半译半叙，编写了《孙逸仙》一书，认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黄兴就是读了这本书才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有了初步的了解。
1905年，孙中山来到日本，在经杨度的引荐下，黄兴与孙中山见了面。二十多天后，“中国同盟会”便成立了。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会上，正是黄兴提议：
“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顺利当上总理。
在认识孙中山之前，黄兴就已经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大多数与他也很接近，辛亥革命之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最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起义，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民国初创之际，人们重视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各方看好乃是顺理成章的。
但黄兴知道孙中山比自己更适合做总理，他适合的是为孙中山的理想去实践，去执行。正因为有了这一点认识，在辛亥革命之际，孙中山回国前，黄兴主持处理了大部分军政、民政要务，包括筹款、议和等重要事务，经受了很大考验。但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
黄兴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罕见的，处处闪现出他的伟大人格。配角并不只是龙套，做好配角，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大象无形
老子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象无形。”并将其视之为“道”的最高境界，可谓精辟至极。
音乐至最华美反而听起来变得平淡缥缈了，形象至最完美反而变得不着行迹了。做人也要做到最高明，那就是将“与众不同”变成“平庸无能”。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
所谓“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是说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适时表现出虚弱不堪，无法成事的样子，以此来迷惑强大的对手。在厚黑处世中，可以用此计施于强敌，在其面前，尽量锋芒敛蔽，忍住自己想有所表现的欲望，表面上百依百顺，装出一副如睡似病的模样，使对方心生鄙夷，不起疑心，一旦时机成熟，即如闪电般地将对手击败。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猎人想捉住老虎，就装成了一只肥猪，学着猪叫，这样既可引出虎来，又可使其不加戒备，等到时机成熟，再猛然出击，打它个防不胜防。
李宗吾认为，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可以先装出软弱无能的样子，使其不存疑心，一旦有机可乘，出其不意，可一举将其降服。三国时期司马懿就是靠这招，最终杀了曹爽。
公元238年正月，魏明帝曹睿病重。在龙榻上，魏明帝拉着司马懿的手，将年仅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他。
司马懿痛哭流涕，发誓效忠。当天，魏明帝死去，太子曹芳即位，史称魏齐王。两位辅政大臣，司马懿德高望重，曹爽则年轻浮躁。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曹爽多次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京城重要官职。不久，曹爽又奏告小皇帝，说司马懿德高望重，官位却在自己之下，甚感不安，应将他升为太傅。
曹芳应允，将司马懿封为太傅，架空了他的权力。
然后，曹爽命尚书省官员凡事要先奏告自己，从而独揽大权。专权后的曹爽一天天骄横自大，像一只急速膨胀的气球。
此时，司马懿却压制住自己的情绪，始终对曹爽保持谦虚恭敬。到了公元247年，曹爽已经基本控制了朝政，京城的禁军也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于是朝中的大事，曹爽就基本上不再同司马懿商量了，偶尔司马懿发表些意见，他也根本不听。
对此，司马懿表现的似乎并不计较，依然表现出谦恭的样子。此后不久，他的风瘫病复发了，便回家静养，不再管事。这一病差不多就是一年。
曹爽开始对他还不太放心，公元248年冬他的心腹李胜将出任荆州刺史，他特地让李胜去向司马懿辞行，观察一下司马懿的动静。李胜到了司马懿府，见司马懿让两个婢女在两旁扶着，才站得起身来招呼李胜，他接过一个婢女拿来的外衣想要穿上，不料手颤颤抖抖，衣服又掉在了地上。
随后他坐下，用手指了指嘴，表示要喝水。婢女就端来了一杯稀粥。他接过粥送到嘴边，慢慢地喝，只见汤水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弄得胸口上湿了一片……李胜回到曹爽那里，将司马懿的情形一一禀告，最后说：“司马公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不足为虑。”这样一来，曹爽算是彻底放心了，从此再也不加防备。公元249年正月，皇帝曹芳出城祭扫魏文帝的皇陵，曹爽兄弟也跟随前往，只带了少量的卫兵。
他们出城不久，在曹爽府中留守的部将严世忽听到街上有大队人马跑动的声音，心中起了疑心，马上登上城楼察看情况，他一看大惊，只见司马懿坐在马上，带着一支军队向皇宫的方向狂奔，虽然司马懿已经是白发飘飘，但精神依然矍铄。